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我本是高山》_风闻

昨天去去影院看了雷导的《拿破仑》，作为拿破仑的半个粉，我的感受是，这部电影整体上来是不错的，服化道这块也比较的还原，唯一的问题出在叙事的手法上。

一是把过多的笔墨放在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感情上，而并没有很立体地展现拿破仑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拿破仑各个战役的具体兵推。

二是过度夸大了拿破仑对于约瑟芬的感情，特别是将它作为拿破仑人生中几个关键转折点的主要推动因素。

比如拿破仑突然从埃及返回，不是因为敏感地捕捉到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回来夺权，而是因为从部下那里了解到了约瑟芬出轨的事情，要回去跟她对峙；同样，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也不是为了再造法兰西帝国，而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年轻沙皇跟约瑟芬搞暧昧而受到了刺激。

诚然，拿破仑临终的最后一句话里，确实有约瑟芬的名字。但这不等于说拿破仑就是约瑟芬的舔狗，也不等于说拿破仑会儿戏到因为一个女人去做出改变法兰西命运的关键性选择。

雷导对于拿破仑这个人物的解构，显然是有问题的，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即用简单粗暴的个人情感纠葛解构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该有的深度。

其实即便是《天国王朝》这样的经典作品，也不难看出雷导所秉持的，好莱坞白左一贯的以个体叙事挤压宏大叙事的手法。只不过天国王朝相对来说将二者平衡得好一些，而到了拿破仑这里，此种叙事的平衡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可以说，雷导的这部《拿破仑》，其过于执念于个体叙事的手法就是其口碑两极分化的原罪。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国内最近争议不断的《我本是高山》，其中对于张桂梅女士的解构，也有着类似的观感。

雷导解构拿破仑，将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影响欧洲历史走向的人物解构成女人的舔狗。

我本是高山的导演，则将张桂梅女士身上**“天下为公”**的信念，解构成在精神上无法直面其亡夫去世而逃避现实。

诚然，我不否认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张桂梅女士，他们“宏大”的行为中必然掺杂着某些个人的情感因素。

但有个人因素不等于七八成都是个人因素，更不等于**只有个人因素，**如何将二者协调与整合在作品里，才是关键。

我们的创作者，脑子里被植入了个体叙事永远高于宏大叙事的思想钢印，这就把一个本是创作手法的问题给意识形态化了。

而糟糕的是，在思想钢印作祟的同时，他们又要去吃这一口主旋律的流量，而更糟糕的是，当他们决定吃主旋律的流量时，他们却根本不具备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有机整合的能力。

简而言之就是，脑子残，屁股歪，手法还菜，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悲剧于此诞生。

就拿张桂梅女士来说吧，如果一定要强调其亡夫对于她精神世界的影响，完全可以塑造一个属于二人的，共同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比如两口子生前就约定好要一起为扶贫事业做贡献，甚至可以写其丈夫就是倒在了扶贫事业的路上。

于此，在这么一个共同理想的粘合下，张桂梅对于其亡夫的小情感，就可以与**“天下为公”**的大情感形成统一。

即她对亡夫的怀念之中，又荡漾着对于两人共同信念的怀念，进而其亡夫在其精神世界激起的轻涟，亦可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为扶贫事业奉献自我的大情感之中去。

这种创作手法叫做“共同理念塑造”，在新自由主义还没有感染文艺青年脑仁的时候，这种手法其实非常常见。

比如日漫《中华一番》里，小当家刘昂星对于逝去的母亲阿贝师傅的情感，就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母亲个人情感的思念与母子两关于料理的共同理念的统一，即小当家继承了母亲的理念，就是料理是要给人带去快乐的。

因为认可这种理念，传承这种理念，就使得小当家对于其母亲的思念一定会反过来强化他对料理的信念，这使得他愈是怀念自己的母亲，其对于母子两共同认可的厨师之道的感悟就愈发深刻。

由此，人物对于个人亲情得失与宏大信念之间的情感涟漪叠加在一起，完成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统一。

一个97年的少儿向日漫尚能做到，这起码说明在偏主旋律正能量的艺术作品中，共同理念的塑造，其实并不复杂。

但为什么我们国内导演不愿意使用这种手法呢？这主要还是因为下面两个因素：

1）随着西方社会内部矛盾加剧，用于弥合其内部矛盾的白左意识形态将艺术创作中的个体叙事极端化。

2）中国前几代导演在文化断层、经济狂飙、西学东进的浪潮里失去对于宏大叙事的信念。

说得直白点，就是精神上萎靡了，创作上对西方主流白左那套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其无力也无意去纠正个体叙事的魔怔化。

怎么说呢？当你以为自己通过外力觉醒且获得自由意志的时候，也许你只不过是时代惯性流水线上产出的悲催个体罢了。

就像这些文艺青年蔑视权威，于是乎搞什么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对立，成天在网上自封圣人，站在道德的珠穆朗玛峰上指点江山，活在蔑视一切的妄念之中，以此妄念来掩盖自身的无知与傲慢。

