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敬的对手的眼光中看自己——基辛格《大外交》读后感 | 袁岚峰_风闻

序言

2023年11月30日，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风云之声重发袁岚峰2016年此文，以资纪念。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孙子兵法•谋攻》

 

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出版于1994年，1997年海南出版社发行了中文简体字版，译者是两位台湾学者顾淑馨、林添贵。我拜读之后，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有趣在许多方面：

基辛格《大外交》

首先是书名。其实它的英文原名就是一个单词“Diplomacy”，即《外交》，那个“大”字是译者加上去的。也许译者认为加个“大”字更能凸显此书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原来的《外交》才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这是因为，世界上一些最了不起的书都是直接以某种非常广泛的领域（“一级学科”）为题的，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相比之下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班超的《汉书》就显得矮了半截。基辛格以《外交》作为书名，我想他的内心或许就有这种想法，打算以此书赢得生前身后名，使自己跻身于第一流伟大人物的星辰之列。在这个意义上，加个“大”字是种煞风景的做法，好像暴发户的炫耀一样，弄巧成拙。这莫非和译者的台湾背景有关？

其次是作者。基辛格在美国已经是极其有名，而我怀疑在中国他的名气更大。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他对中国的秘密访问打开了中美和解与合作的大门。这样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书当然值得一读。

再次是书的格式。这是本很独特的书，可以说它是外交理论著作，因为有大量的对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路线的讨论；也可以说它是世界外交史，因为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按照时间顺序，从17世纪的黎塞留开始，一直叙述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最终到1994年的世界；还可以说它是作者的外交回忆录，因为其中有许多基辛格和各国领导人与谈判对手打交道的故事。这本书究竟算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和许多学术著作的标准做法相反，他从来没有对此书给出明确的定位。还有一点和学术著作的标准做法相反的是，他引用了许多历史文件和当事人的语言，却不列出参考文献。如果是别人这样做，我会批评他狂妄；但对于基辛格，我就完全可以接受，而且乐于把这种写作风格称为“娓娓道来”。

此书最大的主题，是提醒美国人正视力量均势的价值和必要性，不要过多地受道德理想主义影响，以至被引入歧途。因此，基辛格对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斯大林等人纵横捭阖式的外交手段都给予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对历史上错误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冷嘲热讽。书中有许多隽言妙语，如：

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众之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

由于他（按：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留下的传统。（第5章《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俾斯麦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于避免两面作战，毛奇的战略目标则在限制两面作战的规模，施里芬却坚持毫无保留地在两面同时作战。

历史上，同盟总是为加强一国在战时的力量，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却成了巩固同盟是求战的基本动机。《第7章《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1914年7月28日）沙皇下令对奥局部动员，却惊讶地发现，……军方参谋人员惟一拟就的计划是对德、奥同时全面动员。（第8章《卷入战争漩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慌。它也与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第9章《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这段话的惊人之处还在于，基辛格是一个犹太人，却对以色列这么不客气！）

（关于1936年希特勒占领莱茵区）国际联盟的主流思想及集体安全的理论主张：必须反抗的是造成改变的方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所以走上战场是为反抗改变的事实。（第12章《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进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第13章《斯大林待价而沽》。基辛格对共产党人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在作为一个政治家上最大的弱点，是易于把对手也看作是跟他所深以为傲的同样的老谋深算。

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就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的却不行。（第14章《苏德协定》）

少有美国总统在掌握人民心理上，能像罗斯福这样敏锐而且透彻。他了解唯有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人民才会支持军事备战。但要让美国人走上战场，他深知必须诉诸大众的理想主义，就如同威尔逊当年的作法。（第15章《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只有对其成就和未来有极大信心的社会，才会号召起决心和资源去建立世界秩序，与它击败的敌人媾和、协助残破的盟国复建，并追求敌人转化。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第18章《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基辛格此言极是，虽然均势平衡是他推崇的，但最伟大的成功必须以理想主义为基础。中国要恢复在世界上的伟大地位，也必须确立自己的理想，并且让世界人民感到值得追随。）

