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情深——基辛格坦陈“中国情结”_风闻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昨天 18:01

**编者按:**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的常客。自1971年衔命首次秘密访华至今,五十余年间他去而复返,访问中国百余次。博士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曾说过:“中国是我交往最久、交际最深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许五十年前面世的《上海公报》倾注了他太多的智慧和心力,博士对上海似乎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愫。
此文系作者写于十年前,为向昨日故世的基辛格老人表达敬意与怀念 ,特刊发此文。
心系上海 情寄浦东
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9个年头。基辛格会同包括4位美国前总统、6位前国务卿在内的有识之士、商界巨头及中国问题专家等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美中协会”,并亲任主席。
这年9月,小别两年后的基辛格再访上海。他高兴地发现,此刻的上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振奋”。在详细考察了美国投资上海的第一个项目——上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后,他称赞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双方加大步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合作”。
访问期间,他向市府当局索要了一份有关上海急需投资的项目清单。“我要向美国实业家推荐上海,鼓励他们到上海来投资”,他对主人说,“这是美中协会的宗旨之一,也是我作为中国的朋友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应尽的义务”。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80年代后半叶,上海的面貌一年一变样。有一次,当博士登上“新锦江”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貌时,他喜不自禁地朗声赞叹道:“上海长高了!多少年来,国际饭店一直雄踞上海第一高度,而今它落后了,变成小弟弟了!”
90年代初,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当时,美国国内不少人对此抱以怀疑。基辛格则对他们说:“中国开发浦东决不会是一句空话!”

基辛格博士与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合影
不久,他就来到浦东,面对着眼前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他一字一句对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说了这么一段话:“浦东的开发是富有创造力的,它必将为世界注入活力!”
此后,凡有上海领导人访美,他都出面热情接待,并为沟通上海、浦东同美国经济、金融界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以至有人甚至说:此公大有“情系浦东”之怀。
基辛格是个大忙人,每次来华几乎都是来去匆匆。1997年6月,与往常一样,博士的访华时间表被预先安排得满满当当,待他在北京结束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时已是18日下午,而回国的时间早已定在19日一早。可博士的心仍念着浦东,他决定抓紧当晚仅有的几个小时去浦东看看。当他风尘仆仆驱车行进在黄浦江东岸时,时针已指向18日晚7时……
第二天清早,登上飞机舷梯的基辛格对送行者说:“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我要介绍更多美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到上海来,到浦东来。”
可以这么说,“发展上海、振兴中华”,博士与我们人同此心。
“上海公报”一报双名
不过,有一件事也许会让上海人大吃一“醋”。
1988年,浙江省由省长带队在美国举办一个产品展销会,基辛格应邀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对杭州有着美好的记忆,“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实际上是在你们杭州的西湖宾馆草签的,所以应改名为《西湖公报》。”此言一出,杭州人欢天喜地,即刻送上一阵热烈的掌声。
后来,我曾同浙江省外办的一位朋友聊到过这件事。我对他说,博士此举令我感受了“一碗水端平”的滋味。朋友则笑道:“不尽然。”
他告诉我,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字前,26日晚,美方内部突然对“公报”内容出现分歧。国务院一些人提出一大堆异议,并声称“到上海要大闹一场”。这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大为恼火,因为此前美国总统及中国政治局均已审查通过了这份公报。尼克松不愿因此使“公报”面临受攻击的危险,只得请求中国方面“给予理解和协助”。

中美《联合公报》标准本底稿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
于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杭州宾馆又整整熬了一夜,再次对“公报”进行修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风波。“你想,对这样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的经历,博士能淡忘吗?”
朋友娓娓道来,“就连尼克松本人事后也有一番感慨,说‘想不通的事到了杭州就能想通,谈不拢的事到了杭州就能谈拢’,他们都难忘西湖啊!”
听罢朋友一席言,我甚是折服。因“公报”的诞生而钟情上海,又因曾经付出的心血而难忘西湖,正是从那一刻起,在基辛格的心中落下了难以泯灭的“中国情结”。
“我对中国的感情基于对周恩来的认识”
1987年基辛格访沪时,我尚在上海市府外事办公室供职。
在与时任上海市长会见时,基辛格深情相告:“我赞同中国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为此,他特意向初次见面的市长回述了自己1971年的秘密访华。
基辛格说,70年代初,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同中国打交道的任何经验,也缺乏对中国的研究,更不知道来中国会发生些什么”,所以初次来华他“只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触中国人及其领袖”,试图通过对话寻求双方利益的某种平衡点。
然而在观念上,他承认自己依旧停留在冷战时期美国人惯常的思维定势上,未能区别中国同苏联的不同。变化起自同周恩来的结识。在与中国人的多轮谈判中,他逐渐领略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周恩来信守原则,又能真诚体谅对方的处境,在艰难的谈判中,他常常会要求双方充分阐述各自对问题的看法,然后“十分巧妙而令人信服地从中找出共同点,求同存异,使你不能不跟随他的思路前行”。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距太大,中途多次出现僵局,甚至一度险些因表述方式的分歧导致整个会谈毁于一旦。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新的时代。
当谈判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周恩来的出现令局面出现转机。在周恩来的感染及启发下,基辛格殚精竭虑想出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后来传扬天下的“名言”,终于打破坚冰,把双方重又拉到了一起。
对此,周恩来倍加赞赏,不止一次在外国记者面前夸奖说“这是一个奥妙的发明”,“不愧是博士水平!”,让基辛格在世人面前出尽风头。
对推动中美关系作出贡献的人,周恩来总是情义相报,这一点基辛格感触尤深。
在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共同努力中,周恩来总理的宽阔胸怀、坦荡人格及其清新的外交风格深深打动了基辛格。
他说:“1971年10月,我第二次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仪式上对我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三头六臂,但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讲道理,也是可以认真交谈的’。经验告诉我,在周恩来面前,你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位伟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博士坦言,正是基于对周恩来的这种认识,使他“对中国产生了特别的感情,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1993年11月,在日本“北方论坛”基辛格的专人讲座上,有个日本人向基辛格提问:“您一生中最欣赏的世界领导人有哪几位?”博士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戴高乐、萨达特。”五人中,中国领袖竟占了三席!难怪有人说“基辛格对中国着了迷”。

《上海公报》发表地——锦江小礼堂。这座小礼堂曾于1998年、2006年两次改建,楼宇部分门窗细节还保留着上世纪70年代《上海公报》发表时的模样。(图片翻拍自锦江饭店史料集,锦江饭店提供)
1996年9月13日,在上海市长陪同下,基辛格故地重游,再次来到中美联合公报的诞生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他极有兴致地来回走动着,向人们述说当年中美领导人在这里签署公报的情景。抚今追昔,老人仿佛重又置身于那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
“我是中国永恒的朋友”,博士这么说过。我相信,此乃真言。
——本文写于2013年12月
修改于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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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外事随笔 小白楼忆旧》(出版于2014年)
作者 | 李天震 图片 | 作者提供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