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政权的合法性（一）_风闻

（一）上古时期，禅让制

中国的文明开化比较早。很早就从蒙昧的丛林社会过渡到了文明时代，并且非常注重讨论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法统。凭什么你可以作为统治者治理这个国家，老百姓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安排？如果作为统治者无法解释清楚其权力的来源，就会面临老百姓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尴尬反过来会导致其政权的崩塌和不稳定。

因此在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出现了一套以“禅让制”为核心的政权合法性逻辑。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公天下”时代。“禅让”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将国家政权，以部落人民共同推举的方式，和平的转移给有才能、品德好、大家都信任的部落首领。当这个首领离职后，再把统治权通过部落选举方式转让给另一位大家公认的贤德之人。这种“禅让”不以同姓或血缘为纽带，也不以某个领导个人意志为转移，评判的标准只有个人的贤德才智和老百姓的众望所归。

现在可查的最早记述“禅让制”的文献当属《尚书·尧典》载：“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这简短的文字描述了唐尧经过三年考察让位于虞舜的事迹。《尚书》作为儒家的最推崇的经典，可以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来源。因此在早期的儒家口中“祖述尧舜”，对“禅让”大加宣扬。《论语·尧曰》中记载，“尧曰：‘咨！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孟子》记：“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可见在孔孟时代，儒家眼里政治崇古的最高境界就是“禅让”。只有禅让取得的政权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

战国时期的墨家提倡“尚贤”，非常鼓吹“禅让”。《墨子·尚贤》述：“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也记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圈，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这种禅让制下的政权合法性，其实就是“公天下”。在民国时期衍生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天下为公”。

当然，对于禅让制儒家后辈并未一味的推崇，也有荀子德逆流质疑过禅让制的真实性。《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禅让制的特点是推选德才兼备、以身作则的人座位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没有特权，是社会和人民的公仆。这种方式不同于世袭制，它更看重的是继承人的德行和能力而非血缘关系，是“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各方诸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作法。人们世代尊称尧和舜为上古先王，尧舜相传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形式上看，退位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目的是让位给更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

这一法统一直维系到大禹时代，迎来了变革。大禹传给伯益，并没有给伯益实权，而是把实际权利留给了儿子启，大禹死后，启迅速诛杀了伯益，从此开创了家天下的时代。《国策》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大禹以其超越常人的威望将其家族做大做强，打破了氏族部落间的势力平衡，最终在其儿子启的时代，实现了血脉压制。

上古流行的禅让制，最终后被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代之以君主血脉为根基的家天下的世袭制。禅让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上古时期一个法统时代的终结。

（未完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