（1969年3月）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我……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透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第24章《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大外交》是一本煌煌大著，长达31章、65万字。完整地评论此书，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在这里打算重点探讨的，是其中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人很容易把基辛格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对他的话过分相信。然而我觉得必须要注意到，基辛格终究是美国的官员，他的立场肯定是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还不一定是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而言，要从基辛格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就应该首先把他定位为一个聪明的、可敬的对手。他是聪明的，所以他的说法值得仔细研究。他是对手，所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对方的思想，帮助我方制定战略。他并不对中国抱有天然的敌意，而是基于力量均衡的原则，在时机合适时会坚定地跟中国交好，所以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但如果我们以为他对中国好是因为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那可就错了，——基辛格此书的观点和内容，正有助于避免这种错误。

《大外交》的第一章里就提到了中国，不过只是对中国历史的简单回顾，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到二次大战后首次在一个多极世界上现身。他这里的看法，基本上和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差不多。这至少说明，基辛格对中国历史是有比较不错的了解的。

此后的章节一直围绕着欧洲和美国，到第十九章，中国终于“现身”了。这一章是《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虽然我对每一章都兴味盎然，但对这一章当然更感兴趣。

在此章中我发现的第一件有趣的事，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曾明白表示过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这是因为美国只考虑过和苏联的全面战争，根本没想到对只限于朝鲜境内的战争如何去反应。也正因为如此，基辛格对杜鲁门迅速决心参战大加赞扬，因为“这充分证明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

第二个发现就让人除了感觉有趣之外，还觉得有点可恶了。“美军奉调投入韩战之际，他们亦极力寻觅方法要传递信息，让共产党方面知道美国决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抵抗共产党的侵略行径。他们在宣布派遣军队进入韩国之同时，亦下令海军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不让中共侵犯。”在中国人看来，美军保护台湾是一种强烈的敌对行为，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但这一点基辛格似乎忘记了。

但基辛格确实是个可敬的对手，他对中国决策的过程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这一句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观念。不过下面一句，“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意图的误解”，就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气息。什么叫“误解”？在美国已经干涉中国内战的情况下，难道中国还能解读出什么善意？

作为事后复盘，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击溃北朝鲜军队的时候，“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进到朝鲜半岛的窄颈部位，即在中韩边界之南一百英里之处。……这么做可以获致政治上大成功，却又不致挑衅刺激中共。”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处于当年毛泽东的地位，对这种情况要如何反应？好比利益总共有10，我说了你拿的不许越过5，但你偏偏越过一点，达到6，而又不达到10，在明知你的实力比我强得多的情况下，我要不要开战？真是难以决断。但也许，难以决断正是我们远远不如毛泽东的表现。

基辛格对中国最大的敬意表现在这句话里：“中共在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破坏与伤亡，以及国共内战的摧残之后，要决心与世界第一强大的军事强权挑战，实非易事。”不过这其实远不止是“实非易事”，而是惊人之至，简直是神来之笔。必须要知道，当时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在朝鲜战败，也只不过是丢失面子而已；而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一百多年积弱挨打的国家，如果战败，也许就有亡国之祸。即使现在看起来，中国当时敢于出兵，而且达到了目的，也堪称奇迹。

朝鲜战争态势图

这一章最有趣的地方在最后一部分：“最后分析起来，韩战的全体交战国家都得到重大教训。”什么样的教训呢？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眼光远大，应受到推崇。……美国在承担起一个世代的世界领袖责任之始，虽然挺费力，却通过了第一道考验。……但是，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发现一种战术，既可避免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能力消耗一个超级大国的决心。”我想问基辛格的是，这里说的好像朝鲜战争完全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战争似的，但实际上在朝鲜人看来这场战争最大的意义在于国家统一，为什么不提这一点呢？三八线不过是二战结束时美苏双方的军事分界线而已，有什么合法性能分割一个国家？基辛格自己在前面就提到过，“1949年，杜鲁门总统接受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把美军部队全部撤出韩国，由于美国担心南韩若是稍具实力，即可能冲动以武力统一全韩”。南北朝鲜的争执是意识形态上的，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府，原则上双方都具有试图统一国家的资格，包括使用武力。

