从1949到1976：批《武训传》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领域三大批判之一_风闻

导读：《武训传》如今解禁了，但在当年它是第一部新中国禁播的电影。有佞人称，《武训传》如果当年不禁，能拿奥斯卡奖。那么《武训传》真的能拿奥斯卡奖吗？为什么当年要禁播呢？

时间轴：1950-1951

1951年初，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部208分钟的影片在年初公映。

但在众人的一片叫好声中，老人家却对此片展开了批判，此后该片被禁播，一直到现在才解禁。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什么影片呢？为何让老人家如此兴师动众呢？老人家为什么跟别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呢？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武训传》，由昆仑影业公司出品，孙瑜执导，赵丹主演，为纪念武训诞辰111周年而拍摄。

昆仑影业公司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小有名气，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

导演孙瑜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拍《武训传》之前已经导演了16部作品。

主演赵丹于1949年凭借剧情电影《乌鸦与麻雀》，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主演了《林则徐》、《烈火中永生》等电影。

《武训传》的拍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然而这样一部影片，老人家为什么要极力批判呢？

为此，我们就来揭秘老人家批判《武训传》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看这部影片到底该不该被批判？

武训是一个晚清时代的人，生于1838，卒于1896，简单来说，他是鸦片战争前出生，中日甲午战争后去世，前后都是两年。

武训原名叫武七，武训这个名字是清廷嘉奖他兴办教育的功劳，取“垂训于世”中的“训”字，所以赐名为武训。

武训出生在山东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家庄，这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在家里排行第七，所以被称为武七。

封建王朝下的农民生活都很贫苦，晚清时代下的农民更是落魄，因为除了要忍受本国地主的压迫，还要忍受外来势力入侵带来的剥削。

武训的一生过得算是悲惨，可谓是命运多舛。

7岁时，武训的父亲死了，他只能靠乞讨为生。

14岁后，武训给别人当佣工。但雇主欺他是文盲，做假账来欺骗他，最终他不但没有拿到工钱，还被反诬为“讹赖”，并且遭到毒打，这成了他日后兴学的动力。

20岁时，武训成了职业乞丐，他到各地去行乞集资，用于创办学校。

30岁时，武训在今天河北的馆陶、山东的堂邑、山东的临清这3县置地300余亩。

50岁时，武训与杨树坊在山东的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

51岁时，武训与了征和尚在河北的馆陶杨二庄创办“育英堂”。

58岁时，武训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山东临清镇创办“御史巷”。

一个乞丐帮助清朝政府办学，当然应该对其进行表彰。

于是，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表彰他“孝义、节行、克己好义”，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立牌坊。

能立牌坊足见对其嘉奖的等级之高，因为古代的牌坊得到官方认可的只有两类：一类是功德牌坊，一类是贞节牌坊，给武训立的便是功德牌坊。

武训死后十年，也就是1906年，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此时清朝离最后的末日只有5年时间。

武训不但得到了清朝表彰，民国政府也为其表彰，而表彰的人中有有政界的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军界的张学良、杨虎城，教育界的何思源、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民国政府的三界都对其表彰，梁启超甚至还亲自为武训立传。

武训作为一个乞丐，死后得到如此多的褒奖，背后有诸多名人为其背书，人生不可谓不风光，从单纯办学这件事情上来说，武训确实做得没错。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他所处的时代，也不可能掩盖他自身的阶级，每个人身上都打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武训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老人家所批判的并不是武训本人，这在他所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留到后面详细说明。

老人家批判的是《武训传》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为什么要批判呢？

先来了解一下《武训传》这部电影到底拍了啥？

《武训传》其实算是旧社会的遗作，它的拍摄可谓是一波三折。

最开始是陶行知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把武训事迹搬上银幕。

1945年，赵丹从新疆获释，在医院养病时读到了《武训先生画传》。

此时相当于导演和主演都看过了剧本，有了合作的基础。

1948年，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11月时，拍了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因资金枯竭而停拍。

1949年，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和已经拍了三分之一的底片和拷贝。12月时，昆仑完成拍摄。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昆仑公司的拍摄剧组为了谨慎起见，请教了由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组成的编导委员会。

编导会经过讨论，给出了修改意见：将《武训传》的主题类型由歌颂“行乞兴学”的正剧变成“兴学失败”的悲剧。

1950年1月4日晚，《武训传》修改重拍前夕，昆仑公司的编导会又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领导讨论电影脚本。

当时夏衍就认为，“武训不足为训。”

于伶也认为，应该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

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也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

这说明《武训传》在重拍之前，文艺界就有人质疑这部电影的问题。

昆仑公司的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周总理，征求意见，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

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

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终《武训传》重拍时，根据编导委员会的意见，对剧本做了修改，故事情节与武训本人的生平接近，但加入了两个人物。

这两个人物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影片为了强化武训办学的原因，也是契合当时的需要，于是虚构了这两个人物，他们分别是：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

周大是一个反抗角色，而小桃则是一个被压迫角色。

影片《武训传》是从一个女教师纪念武训开篇，以众人拜武训像开始，而这正是老人家要批判的地方，为什么要批判，我们后面详细介绍。

接下来的故事就从女教师向孩子们介绍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读书去行乞开始。

道光二十五年，武训七岁时，父亲去世，于是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

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

不久母亲也死去，武训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

17岁时，武训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了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

