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_风闻

文 | 佘宗明

2007年3月，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为英国媒体《星期日电讯报》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中美国（Chimerica）。“中美国”一词随后迅速走红。

在弗格森看来，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是世界最大储蓄国，双方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前，他建议奥巴马要“向东看”，赶快去北京开创中美“两国峰会”。

这不是弗格森的头脑发热，而是美国政界商界当时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普遍期许。

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某次活动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应该全力推进非正式的“两国集团”——要知道，布热津斯基可是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也被称作“苏联帝国掘墓人”。

比布热津斯基更热络的，是国际声誉更盛的地缘战略大师基辛格。几乎同时，他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

他们说这番话时，世界正处在冷战学者加迪斯总结的“Long Peace（漫长的和平）”阶段，也有人将其称为“超级全球化”时期。

按政治学者刘瑜的说法，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

为什么“和平成常态”？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到来了——世界第一经济、科技、军事强国跟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入了政治经济社会互动空前频密的“交好期”，这番局面一维持就是30多年。这是人类史上并不多见的一幕。

而今，全球化走到了非线性推进的十字路口。接下来，它会怎么走，受制于太多因素；它该怎么走，人们已在感喟两位特别人物的离世中给出期待。

一个是基辛格，于美国东部时间11月29日逝世，享年100岁；一个是芒格，于美国东部时间11月28日去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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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回头看，2023年注定是个会载入史册的年份。

这一年，科技史上迎来了自iPhone4发布以来的新节点时刻——ChatGPT问世后爆火，引起了科技大爆炸的链式反应；这一年，地缘政治冲突档案里在俄乌冲突外又添一笔——哈以战争打响，将世界和平稳定罩在了更大的阴影中。

也是这一年，有不少人物离开，他们的离世，配得上“一个时代结束了”的评价。基辛格和芒格，显然在此之列。

基辛格跟芒格，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基辛格，代表的是“政”；芒格，代表的是“经”。政经交织，相互影响。

今年3月，来中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经济学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美中关系一直是全球化的真正核心引擎。美中关系是全球化的关键所在。”

他还提出了跟“中美国”相呼应的“一体两制”理论：中美关系如“一体两制”，在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下结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经济体。

过去20多年，中美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几乎没有之一。如果说，这20多年里，全球化的水位在迅猛上涨，那中美两个“蓄水池”共同开闸相向而行，活水随之汇流，正是将水位推高的关键因素。

大江奔流，良有以也。史学家都会将源头追溯至52年前的那次因“球”结缘和秘密会见。基辛格就穿插在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片段里，成了大国交好的“推门者”。

打通了天堑，才能在接轨中并轨。2001年的入世，将中美经济连接推向了新境地，随后就是激荡的二十多年。

姚明进NBA，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国GDP跃居全球第二，中国互联网迎来“黄金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兴起，都发生在这20多年里。

基辛格频频来华，“巴菲特+芒格”这对黄金搭档在中国的大受追捧，也都发生在这20多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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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某杂志曾对部分90后发起最尊敬的名人调查，在TOP20榜单中，有姚明，有周杰伦，有李彦宏，还有比尔·盖茨。

这多少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精神面向，也折射出了海外企业家声誉在全球化时态下的流动趋势。

刘瑜说：政治在社会中。全球化巨轮启航关联的往往是宏大叙事，但它搅动的巨浪却会渗入普罗大众的生活日常中。

全球化就影响了许多国人的生活，也形塑了大批80后、90后的世界观。

今天从星巴克转向瑞幸、从外国大牌转向国潮的年轻世代可能不会知道，比他们早出生二十年的人幼时都没见过麦当劳肯德基，长大后才看上好莱坞大片。

本质上，在全球化的大幕下，每个人都是群演：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用的穿的玩的物品上都写着“Made In China”，我们则会追漫威迪士尼、看NBA英超、粉科比詹姆斯……

加拿大人马克·亨利连续4年登上央视春晚，国人对他的名字更熟悉的是“大山”；超人气女子团体组合SHE在2008年春晚上的《中国话》里唱着：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沈从文说的“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距离，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活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依旧只是愿景，但未必遥不可及。

2009年1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感慨：30年前，中美分属两个敌对阵营；如今，两国已成为建设性合作伙伴，拥有60多个对话机制、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

30年前，两国人民相互隔绝；如今，两国缔结友好省州35对、姊妹城市145对，每天有5000多人往来于太平洋上空，到2010年每周往来于两国的国际航班将达到249次。

30年前，邓小平问：“中国能否派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答：“可以派10万！”30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总数已达40万人……

对了，这场座谈会上，就有基辛格跟布热津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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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美国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大师迪伊·沃德·霍克说：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法的盛行，与他的断言形成了呼应。

变化发生在了很多领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0月就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后冷战世界已经结束，一场激烈的竞争正在进行，以塑造未来。竞争的核心是技术。”

断芯卡脖、出口管制黑名单、友岸外包……从这些动作中，许多人看到了“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的魅影。

