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什么关系？_风闻

作者：温伯陵1

教员和周先生共事的时间太长，发生的交集错综复杂，要用一篇文章说清楚几乎不可能，所以关于教员和周先生的关系，就选几个标志性的阶段，以点带面简单聊一下。

教员和周先生共事的起点，是1926年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

那年元旦，教员以国民党湖南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因为他之前已经代理汪精卫出任中央宣传部长，便在国民党的大会上，代表宣传部做了《宣传报告》，反响非常好。

会议结束后，教员除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理事。

理事长谭延闿不在的时候，教员要代替谭延闿，负责讲习班的日常工作，而且还要给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的课程，每周一到两次。

专注于宣传、教育、农民运动，基本不涉足军事。

周先生则恰恰相反。

那时他已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并协助蒋介石打赢两次东征，声名鹊起，1926年初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的军事部长。

这样的地位，事实上是我党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这两个交集不大的人，最终被蒋介石给捏合在一起。

因为蒋介石得到两次东征的战功以后，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层。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也为了把我党驱逐出国民革命的阵营，3月18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的名义，命令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把中山舰调到黄埔军校，等候差遣。

结果李之龙把中山舰调到黄埔军校以后，蒋介石立即反咬一口，说共产党员把军舰调到黄埔军校，目的是发起军事暴动，危害国民革命，于是蒋介石宣布戒严，并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

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的右派势力，正式对我党出手了。

教员得到消息以后，立即赶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的住处，建议动员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前往肇庆，在叶挺独立团开会。

目的么，自然是依靠我党的直属武装力量，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高层，然后通电讨蒋，削弱蒋介石的兵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周先生也提议，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里，各自成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

如果这件事做成，我党的军事力量将大幅增强，就不止一个叶挺独立团了。

但季山嘉拒绝了教员的建议，陈独秀拒绝了周先生的建议。

事实上，那时驻扎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共有六个军，蒋介石的嫡系只有第一军，负责政治工作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而其他五个军都不是和蒋介石一条心，甚至明里暗里都在反对蒋介石。

如果苏联能倾向我党一些，陈独秀能稍微强硬一些，教员和周先生的建议成功率极高，真要是这样的话，可能近代史上就没有蒋介石的事了。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从此以后，蒋介石进入人生的快车道。

虽然教员和周先生都没有达成目的，但这是他们政治上的第一次合作，双方都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感，为以后的长期合作打下基础。

2

在广州的时候，教员和周先生的地位相差不大，都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奋斗，但在三十年代初期，两人的地位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

因为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遭到毁灭性打击，进而导致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逐渐迁移到教员一手开创的苏区。

而为了拿到苏区的主导权，留苏派的年轻书生便要极力排挤教员。

但周先生不同意把教员边缘化，在留苏派集中火力批评他的时候，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先生，还站出来给教员说话，甚至在教员最灰暗的“宁都会议”上，周先生也没有走极端，而是做了“温和有限”的批评，留下一丝余地。

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是想和教员继续合作。

具体方式就是削弱苏区创始人的威望，组建以自己为中心、教员和朱老总为辅助的班子，在苏区这片红土地上继续革命。

但1933年1月，临时中央正式转移到苏区，把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起来，直接指挥苏区的各项工作。

这样一来，周先生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便撤销了，成为留苏派年轻书生的执行者，教员更是坐上冷板凳，没人敢去看望他。

此时的教员和周先生，未尝没有一丝同病相怜的感情。

紧接着就是留苏派的年轻书生们损兵折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转战两万五千里。

正是在长征路上，周先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往，得出一个结论：“我不是帅才”，于是他在黎平会议上支持教员的意见，指挥红军继续向西走，而不是到湘西找贺龙。

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周先生更是以老资格中央领导的身份，和博古、李德等留苏派决裂，并和留苏派分化出来的洛甫一起，支持教员重新出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遵义会议是教员代表苏区根据地、周先生代表中央和军队、洛甫代表中央和分化出来的留苏派，在政治上联手推翻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一部分留苏派。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遵义会议以后，虽然教员的身份是周先生的军事助手，但在四渡赤水的时候，教员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党和红军，并凭借这份功劳压服众人，彻底拿到军事工作的主导权。

于是呢，教员和周先生的地位便颠倒过来，从教员做周先生的助手，变成周先生做教员的助手。

这次身份转变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之。

到了陕北，教员登上岷山眺望昆仑，然后便写下气势宏伟的《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首词，可以看作是教员在长征后的气质转折点，他经过长征的历练，已经从专注于具体问题的实干家，拥有了目尽青天怀今古的领袖气质。

而在1940年，周先生从苏联回国，准备到重庆工作，乘坐汽车路过陕南的时候，他命令司机停车，然后通知工作人员一起去看古迹。

所谓古迹，其实就是纪念汉初国士张良的留侯庙。

周先生站在留后庙里，说了两句话——

他不是帅才。

留侯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这两句话，说明周先生彻底放下了争领袖的心思，开始以留侯张良自诩，打心底里认可了“助手”的身份地位。

