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灵护佑，福祉绵长；中华复兴，大道恒昌_风闻

说来凑巧的是，我在伊犁参观的这几天时间里，正好赶上了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我之所以会从林则徐和左宗棠在伊犁的事迹中想起远在福州的萨镇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触动。

在手机上浏览有关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的相关资讯的过程，我刷到了一条让我很是动容的短视频：在一节户外举行的体育课上，有个小姑娘听到了远方天空中传来的轰鸣声，不禁抬头仰望。那是由两架歼-20歼击机和一架运-20运输机组成的三机编队，运-20上载着的，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回华夏故土安息的25名志愿军烈士的英灵。而配备在运-20 的歼-20，则是为烈士英灵保驾护航的带刀侍卫。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小姑娘并不理解。她只是很疑惑，因为她此前从未在头顶这片天空中见过这样的景象。小姑娘用稚嫩却又清亮的嗓音向她的老师提问：“老师，那是什么呀？”

那段短视频很短，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有听到老师的回答。不过，可爱的中国网友们倒是在它的评论区下面给出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答复：

“孩子，摸一下你的脊梁骨，那上面有一根，就是天上的他们给你的。”

“去时百斤重，归来万丈高。”

“瞧，孩子们笑得多好，天上的他们，此时此刻应该也感到很欣慰吧？”

说起脊梁骨，我突然间意识到，载着志愿军烈士英灵荣归故土的运-20，好像是咱们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的杰作吧？追忆起林左二人当年曾在西安主政的峥嵘岁月，想来如今载回烈士英灵的运-20上面，大概也有那么几根脊梁骨，是从林则徐和左宗棠这些愚公的身上传承下来的吧？

事实上，不只咱们的空军，我这两天还在网上刷到有关咱们海军的最新消息，说是我们的第二艘国产航母“福建舰”，已于近日开始测试新的验证作业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有几成真假，也不清楚这意味着我们的福建舰距离服役还有多远，但是能看到有关福建舰的新消息，我觉得这就是好消息，尤其是当我这会儿还在新疆追思林则徐和左宗棠二人的时候。

我真是失策了，等后来离开了伊犁将军府我才猛然回想起来，我起码应该带着一张福建舰下水的彩照去瞻仰林左二人的塑像的。如果他们泉下有知，得知中国的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是以福建来命名的，不知道这两位老人家会不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因为难以掩饰的巨大喜悦而突然痛哭起来呢？

又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用光绪当年写给邓世昌的那副挽联上的话来形容，那便是：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虽然林则徐和左宗棠早在17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超前主张，但是平心而论，就当年晚清朝廷的那副状态，我想是个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得出来，林左的想法虽好，但以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物质条件，两头兼顾对于晚清而言，实际上是不可承受的。

这一点我们其实在左宗棠后半生对待海防塞防的态度变化上也能看出来。在长沙与林则徐一别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左宗棠一度是极为重视我国东南海防的，并在赴闽履任之后就上奏清廷，筹办了福建船政学堂，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契合当时中国的国防潮流的。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呼吁重视海防的声音在中国舆论场上逐渐成为了主流。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我们当时甚至一度窘迫到了就连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都沦为了英法联军俘虏的地步。最后叶名琛还被人家给押送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因为不堪其辱，被俘第二年，也就是1859年，叶名琛便在监狱中绝食而死。

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于后来也当过总督的左宗棠应该是产生了不小的刺激了，否则他也不至于在履任闽浙总督之后就火速筹办船政学堂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间来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历史又给早已积重难返的晚清朝廷头上来了当头一棒。除了形同虚设的东南海防，来自大漠的西北边患也日渐严峻，海防与塞防之争再一次成为了清廷之上群臣争议的焦点话题。

我们今天一般认为，晚清曾经爆发过两次主要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第一次爆发于1874年至1875年间，导火索是1874年4月，日本侵略我台湾岛事件。依照各自的侧重点，当时清廷上的重臣可以粗略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以及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

海防派认为，相比西北塞防，中国东南海疆正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外来侵袭，海防问题迫在眉睫，亟待解决。“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而塞防派则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所以还是应该优先集中资源，以塞防为重。

因为公婆各有各的理，所以在第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李左两派实际上谁也辩不倒谁。但后来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了，实际上赢的还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清廷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由左宗棠主政新疆军务，同时为了安抚海防派，又令李鸿章和沈葆桢二人分别督办北洋与南洋的海防事宜。这也使得当时中国的国防战略变成了一种看似兼顾海防与塞防，但实际上重心还是在塞防一边的特殊局面。

