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错在哪里？_风闻

一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英国思想家斯宾塞最早奠基的一种学说。

斯宾塞这个人据说性格有点古怪，一辈子没结婚。此公应该是听了太多与他同时代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演讲。某天突发奇想，觉得生物界既然如此，人类社会不也一样么，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啊！

于是斯宾塞就主张富人和社会，对穷人和底层不要留任何“宗教式的怜悯”，主张福利院就应该修的跟地狱一样，甚至根本就不应有这个组织：穷人就该活活饿死么。因为斯宾塞认为穷人是不适应社会、注定要被大自然淘汰的“劣质产品”，因此社会不应该阻止这种自然淘汰，而应该加速它，以便把社会资源留给“有用的人”，也就是富人和社会精英。

同理，社达鼻祖斯宾塞，还有些什么富人养情妇、甚至多娶几个老婆以便生育更多后代利国利民利地球之类的奇葩言论。

总之，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影响超过了启发它的生物达尔文主义。还产生了种族主义、纳粹主义这样的衍生品。

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觉得“社达”虽然话说的残忍了一点，但思路是正确的，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么！赢者通吃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么。

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相当社达的，你现在出门去扫听扫听，会发现大量中国人把类似的话当成了座右铭。

当代中国反对福利社会的声音，之所以强到有些过头了，也是因为有了大量认同“社达”思想的人在提供助力。

而社达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拥护者众多，是因为所受的教育训练，以及走向社会之后面临的残酷环境，的确很容易让人形成“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失败者不值得丝毫怜悯的社达思维。

在中国，甚至在一些教材中，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归结为，是把生物达尔文主义，放在了人类社会之中，社会与生物圈不同，所以社达是错误的。

但是，要澄清一个事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是一种被淘汰的思想，认为它错误的原因，

并不是把生物达尔文主义，放在了人类社会之中，也不是因为其政治不正确。

而是因为其本质上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它既不社会、也不达尔文，属于同时盗用了两边一些概念的“大忽悠学说”。

先说生物学（达尔文）这边，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经常“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连用，甚至将它等同于“强者生存”，认为狮子老虎这样的“强者”在进化论中，具有天然的“适应性“。

可是这样的理解恰恰是对进化论的极端扭曲。事实上，进化论所肯定的“适者”不仅包括“强者”、更包括“弱者”。如果你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是狮子老虎，能够用尖牙利爪扑食到足够多的猎物，你当然是达尔文肯定的“适者”，可以存在下去。可是如果你是绵羊、兔子那样天天被捕食的“弱者”，但能够比同类更高效的消化青草、猎食者扑来时，你能够更迅速的逃跑，让自己生存下去，你也会被进化论认定为“适者”，即使没有任何本事，光靠大量繁殖也能活下来，例如海洋里的沙丁鱼乃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逃命的速度也不行，但人家靠天文数字的生殖量，照样黑压压满世界都是地活了下来。

换句话说，进化论的衡量标准是“适”还是“不适”，而不“强”还是“不强”。

就像达尔文从不会称赞狮子与老虎比兔子进化的更成功一样，原版达尔文主义，并不赞颂“强者”。他们不像社达那样慕强鄙弱。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其实跟中国的道家很多理念是接近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要你能“适”你的生态位，良好的将自己融入生物链的哪一层，你在进化论意义上就是成功的。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社会学中，它的实践主张也绝不是“社达”们脑中所想的那种强调“狼性”、强调不见规则、赢者通吃的“黑暗森林”、强调所有人、所有族群都要往金字塔顶端爬，打个你死我活、至死方休。

因为强调的是“适”而不是“强”，把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正确“社会生态学“，应该更接近一个道家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公权力像大自然一样创世之后就少干预、自然发展，而这个自然（社会）中的每个生态位（阶层），都能自发的找到自己的“适者”之道，做自己的工作、挣自己的钱，活的安心快乐，彼此并不相害。

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自称奉为圭臬的“达尔文主义”那里就错的荒腔走板了。

再看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学上的谬误——就更离谱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点出了一个重要基石：社会是基于参与社会活动的每个人自愿或被迫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天然权利而构成的。

这个道理用人话来说也就是：如果你是个商人，能够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动用自己的商业才能经商赚钱，积累财富，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能够这样赚钱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所有公众对自己“抢劫权”（是的，对自然人来说，抢劫本来也是一种“权利”）的让渡，因为大多数人都认同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最公平、能让公众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你才能成为这个环境（社会）中的“适者”。

否则你想想，如果天天有哥们到你店里去搞“零元购”，或者公权力执行者成天上门吃拿卡要，你有再大的商业才能，那也是白搭。

同理，高考按成绩划线，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它其实也是一种所有“游戏参与者”让渡自己部分权利之后形成的规则。