有人将其归为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人将其归为意识形态冲突，言人人殊之下，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国际局势起变化的注脚：从俄乌到哈以，地缘政治冲突扩大化的风险如乌云集于穹顶。

孙立平教授将世界局势变化归于“大拆解”的解释框架下。他认为，世界秩序的底层基础主要在于三重依赖：西方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西方对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依赖，中俄对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的依赖。

但现在，这三重依赖正被一层层拆卸。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时代流行的资本逐利和比较优势逻辑，正让位于逆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优先与价值观本位逻辑。

伴随大变局带来的气候变化而至的，是人们体感温度的变化。

大陆架冲撞之下，连锁反应来得很明显：中概股风险敞口扩大，美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们感受最直观的，或许还是中国留学生的赴美留学路变得道阻且长，中美直飞航班从每周300多趟锐减至今年初的微乎其微。

摩登中产用性感文字讲述了风云骤变带来的隔离感：

2020年1月，41岁的科比乘私人直升机时遭遇空难，他和女儿遇难。消息传出后，悲伤弥东方和西方。

遇难3天前，他刚发了微博并置顶，“新春快乐，献给我亲爱的中国朋友们!(Xin Chun Kuai Le to my dear friends in China! )”

那架在大雾中迷失的直升机，坠毁在洛杉矶郊野山坡上，螺旋桨片散落山石，停滞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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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全球化带来了利益重构。一如刘瑜所说：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接器”，它把世界各地的关卡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哗哗就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噌噌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

美国资本全球收割带来的华尔街“或最赢”局面与制造业流出带来的铁锈带民生问题的矛盾尖锐化，就成了全球化回头的重要诱因。

利益博弈总会影响格局调整。所以全球化总会走1步、退半步。

可退半步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该成为各方继续往前迈步的曲线倒逼。

全球化的江河涌动里，固然有“此消彼长”的支流，但主流是“合作共赢”。

基辛格来华上百次，成了美国来华最频密的“知华派”，跟国人更多地走出去，构成了某种双向流动景象。

巴菲特芒格投资比亚迪、阿里等中国企业，也在互利共赢中呈现了美国“技术+金融”跟中国“制造+市场”的互补性。

这其中，巴菲特和芒格投资比亚迪的故事就挺耐人寻味：芒格曾三次给巴菲特打电话，让他买比亚迪股票，第一次，芒格说如果巴菲特不买比亚迪，就会错过像亨利福特那样的好公司，巴菲特没有买；第二次，芒格说如果巴菲特还是不买比亚迪，可能错过爱迪生那样的伟大人物，巴菲特还是没买；第三次，芒格说如果巴菲特再不买比亚迪，就会错失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

于是便有了堪比“诸葛亮三顾茅庐”的芒格三劝巴神桥段。

结果证明，芒格是对的，他们收获了巨大的投资回报，比亚迪则是幸运的，靠着巴菲特投来的资金弹药度过了难关，持续做大，以至于今天成了中国新能源车企里的塔尖企业。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中美企业的合作共赢案例库里屡见不鲜。

某种程度上，正是VIE架构跟华尔街资本的偕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奔腾的20年；正是国内技术创新与外部资本加持的结合，造就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

而国人寓于追捧《穷查理宝典》中的世俗致富信仰，也好过把精力放在人斗人上的神圣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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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江河里的弄潮儿，不会希望江河变成冰河、活水变成死水。

曾参与解开中美关系跟越南战争、埃以冲突等死结的国际保守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家基辛格，近几年就不断在警告脱钩风险。

在100岁生日前夕，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基辛格还曾发出严厉警告：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和平相处，而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冷静外交。

芒格除了用“中国经济未来20年前景，会比其他大国都好”的预言帮着阻击唱衰论调外，还对脱钩做法嗤之以鼻——在今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芒格连用三个“愚蠢”来形容中美关系紧张的行为，称如果有一件事是美国应该做的，那就是与中国搞好关系。

这道出了中美不少商界人士的共同心声：今年初以来，跨国巨头CEO访华潮掀起，苹果CEO库克说苹果跟中国市场是共生关系，马斯克说两国是连体双胞胎，俨然跟基辛格、芒格在中美关系上的观点同调。

现实情形是：冰块尚在，但暖流在涌来。11月中旬的顶层会晤，昭示了积极的可能。中美航班开启恢复节奏，邀请5万名青少年来华，这些动作的指向显然是跟“脱钩”相反的“挂钩”。

更多的连接与沟通，永远是消除西美尔所说的“信任内嵌的结构性症结”——“信任永远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被背叛的风险”的良方。

艾略特在《空心人》里写道：“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我们永远不希望听到全球化倒塌时的唏嘘一声，而希望听到全球化向前后的哈哈一笑。

是的，世间再无基辛格，也无芒格。

但世间不能没有以“更好的全球化”为共同目标的相向而行——基辛格跟芒格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时代的消逝，可绝不该是全球化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