到了重庆之后，他还专门抽时间去成都，参观了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杜甫的两句诗脱口而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他下定决心以诸葛亮为榜样，上佐领袖下安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处理广州中山舰事件的时候，他们两人尚且是平等合作关系，但经过中央苏区和长征的动荡风波，最终变成上下级关系。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身处其中的两人，无不是经历了腥风血雨和反复考量，才形成新的关系。

其中的血与泪、悲与喜，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3

正因为教员和周先生确定了上下级关系，两人也都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在工作上非常有默契，尤其是抗美援朝时期，教员和周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

抗美援朝是教员极力坚持的，战争的大方向也是教员把控的，在朝鲜前线指挥志愿军作战的是彭老总，但抗美援朝有很多具体事务，教员又不擅长处理具体事务，所以教员不方便直接指挥彭老总和志愿军，必须通过一个中间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只能是周先生。

那时周先生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每天除了处理政务院的繁琐工作以外，还要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

据留下来的资料显示，周先生对朝鲜战场的敌情我情、志愿军团一级部队的人事、志愿军分布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了如指掌。

而且志愿军司令部每天要向中央汇报战况，直接汇报对象就是周先生，等周先生整理归纳以后，再带着逻辑清晰的报告向教员汇报。教员根据汇报做出决定，给周先生下达命令，周先生再转给志愿军司令部。

除此之外，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后勤物资，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药品、医疗器材等等，这些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运到朝鲜。

从什么省份收集什么物资，通过哪条铁路线运到朝鲜前线，运到朝鲜前线以后如何交给作战部队，这都是非常繁琐但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做这些事情的，就是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先生。

聂老总后来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的很细。”

可以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先生就是承上启下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把教员和彭老总直接联系起来，可能两个人都会很难受。

自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场开始停战谈判，此后两年时间，教员依然是指挥谈判的大政方针，但负责谈判具体工作的就是周先生。不过彭老总很快就回国了，开始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否则的话，周先生便要打三份工……

在停战谈判的过程中，以李克农、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每天都要向周先生发一份书面报告，周先生整理报告并在脑海中梳理逻辑，清晨的时候，再向即将睡觉的教员电话报告一次。

按这个时间来算，每天晚上他都不能睡整觉。

有时候前方的谈判代表团发来紧急文件，周先生便立即写出数千字的回电，然后发送教员审阅，教员看完一字不改，直接回给周先生，发送前方的代表团。

现在留存下来的一百多件电文，几乎都是以中央的名义发送的，但实际起草人其实是周先生。

教员和周先生的合作方式，基本就是这样。

教员离不开周先生，周先生同样离不开教员。教员需要周先生细致入微的执行力，周先生需要教员高屋建瓴的分析力和决断力。

这样的合作模式，早已超越名扬千古的“房谋杜断。”

4

虽然教员和周先生能亲密无间的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方式，注定了他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上，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遵义会议以后的数十年，教员总是高屋建瓴，从宏观方向上掌握大政方针，他本身又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所以教员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出发点，往往是主义、思想、生产关系、世界革命等宏观方向。

周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负责落实教员的大政方针，并以大管家的身份，处理所有的具体事务，所以周先生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出发点，往往是干部、纪律、生产力、科学技术等细分领域。

就像1956年，教员在《论十大关系》里写道：“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天下一切都为我所用，我把一切又还之于天下，可谓是大气磅礴。

1963年，周先生做过一次报告，期间说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晚年的分歧与矛盾，几乎都来自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不同理解，为此，他们之间爆发了很多次鲜为人知的冲突，例如“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抓革命”和“促生产”的先后顺序等等。

而这样的分歧，同样影响了他们对身后事的安排。

1973年8月“十大”召开，教员要求：“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要三四十岁的人多一些才好”，于是在开幕式上，周先生代表中央做了政治报告，小王紧排其后，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

正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长时间鼓掌，不愿意离开，教员因为腿脚不便，便和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先生站起来和代表们说：“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

而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教员继续当选为主席，周先生和小王当选为副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教员正在长沙休养，周先生便乘坐专机到长沙，和教员进行了数次长谈，后来称之为“长沙决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周先生提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教员同意。

教员说了两段话：

“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你身体不好，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顶。”

但同时，教员决定小张做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召开，周先生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时提出的两步设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会后，小平同志正式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先生治病疗养期间，主持一切会议和呈批文件。

周先生还当众说到：“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小王和小张担当大任，和教员关心思想、主义、生产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是接替周先生主管一切具体工作，并执行科学技术强国的目标。

这几项人事任命，归根到底是来自他们两人的理念分歧。

当然，他们两人做“长沙决策”的时候，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随着两人的离世，他们的理念分歧，也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暂时划上一个句号。

时隔将近五十年，世事如沧海桑田，早已脱离了他们两人的预期。只有他们两人的往事，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待后人评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多大的英雄，都不能永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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