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于是武训与他争辩，结果被吊起来毒打一顿。

最后周大出现，打倒保镖，救出武训。

张举人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关进死牢。

小桃则因张举人一家逼她嫁给曹屠夫，自己又无力逃跑几次想自杀，被钱妈劝阻。于是她准备找武训商量，逃出苦海。

武训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终于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

小桃来到破庙里找到武训，此时武训正沉浸在办义学的计划中。

他将一个泥塑不倒翁送给了随小桃前来的小茂，以表明自己办学的决心。

张举人的奴才突然赶来打倒了武训，强行拉走了小桃。

晚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死牢里的周大和泥地上的武训发出了“我们要报仇”的呐喊，然而无路可走的小桃当天夜里悬梁自尽。

武训怀着深仇大恨，强装笑脸，以小丑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沿街卖艺，乞钱办学。夕阳西下，他坐在小桃坟前沉思，将桃核埋进土里。

在李四的帮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越狱出逃。

之后周大找到武训和李四，要他们一起造反，武训因一心办义学，拒绝同去。

十年过去，武训积攒下了一百二十吊钱，存在地保高春山那里。但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据，翻脸不认账，武训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但武训依然坚持要为孩子办学，二十年过去，武训积足了办学的经费，在杨进士门前跪求了三天，终于建起了义学。

光绪十四年，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传到五十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母亲的坟前长跪，口中喃喃自语：“娘，穷孩子也能念书了。”

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此后仍然一囊一钵，到处奔走募化。

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当心受骗，武训开始怀疑了。

郭知县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要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

此时清王朝因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北京。

清王朝的鹰犬们献技，认为对周大这样的“响马”采用剿的政策，对武训这样的人采用抚的政策。

于是，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

但是当“乐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时，武训却好像发了疯，不肯跪谢皇恩。

满腔悲惘的武训拖着黄马褂走进学堂，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黄马褂被遗弃在尘埃中，武训向远方走去，周大则带领着义军风驰电掣地经过武训身旁，卷起了滚滚黄尘，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

片尾的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影片的故事情节大概了解之后，我们来聊聊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发生了哪些事情。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和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结果场场爆满。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成三小时版，将拷贝带到了北京。

2月21日晚，中央很多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开完会之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放映完之后对影片报以掌声和赞许，但老人家当晚没有参加观影。

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反响热烈。

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几十篇褒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这种情形是否很像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武训的表彰？

当老人家看到《武训传》时，已经是3月份的事情。

当时所有人都在为这部影片叫好，众人都对这部电影褒义热烈的掌声时，唯独老人家却指出《武训传》是根本的性质问题，实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民族。

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老人家并不是在3月份就给予批判，而是在两个月之后，即5月20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注意这个时间点。

这说明老人家对《武训传》的批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在当时的文艺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下发出的。

那么《武训传》是否真如老人家说的那么严重呢？我们来深入分析背后的逻辑。

任何艺术作品背后都有目的性，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创作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反映，否则就不是创作。

大自然形成的景观不具备创作的目的性，但是作为有思想的人，无论其创作什么作品，哪怕在墙上尿出一个符号都具备目的性。

那么拍摄《武训传》的目的何在呢？

武训这个人生在晚清时代，而他做的事情被清政府表彰，在他死后十年为他立传、修墓、建祠、立碑，清廷为什么哟这么做呢？

这时候的清廷摇摇欲坠，这个时候还想着表彰一个办学的乞丐，无非就是让人不要造反而已。

武训是被封建社会树起来的人，其兴学所兴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的学，而不是兴反封建主义的学，而我们打倒的三座大山中就有封建主义，这就是《武训传》影片背后的逻辑悖论。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恶霸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我们将恶霸打退了，恶霸受了重伤，本该一命呜呼，没想到他养的一只狗救了他，让他活了过来，结果恶霸再一次为害乡里，整个村庄惨遭灭门。

那么问题来了，这只狗我们应该歌颂它的忠义吗？狗救主人值得称道，但是如果不是这只狗救了那个恶霸，那么这个村庄就不会有灭顶之灾。

比起狗的忠义，难道一个村庄的人命就这么卑贱吗？

武训兴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兴的学看上去是在培养人才，但是培养的也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人才，是为封建主义卖命的人才，打击的是人民群众，打击是我们为人民群众牺牲的英雄先烈。

这种人我们能歌颂吗？

影片的致命伤在于让老人家觉得这是包藏祸心，因为剧本被修改得不伦不类。

影片开头让一位女教师讲要纪念武训，这完全就是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武训兴的学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不是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之学，我们怎么可能把武训这个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人供奉起来呢？这完全就是胡扯了。

接下来的镜头是众人听了女教师的话，对武训像行鞠躬的拜礼，则更是意味着这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教育民众信奉封建主义思想。

影片结尾女教师又说了一番“为人民服务”的话，然而武训本人和从武训办学的学校里出来的人，都与为人民服务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是，影片要强行把两者扣在一起，这不就是明里画着社会主义的脸，暗地里藏着封建主义的心吗？