“中共得到的教训就比较复杂。尽管在物质方面相当劣势，中共却能够透过军事、外交交互运作，与美国相持不下。但是它也经历了正面迎战美国军力，苦头不小。冷战期间，中、美之间再也没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对北京的支援不干不脆、算计精明，也种下中、苏失和的种子。”口口声声中共，不知道是不是台湾译者修改的。无论如何，这个评价虽然基本没错，但有个明显的缺点，即没有抓住关键，好像中国早已被认为是一个有资格和美苏讨价还价的大国似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被从牌桌上赶了下来，一直都是在别国的讨价还价中大多数时候被牺牲、有时被拉拢的对象。最惨痛的事例之一，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还被雅尔塔密约狠狠地摆了一道，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而朝鲜战争，是中国在一百多年后第一次以棋手而非棋子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各国第一次震惊地发现，中国的实力和独立意志可以大大改变世界局势。这种从棋子到棋手的身份变化，是中国最大的收获。至于说冷战期间中美再也没发生军事冲突，这固然是因为中国认识到美国不好惹，但显然更多的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好惹。难道中国还需要跟美国打上一仗，才能发现“美国不好惹”这么明显的事吗？

“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美国领袖认定他躲在幕后策划出整套把戏，北韩南侵后两年内，美国就把西方阵营动员起来。……由于盟国重新武装，强化团结，权力均势多少已倒向盟国这边。”对苏联的分析，看起来基本正确。不过令我最哭笑不得的是，我还想继续看对南北朝鲜得失的分析，却找不到了。难道“韩战的全体交战国家”只是中美苏三国？朝鲜战争最直接的当事双方居然没有了？！

这只能说明，在基辛格眼中，只有大国的政策才是值得关心的，小国压根没有分析的价值。他的均衡原则，只会对他认为有实力的国家讲。回头看一下，在此书前面有关凡尔赛和约的章节，没有提到中国的山东问题；在提到1931年九八事变的地方，也只叙述了日本和国际联盟的行为，对中国怎么做、怎么想一字未提。呜呼，弱国的悲哀！

基辛格的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心态，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越南的态度上。基辛格曾因为签署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时获奖的是他的谈判对手、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第27章《越南：解脱，尼克松》中，基辛格讲了很多他和黎德寿在巴黎谈判的“趣事”，对他大加抱怨。“如果我可以挑选，我一定会挑选一位比黎德寿更好相处的谈判对手。”为什么呢？

黎德寿与基辛格

黎德寿每次谈判都以长篇大论开始，“畅谈其哲学观，并且穿插着越南人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的故事。直到谈判几近终止之前，黎德寿的论调一成不变：权力均势有利于河内，而且还会益发有利于河内；北越是基于政治目标而作战，因此美方提议停火、交换俘虏乃是荒诞不经之议，无从接受；政治解决要以美国推翻南越政府为起点。（黎德寿一度还好心地建议达成此一目标的方法——刺杀阮文绍。）”我得承认，看到黎德寿建议美方刺杀南越总统时，不禁笑出声来，这是真正的“与虎谋皮”了！

这还没完，“所有这一切都以无瑕疵的礼貌外表呈现出来，一种透着道德高人一等的冷淡姿态，而且以不为愚昧的帝国主义者所撼动的马克思主义语汇表达出来。……有一次在谈判中我要求暂停休息一下，运用了我自以为十分机灵的马克思主义形式来表达——我说‘客观需求’使得会谈必须暂停。即使这样故作幽默，也引来黎德寿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痛斥像我这样一位帝国主义者不应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

我觉得基辛格的修辞才能相当高，传神地描绘出了一个顽固的谈判对手的形象。但是仔细想想，无论黎德寿个人如何，有一个基本事实千万不能混淆：是美国到越南杀人放火，越南可没有侵略美国。从这个角度去看，黎德寿的难缠是他的优点，因为这是他最好的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方式。黎德寿跟基辛格共同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黎德寿认为美国人违反了停战协议，因此拒绝领奖。这也可以见出他的高风亮节，跟戈尔巴乔夫的沽名钓誉完全是天上地下。