为什么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分高者得之”？而不是大家都去找关系、拼门路、写推荐信，谁人脉广谁上？或者按阶层划成分，谁家庭成分好谁上大学？

这并不因为“考分高者上好大学”具有什么天然的合法性，而是因为大家在试过各种分配方案后发现，以分数去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目前最公平、最有效、最符合多数游戏参与者总体利益的。

这只是一种社会反复博弈、试错后形成的理性共识与平衡。

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挣钱还是考试，都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社会学有一个基础常识，是“强者的强大，必须基于弱者的同意”——要保证后者至少不会因为无法忍受自己一无所得而掀桌子。

在人类社会，强者与弱者常常是互相 转化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强权，但二世而亡。贾宜总结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会站在富豪角度抱怨式的反问：“凭什么要搞福利？难道富人天生欠穷人的么？”

这话其实问到了点子上，如果社会贫富分化到一定程度，富人和整个社会就是“欠”穷人的，他们需要赎买并继续维持穷人的一种“同意”，说服他们同意按目前的游戏规则继续玩下去，而不是掀桌子，让整个社会契约破底。

所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猛烈批判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有其重要的存在即价值，而社会上的穷人、学校里的差生，也不能因为他们竞争失败，沦为loser就得遭受嘲笑和鄙视。

因为只要他们还愿意 按照目前的游戏规则干下去、考下去，就是在给富人和好学生“面子”。他们通过这种“同意”，在这个体系当中获得了他们的合法性和被救济权，而这个合法性和权益是不可被取消的，需要获得足够的尊重与保障。

于是就引申出了一个社会学常识：人类任何社会中强者的强大，都直接或变相的基于弱者的同意。

所以一个好的社会衡量人的标准应该只问他“适”不“适”——有没有遵从规则，又自得其乐的做自己合适的事情。而不应该问其“强”不“强”。

像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否定弱者、穷人、差生的存在价值，认为他们是草芥，是活该被淘汰的一群，而自己则不择一切手段的想要爬上阶层金字塔的顶端，以证明自身合法性。这个思路是无法构建一个长久稳定的社会的。想要维持这种构想哪怕最短暂的稳定，也需要极大的强力。

因为它的问题就在于，当作为社会这个生态结构的一端，想要取消另一段的存在价值的时候，另一端势必也会产生同样激进的思想想要“取消”你——而且这种取消很可能更狠，将是肉体上的，让你连给他们科普什么“物竞天择”，你就应该有钱，而他“活该饿死”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社达与其反面的这种互相“取消”当中，将被破坏和恶化的是作为生态体系的社会规则，最终谁都无法各安其位的去“适”自己的生活。

而如前所述，这恰恰是生物达尔文理论学说中最噩梦的一种模式——生态恶化。

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既反社会、也反达尔文主义。

严复译述《天演论》，翻译自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原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

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评论。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实际上已经不能算翻译作品，更像他自己的政论。

“优胜劣汰“这四个字，来自于严复之前写的《原强》，而《原强》就是主要介绍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些思想，在他“做“天演论的过程中，被深入发挥。

由于《天演论》对于后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导致后来直到现在，中国无论左中右，思想深层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

《进化论与伦理学》和《天演论》在根本旨趣上是完全相反的——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和谐”的英格兰，严复则梦想一个“强大”的中国，

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仁慈”的社会，严复则梦想一个“尚武”的社会有机体! 

严复的《天演论》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发展的进步论之新价值观，在中国引爆了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成为晚清启蒙思潮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其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在唤醒国民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的同时，以其反伦理性和反人道性，颠覆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意义世界。由他开启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与欧洲启蒙运动主流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具有深刻差异。

晚年的严复退而回归中国传统，他相信孔子之道才具有恒久的价值，甚至对自己当年译《天演论》的伦理后果亦不无反省自责。

​

二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误的，但受历史、社会、教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青年最容易形成的思维逻辑，其实恰恰是社达式的。

你看今天很多学校搞“高考誓师”、“中考誓师”时学生发言的内核其实都是这样的，强调甚至无限夸张这场考试的重要性，强调成功后的荣光，恐惧成为失败的草芥，甚至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鸡血还是不鸡血，社达还是不社达。我们，我们这写成年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权利对他们进行批判。我们更该问的其实是，戾气来源于愤怒、而愤怒催生于恐惧，那到底是什么，让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如此的恐惧——恐惧于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恐惧成为弱者、恐惧成为草芥？

我想起了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一段明末文人的笔记，说他有一次访友，对方是个举人、也是当地乡绅，家族有自己私塾，这朋友也经常去私塾里检查子侄们学习。而每当发现有子侄学习不用功，背不出圣贤书的时候，这位暴脾气的举人就会“以戒尺加其额”——拿着戒尺朝孩子脑袋上打，督促他读书。