虽然塞防派在这场争论中暂时取得了上风，但是双方的争议并未因此就偃旗息鼓。1879年，就在左宗棠所率领的西征军在新疆势如破竹的大好当口，清廷之上的朝臣爆发了第二次海防与塞防之争，其诱因正是当年西征军未能如期收回伊犁，故而给海防派留下了口实。

第二次海防与塞防之争爆发之初，国内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海防派的。因为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舆论观点均认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野心甚大，所图绝非只有琉球群岛，琉球既已唇亡，台湾势必齿寒。

事实证明，海防派的主张相当有预见性。不过由于清廷使臣崇厚与沙俄私自签署丧权辱国条约一事的突然发生，中国社会的舆论风向转而又开始偏向重视西北塞防。

其实单就海防、塞防二者本身而言，虽然两派在两次争论中谁也没能辩倒谁，但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很明显两次都是塞防派笑到了最后。左宗棠西征伊犁耗资巨大，那么多粮饷并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很多都得从东南较为富裕的省份抽调。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时的东南海防。左宗棠西征伊犁不负所望，最终成功收复我国的新疆失土，这使得沙俄蚕食我国西北的势头得到了极大地遏制，也为日后我们的西北经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塞防派获得了清廷财政的优先使用权，令本应早该得到支持的东南海防事业一再受到挤压。这种负面因素的存在无疑限制了我国近代海防的发展，也为日后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惨剧埋下了伏笔。

虽然道理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是当行文展开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觉得意难平。明知海防、塞防并重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最终却碍于时代背景的掣肘，而不得不在手心和手背之间忍痛作出选择。我没法说海防派和塞防派到底谁才是对的，即便我的眼前就摆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伊犁”“李鸿章输掉甲午海战”这两个历史案例，我也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根本无法作出的两难抉择。

事实上，别说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当年了，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其实也依然要被迫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取舍。说是海陆兼顾，但其实多数时候还是更重视陆军的发展。我们真正拥有说出“海防与塞防，两头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种硬话来的底气，其实也就是这近20年来的事情而已。

如果当初左宗棠能够活得更久一点，我想他应该也会大力支持海防派的主张，将宝贵的国家资源全部集中到海军建设上的。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如果。也正因此，当我驻足在新疆伊犁将军府博物馆内左宗棠雕像跟前的时候，我的心头更是百感交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个世界上大概也没有多少东西能比这更让人黯然神伤的了。

不过，好在经过70余年的大力发展，新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事业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的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足以傲视整个亚欧大陆的强大陆军，并且在海军建设上也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在今天，中国在塞防上虽然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就眼下来说，对我们已构不成实质威胁。自鸦片战争之日算起，迄今已有181年了。我们熬过整整三个甲子的峥嵘岁月，如今终于有机会一偿多年来欠下的海防旧债了。

西安以西的新疆已定，福州以东的台湾未归。

在追忆前人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在海峡的那一头，还有一片故土在等着我们去收复。

海疆也是疆，那里也有一个被竖逆贼子所鸠占的伊犁，那里也有一群阿古柏和白彦虎在等着我们去剿除，那里还有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昔日余影，仿佛在向我们倾诉着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181年了，整整181年了，亿万华夏儿女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再这么继续等下去了。我不希望当我下一次再回到伊犁，再面对林左二人的雕像时，聆听他们在无言中向我发出的那个震耳欲聋般的提问——“祖国现在完成统一大业了吗？”的时候，我却还是只能回以尴尬的沉默。

昔日奏给英雄的赞歌，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如今英雄所唱的凯歌，却还迟迟未来。五千年的荣光在向我们发出召唤，今天的我们，也应该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林则徐和左宗棠，以及其他千千万万，为了民族福祉和天下兴亡，甘愿化身成为一滴雨水，不惜投入到时代浪潮之中的英雄儿女。

无论是1839，1866，1881，还是1951。也无论是虎门，是福州，是伊犁，还是沈阳。为什么我们总是会热泪盈眶？因为澎湃在我们胸膛的血液，永远都在为祖国而流淌。

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们这次为迎接第十批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国安葬所写的那篇祭文，所以我在此特意节选了一部分，既是作为此次【新疆游记】系列专题节目的结尾，同时也是与各位同志和朋友共勉的心声：

魂兮归来，宣昭国光。英灵护佑。福祉绵长。百业俱旺，万家乐康。我民既富，我土方强。济济多士，协和万邦。中华复兴，大道恒昌。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七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