但他们却永远不知，对于人类来说，最为深刻的蔑视就是对于自我妄念的蔑视

凡高大者，无不蔑视，但最需要蔑视的，就是自己内心那股脱离了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的妄念。唯有充分自省者，才有资格去省他人，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所说的不求诸人，但求诸己的含意。

还是要强调一下，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个体叙事就是错的。个体叙事本无错，但当它走上极端时，就会陷入错误之中。

物极必反，真正的大道在于平衡之中。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如何平衡，这其实是一门值得我们当代导演探索的事情。

除开上面提到的共同信念塑造法，我近几年所观察到的比较好的手法，亦有如下两种：

1）剧情整合法

就是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统一在剧情之中。

最典型的就是《流浪地球2》。

原本拯救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与图恒宇为了让女儿存续的个体叙事之间本身是存在矛盾的，但剧组用剧情将二者统一了起来。

即最后恰恰是图恒宇拯救自己女儿的执念所创造的数字生命，给予了被海水淹死的图恒宇新生的机会，让他以数字形态，完成了服务器的重启，进而拯救了人类文明。

这也是我认为郭帆剧组优秀的地方，他们是真的在用心去做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平衡，这就是当代优秀的导演应该去做的事情。

2）二元斜击法

在原神4.2的主线剧情里，我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表现手法。

编剧让芙卡洛斯展现出**“自我牺牲拯救枫丹众生”的宏大叙事的一面，却又让芙宁娜展现出“以普通人类身份扮演神明所遭遇的内心挣扎”**的个体叙事的一面。

这种近乎二元分割的表达方式虽然初看有些突兀，但细细品味，又可看出其精妙的地方。

毕竟，欧美那边还是白左多，国内的白左也不少，如果没有芙宁娜的“卖惨”去吸引白左们入局，又哪有将芙卡洛斯的“大义”顺理成章地喂给他们的机会呢？

所以，原神的编剧，将宏大叙事扔给芙卡洛斯，将个体叙事扔给芙宁娜，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二者的统一。

回想起拿破仑那场经典的三皇会战，恰恰是以南线薄弱的兵力部署加上主动撤出普拉岑高地的诱饵，诱使年轻的沙皇押宝南线，最后被北线法军强大的攻势一分为二。

在军事上，这种战法叫“斜击”，即以薄弱之侧诱敌入瓮，然后再以强大之侧溃敌。

而以芙宁娜“卖惨”诱白左入局，再以芙卡洛斯**“自我裁决救赎枫丹民众”**来贯彻宏大的正义，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融合在枫丹水神所分裂的两个角色身上，将白左们骗进来改造，不得不说，在文化输出上，原神编剧玩了一出漂亮的斜击。

无论是小当家里的**“共同理念塑造法”、还是《流浪地球2》里的“剧情整合法**”、甚至是米氏编剧那放飞自我的**“二元斜击法”，**这些手法都能够很好地解决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矛盾，其操作起来也不算难。

然而我们当代深受白左洗脑的导演，宁愿在各种画面蒙太奇里炫技，也不愿在这方面下一点点功夫。

这就不禁让我深思，如此非要将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的执念，其到底服务于哪种**“有意识的战略目的”与“无意识的群体跟风”**呢？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对《我不是高山》的批判，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说，是对此病态化的“个体叙事”的批判，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则是对美西方多年来以新自由主义腐蚀中国文艺工作者，让他们迷失在个体叙事中，最后有意识无意识地成为反体制，甚至成为推动颜色革命的文化力量的精神殖民行为的批判。

我这倒不是危言耸听，毕竟泽连斯基在从政以前是干什么的，大家都清楚。

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病态地拒绝宏大叙事，把宏大叙事当成一种单纯的政治任务，而无意去将它与个体叙事融合统一时，那么由此呈现出的，对于个体叙事的病态执着，显然不应当以创作自由为幌子而拒绝人民的批判。

而对于此种病态艺术逻辑的批判，我认为不当被视作极左言论。

因为只要我们不去刻意回避《我不是高山》与《拿破仑》之间的某种共性，那此种批判的需要，就自然地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人民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中国人民需要此种批判，法国人民一样也需要，对于那些其文艺作品被个体叙事手法胡乱解构的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都需要。

于我个人而言，这件事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艺术创作水平的问题。这些创作者被批评的原因，既在于其可能歪掉的屁股和被洗残的脑子，也在于其融入**“白左个体叙事”的胎海水中而丧失了不断突破自我寻求更完美的创作手法的自由意志**。

没毛病，他们丧失的就是自由意志，这一定会让人纳闷，这些文艺青年不就以拥有自由意志敢于向权威开火而自居吗？

呵呵，你说得是他们被狗链子拴住而可以随时向路人狺狺狂吠的自由吗？

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