作者被朋友的“铁血鸡娃”方式吓坏了，赶忙劝他不要这么急躁——你家里有良田百顷啊，圣贤书读不好，科举取不了，也不耽误他做富家翁啊……

这话今天听来挺对的吧？但他那朋友闻言大摇其头，指着私塾外的田产说了心里话。说你看我现在家中田产挺多的吧？可是我的子侄里将来若没有人能中个举人，免收纳粮，这些田产很快就散了，要么把“田骨”被迫让给别的士绅，要么因为胥吏的压榨、官府的催逼破产、土地干脆被豪强直接吞并。我怎么能不逼着他们好好读书呢？

作者闻言深以为然，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故事将给自己孩子听，也“鸡娃”了起来。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读出一个什么道理？那就是明末的社会，其实并仅仅不败坏在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过大上。而败坏于社会阶层的高度单调化，二维化。

自明中期确立了“优待士绅”、读书人中了举之后就可以“不当差、不纳粮”之后。明朝社会其实只剩下了两个阶层——享受免税特权举人、进士、官员老爷，和没有这项特权的所有平民百姓。而由于前者的buff加持，后者永远斗不过前者。他们等于（如社达主义者主张的）被部分取消掉了存在的意义和讨要公平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两个连带现象：

第一，在天下尚且承平的时候，所有人都“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力求通过读书考官这条路，站到能“赢者通吃”的那一边。这就形成了明代科举的极度内卷，和有田者们普遍“鸡娃”——他们激的其实不是娃，读的也不是书，而是想要一张保卫自己权益的“特权证”。科举“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在这个时代达到了最大化。

第二，一旦天下有事，那些读不上书、中不了举、享受不了“不纳粮”特权的张献忠、李自成们就开始“风云际会”，“闯王来了不纳粮”成为他们争取同样曾无此特权的平民百姓的口号，而杀士绅、拷军饷，则成为了他们向曾经“不当差、不纳粮”的士绅阶层报复性征收“欠税”的方式。

所以说明朝之败，或者说整个帝制时代的王朝之败，其实就败在权力干预，导致天下过于“利出一孔”、阶层高度二元化之上。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不成功，则成仁”，不通过读书考试走入仕的体制内之路，就只能沦入社会底层，最终缓慢却必然的沦为死走逃亡无人问的贫民。于是它就像一个生态位过于稀少、单调的生物圈一样，一方面过分残酷，另一方面又十分脆弱。

而一个良性的、稳定的社会，恰恰应该最应该避免这种“不成功则成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想国”，这个富饶的社会里应该像一篇富饶的热带森林一样，给他的参与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态位”，供他们栖息、生存、享受自己的人生。在这个社会当中，顶端的强者、狮子老虎固然有他们的威风与荣耀，但底端的弱者，鼠兔雀虫也应该有他们的“生态位”，有自己不可侵犯的小窝，有自己的“小确幸”。

这需得益于一些共识的建立和法律的兜底，当良善的道德共识如大河一般滋润这片土地，当法律如太阳一般东升西落、天行有常。社会这个生态圈就没有理由不像一片森林一般生机勃勃、万物竞发。

而当我们能创造这样一个“强者有成就、弱者也有尊严与保障”的社会之后，再去教育孩子：“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焦虑、这么恐惧、这么鸡血、这么咬牙切齿的一定逼着自己成功、这么社达的恐惧成为草芥和弱者……”这样的教化才是有意义的。到时候再谈“消灭鸡娃”、给学生减负，才是可能的。

须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影，在任何社会都是教育军备竞赛的总前提，没有一个社会能在驱散这篇阴云之前，培养一批不那么被“激”的学生。

而如果我们迟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学生们在“高考誓师大会”上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喊，就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应激选择。

毕竟“不成功，则成仁”“必须努力成功，因为失败了很惨”这种话，在他们的处境中本来就是事实啊！

他们说不说出来，都是事实……

所以，如果你觉得那孩子在誓师大会上喊口号的样子很丑，那丑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我们给他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弱肉强食、弱者没有是什么尊严的社会，让他们如此恐惧失败、如此恐惧于成为“草芥”、“弱者”和““失败者”

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有一天能给每个学生成为“废柴”“失败者”“草芥”或“弱者”的选择。

能让每个家长、每个老师都不忽悠的告诉她们的孩子——你去用功读书、读完了就努力工作，成为精英、人上人固然好，但如果不是那块料，也别逼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想过的人生，做个能“适”自己生态位的善良的“废柴”也不错。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你的基本生活有人兜底，你的起码权益大家会尊重、保障。

给每个人平静的做loser、做弱者、做废柴的权利，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所有人生可能，Try Everything。

这件事，无论一个中学生的人格塑造、还是维系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