在这本书中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自然是基辛格和尼克松跟中国重建关系的内容，出现在第28章《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但是由于这段故事已经极其著名，我反而没有看到太多意料不及的内幕或评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尼克松政府注意到苏联可能即将侵略中国，是因为苏联的错误。1969年宝岛战争后，“根据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华府最初视之为这一定又是中共偏激领导人挑起这些争端。但是，苏联外交手法拙劣，引起美国重新评估。苏联外交官把苏联版的事件经过，向华府仔细通报，并且追询：如果冲突升级，美国持何种态度？”美国经过调查，开始怀疑是苏联先动手侵略。“苏联外交政策弄巧成拙，把克里姆林宫最担心害怕的事助长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重视均势的思维方式方面，基辛格跟中国领导人堪称一拍即合。“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开口就说：‘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这里有一段富有基辛格个人特色的评论，因为难得有人对中苏的领导人都十分熟悉：“他们的谈判作风与苏联领导人大异其趣。……苏联谈判代表的坚持与死硬，强调苏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反映出其纪律严酷，也透露出苏联政治的内部张力，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葛罗米柯就是这一派人士的典型。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我觉得这个评价很有道理。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也对中苏的文化与感情给出了同样的评价，而且指出中国人敢于承认错误是因为对中国文明坚定不移的自信，深得我心！

然而，这一章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却不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重视，而是他对于中国的不重视。什么，基辛格不重视中国？是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此书每一章的第一页都是一幅点题的历史照片，如第13章《斯大林待价而沽》的照片是1938年1月斯大林与助理们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第27章《越南：解脱，尼克松》的照片是1973年1月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第28章《地缘政治和对外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的照片是什么呢？并不是容易想到的基辛格或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的照片，而是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合影。基辛格嘲笑了苏联的失误：“在1971年，苏联错失与尼克松举行高峰会谈的机会，如果能举行此次会议，将可延后尼克松向北京敞开大门，但苏联却对基本上无多大意义的先决条件，讨价还价达数月之久，待华盛顿多出中国这一选择，苏联便立刻放弃所有这些坚持。”这段话出现在第14章《苏德协定》中，而在第28章中基辛格再次用相似的语言叙述了一遍，可以想见他的得意之情。基辛格的得意，正是中国的失意。难怪1975年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批评美国说：“你们是踩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去的，现在这些肩膀没有用了。”总而言之，中国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中国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中国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所谓中美苏大三角，中国这一角跟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份量差得很远。平衡是美苏的事，中国只是一个影响平衡的关键砝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

事实上，根据基辛格对实力与均衡的理念，他对中国的轻视，或者说“有限的重视”，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他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对中国多么热爱，反而有违他的逻辑了。当时中国跟美苏的实力差距之大，是令人瞠目的。如果要在那个时候就看出，中国会在1990年代超越俄罗斯，在2010年代接近美国，那实在是太需要想象力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来自基辛格的老搭档和上司尼克松。他在1988年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怎么和苏联打交道，而对中国只写了一章《觉醒的巨人——中国》。他对改革开放大加赞扬，对中国的发展持很乐观的态度。那么有没有更定量的预测呢？有的，他写道：“一些专家预言，到下个世纪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高于西德。”这话使我想起了UNIX操作系统的发明者在说明书中写的一句名言：“UNIX安装的数量已经增至10台，超过了预期。”当然，我们不应该对政治家的数学能力批评得过多。在政治上，尼克松对邓小平给出了一个重大的赞扬：“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子孙将会生活在一个不是两个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看来，这已经是很惊人的预测了。可是到了现在，中国人就会笑，将来仍然是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或者更有雄心壮志的说法会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就是中国。

2003年，在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的一出电视节目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尼克松的女儿，她说：“以后的历史学家评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大事时，会说：尼克松去了中国。”这不知是不是她的真实想法，但我想肯定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当时的想法。

在第31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中，基辛格挨个讨论了1994时的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他明确地说道：“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她在主要国家中的地位将出现最大的相对上升。”他还十分正确地指出：“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在具体方法上，“中美关系的关键——很矛盾的是，人权问题的关键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战略上合作。”这一点我认为也十分正确，中国所希望于美国的也只是默默地在战略上合作而已。

基辛格对实力的消长、势力的均衡具有与时俱进的清醒头脑。因此，在现在这个中国国力赶超美国的历史时期，如果美国的领导人多向基辛格学习思维方式，如果中国人多了解基辛格这样美国的决策者的思维方式，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基辛格在此书结尾对美国的劝勉富于哲学性，也正适合现在的中国，尤其令我觉得有趣的是，还很像鲁迅的话：

“西班牙有句谚语：‘旅人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