历史上的武训是接受了清廷的黄马褂的，说明他对封建主义那套东西是认可的，他并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

但是，《武训传》的影片里，武训却将黄马褂扔在了地上，这明显就是歪曲了历史，刻意美化了武训本人。

这就不是人物传记电影的拍摄宗旨了，这就变成了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没有这种觉悟的人，非要拔高到超越他的时代和阶级，这就是有意无意地掩盖其本质。

如果仅仅是一两人觉得《武训传》拍得好，那么问题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可以视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作品看待。

但是，大多数人都在为此叫好，而且还有身居高位的人也这么认为，那就是思想危机，这说明存在集体意识偏差。

因此，老人家不得不对此做出严厉的批判，否则就会任这种意识偏差继续滑向深渊。

实际上，拍武训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奋斗，与西方的电影如出一辙，这是西方喜欢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题材。

西方认为个人的奋斗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但这不过是一句谎言。

个人的能力有限，大部分人都只能顺从整个社会的变革，根本无法改变社会，毕竟当老板的人，远远少于打工的人。

作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我们的政权是牺牲了几千万英雄和先烈换来的，这些英雄才是我们应该宣传和歌颂的。

我们的革命英雄不宣传，偏偏要宣传一个被我们推翻的王朝竖起来的人，这是何道理呢？

这样一个兴学也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人，却要冠以为人民服务，这岂不是玷污我们的宗旨吗？

武训终其一生，其结果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封建统治阶级镇压我们领导的农民革命，杀害我们的革命英雄，这样的人，我们岂能歌颂呢？

我们如果歌颂这样的人，那么我们那些为打倒封建主义而牺牲的英雄又算是什么呢？

如果当时大多数领导都看不透这一点，还出现了意识偏差，那么今后出台方针政策会不会也出现意识偏差呢？这就是老人家要严厉批判《武训传》背后的逻辑。

我们将时间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老人家的高度关注。

之后，老人家连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

老人家为什么要发表这么多的文章？就是为了防止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思想混乱的情况。

当时剧本和影片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是因为在当时“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治大背景下，我们对原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采取以“团结为主，改造为辅”的方针，同时为了“驱除西方电影”而制定的相对宽松的电影政策。

但是，当《武训传》上映之后，思想混乱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报刊上发表颂扬文章有40多篇。

当时的文人开始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词汇来包装武训，看看他们把武训包装成了什么样子。

“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

“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

“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

不仅包装武训这个人，而且还将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归结为因为“不识字”和“愚昧”，还鼓吹“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的荒唐言论，却根本不触及劳动人民的悲剧来自阶级压迫，来自私有制，自来三座大山。

更加荒唐可笑的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这跟现在一些人推崇反科学反社会反历史的伪科幻小说没什么区别，不仅不批判这种伪科幻，还要将这种小说拔高到是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对宇宙法则的领悟，简直就是荒唐至极。

正是在这种对《武训传》好评如潮，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改良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思想混乱不堪，而文艺界缺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反击时，老人家不得不亲自批判《武训传》，他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说道。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这段话说明了三层含义：

一、武训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维护者。

二、武训办学行为不是为人民服务。

三、宣传武训就是在污蔑我们的历史和革命斗争。

1951年6月，老人家在审阅一篇稿子时有针对性地加写道：

“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还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为了对《武训传》的批判慎重起见，当时还专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对《武训传》褒奖的人和团体有多强大，这与今天有些小说的情况何其相似。

1951年8月，武训历史调查团出发之前，老人家明确指出：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可见老人家真正要批判的是谁？不是武训，而是把武训竖起来的人，这是文化阵地上的较量，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谁才是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谁才是真正心里装着人民和那些死去的英雄，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对于这群民国政府留下来的遗老遗少们，老人家对他们的态度，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将这些“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用他们这些人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太少了。”

老人家有他的无奈，可是历史就是这样，给他的是一副烂牌，而他只能用这副烂牌来打后面的牌局。

因为对《武训传》的批判，导致在老人家逝世后被佞人们大肆抨击，称他这是对艺术的摧残，抨击他的人之中，甚至还有曾经当过老人家秘书的人，也在大呼老人家对《武训传》的批判“非常极端、片面和粗暴”。

今天回顾历史，老人家为什么对文化领域如此重视，为什么一再强调知识分子要自我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自我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必然会倒向与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利用知识分子来美化自己，并且让知识分子来愚弄人民群众，同时为他们的罪恶洗地，而资本家付得起这笔开支。

回到文章的开头，老人家真的断送了中国获得奥斯卡奖了吗？或许是的，毕竟被老人家批判过的影片，西方理应给奖。

借用老人家的话，西方给不给奖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给了奖之后，国人对此是什么态度，会不会为此而癫狂，这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底，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我们的经济实力强大到扔钱就跟大珠小珠落玉盘时，世界一定会听到我们扔钱的声音，也会静下来听我们之乎者也的声音。

老人家那个时代有太多的敌人，到处都是阵地，当时除了在文化阵地上的争夺之外，还有在学术阵地上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