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与芒格_风闻

相隔一天，相隔一岁，芒格和基辛格先后去世。基辛格100岁，芒格再过一个月也要100岁了。两人都是高寿。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有非凡的眼光和定力。都是领潮人，而不只是冲浪人。

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没人胆敢与中国接触；之后，美国无人质疑与中国接触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芒格没有那么耀眼，但芒格对比亚迪的大笔投资带来了30倍的收益，这对投资界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芒格对中国经济的看好可能最终比基辛格对中国的国际政治作用的重视更有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真知灼见在苏联的陨落和中国的崛起中得到最有力的体现。

伟人之伟大就在于这样看清大势，敢于“顶风作案”，而使得世人只有过后拍案叫绝的份。

伟人之伟大也在于超过个人好恶，尊重现实。基辛格未必喜欢中国，中国只是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这棋子越来越大，逐渐占领了大半个棋盘，这是基辛格在秘访中国的时候也未必预见到的。

芒格也未必喜欢中国，中国只是他的以盈利为中心的世界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这棋子越来越大，逐渐占领了大半个棋盘，这是芒格在投资比亚迪是也未必预见到的。

基辛格的晚年一直在为管控美中冲突献计献策，坚信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战略空间。芒格到最后时刻依然高度看好中国经济，认为中国有适合自己的制度，在面对经济繁荣时表现得比美国更明智，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非凡成就，认为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创意。

这样的清醒之见是喧嚣中的美国罕见的。但美国已经没有了听取清醒意见的胸怀，从政界到舆论，追求的是“即时愉悦”。既然中国是“坏人”，诅咒、惩治才是“对的”。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On China）一书。他指出，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都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

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基辛格认为，中国崛起寻求的是安全和尊重，而非统治世界，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共同进化到“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基辛格的这种看淡一时感觉而培养长期行为的思维，正是中国一再强调的定力。这首先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的。

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定力，但美国政客如今只有煽动的本事，已经没了定力，因为没有了自信。

对于中国来说，基辛格的故去或许代表了美国政治精英时代的过去，政治不再是领导国家向前走，而是每天浇灭眼皮底下的火。

精英如今名声很坏，但精英才容易做到不为眼前烟云所困扰，而拥有足够的定力。

美国商界也一样，被季报、年报调动得团团转，更是被中国制造追得病急乱投医。

基辛格在书中比喻，西方喜欢下国际象棋，寻求对中心的掌控与完胜；中国人则喜欢围棋，一种耐心耗时的包围游戏。其实另一个例子可能更加适合：西方对于大国关系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战役”思维，用一场或者几场决战定输赢；中国则按《论持久战》的思路：防御、相持、大反攻，在时间和空间中弹性防御，在造势中相持，水到渠成的时候才大反攻。

美国有很多人急于与中国“决战”，中国也有很多人急于与美国“决战”。中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防御转入相持了，大反攻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人们很可能也是在后知后觉中才意识到大反攻已经到来。而且这首先是经济和科技上的，然后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

1965年丘吉尔去世的时候，英国依然是“吊尾一流国家”。基辛格的故去也代表美国时代的淡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