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情深——基辛格坦陈“中国情结”_风闻

**编者按：**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的常客。自1971年衔命首次秘密访华至今，五十余年间他去而复返，访问中国百余次。博士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曾说过：“中国是我交往最久、交际最深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许五十年前面世的《上海公报》倾注了他太多的智慧和心力，博士对上海似乎怀有一种别样的情愫。

此文系作者写于十年前，为向昨日故世的基辛格老人表达敬意与怀念 ，特刊发此文。

心系上海 情寄浦东

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9个年头。基辛格会同包括4位美国前总统、6位前国务卿在内的有识之士、商界巨头及中国问题专家等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美中协会”，并亲任主席。

这年9月，小别两年后的基辛格再访上海。他高兴地发现，此刻的上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振奋”。在详细考察了美国投资上海的第一个项目——上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后，他称赞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双方加大步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合作”。

访问期间，他向市府当局索要了一份有关上海急需投资的项目清单。“我要向美国实业家推荐上海，鼓励他们到上海来投资”，他对主人说，“这是美中协会的宗旨之一，也是我作为中国的朋友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应尽的义务”。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80年代后半叶，上海的面貌一年一变样。有一次，当博士登上“新锦江”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貌时，他喜不自禁地朗声赞叹道：“上海长高了！多少年来，国际饭店一直雄踞上海第一高度，而今它落后了，变成小弟弟了！”

90年代初，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当时，美国国内不少人对此抱以怀疑。基辛格则对他们说：“中国开发浦东决不会是一句空话！”

基辛格博士与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合影

不久，他就来到浦东，面对着眼前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他一字一句对时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说了这么一段话：“浦东的开发是富有创造力的，它必将为世界注入活力！”

此后，凡有上海领导人访美，他都出面热情接待，并为沟通上海、浦东同美国经济、金融界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以至有人甚至说：此公大有“情系浦东”之怀。

基辛格是个大忙人，每次来华几乎都是来去匆匆。1997年6月，与往常一样，博士的访华时间表被预先安排得满满当当，待他在北京结束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时已是18日下午，而回国的时间早已定在19日一早。可博士的心仍念着浦东，他决定抓紧当晚仅有的几个小时去浦东看看。当他风尘仆仆驱车行进在黄浦江东岸时，时针已指向18日晚7时……

第二天清早，登上飞机舷梯的基辛格对送行者说：“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我要介绍更多美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到上海来，到浦东来。”

可以这么说，“发展上海、振兴中华”，博士与我们人同此心。

“上海公报”一报双名

不过，有一件事也许会让上海人大吃一“醋”。

1988年，浙江省由省长带队在美国举办一个产品展销会，基辛格应邀出席剪彩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对杭州有着美好的记忆，“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实际上是在你们杭州的西湖宾馆草签的，所以应改名为《西湖公报》。”此言一出，杭州人欢天喜地，即刻送上一阵热烈的掌声。

后来，我曾同浙江省外办的一位朋友聊到过这件事。我对他说，博士此举令我感受了“一碗水端平”的滋味。朋友则笑道：“不尽然。”

他告诉我，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字前，26日晚，美方内部突然对“公报”内容出现分歧。国务院一些人提出一大堆异议，并声称“到上海要大闹一场”。这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大为恼火，因为此前美国总统及中国政治局均已审查通过了这份公报。尼克松不愿因此使“公报”面临受攻击的危险，只得请求中国方面“给予理解和协助”。

中美《联合公报》标准本底稿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

于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杭州宾馆又整整熬了一夜，再次对“公报”进行修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风波。“你想，对这样绞尽脑汁、耗尽心血的经历，博士能淡忘吗？”

朋友娓娓道来，“就连尼克松本人事后也有一番感慨，说‘想不通的事到了杭州就能想通，谈不拢的事到了杭州就能谈拢’，他们都难忘西湖啊！”

听罢朋友一席言，我甚是折服。因“公报”的诞生而钟情上海，又因曾经付出的心血而难忘西湖，正是从那一刻起，在基辛格的心中落下了难以泯灭的“中国情结”。

“我对中国的感情基于对周恩来的认识”

1987年基辛格访沪时，我尚在上海市府外事办公室供职。

在与时任上海市长会见时，基辛格深情相告：“我赞同中国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为此，他特意向初次见面的市长回述了自己1971年的秘密访华。

基辛格说，70年代初，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同中国打交道的任何经验，也缺乏对中国的研究，更不知道来中国会发生些什么”，所以初次来华他“只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触中国人及其领袖”，试图通过对话寻求双方利益的某种平衡点。

然而在观念上，他承认自己依旧停留在冷战时期美国人惯常的思维定势上，未能区别中国同苏联的不同。变化起自同周恩来的结识。在与中国人的多轮谈判中，他逐渐领略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周恩来信守原则，又能真诚体谅对方的处境，在艰难的谈判中，他常常会要求双方充分阐述各自对问题的看法，然后“十分巧妙而令人信服地从中找出共同点，求同存异，使你不能不跟随他的思路前行”。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距太大，中途多次出现僵局，甚至一度险些因表述方式的分歧导致整个会谈毁于一旦。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新的时代。

当谈判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周恩来的出现令局面出现转机。在周恩来的感染及启发下，基辛格殚精竭虑想出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后来传扬天下的“名言”，终于打破坚冰，把双方重又拉到了一起。

对此，周恩来倍加赞赏，不止一次在外国记者面前夸奖说“这是一个奥妙的发明”，“不愧是博士水平！”，让基辛格在世人面前出尽风头。

对推动中美关系作出贡献的人，周恩来总是情义相报，这一点基辛格感触尤深。

在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共同努力中，周恩来总理的宽阔胸怀、坦荡人格及其清新的外交风格深深打动了基辛格。

他说：“1971年10月，我第二次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仪式上对我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三头六臂，但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讲道理，也是可以认真交谈的’。经验告诉我，在周恩来面前，你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位伟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博士坦言，正是基于对周恩来的这种认识，使他“对中国产生了特别的感情，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1993年11月，在日本“北方论坛”基辛格的专人讲座上，有个日本人向基辛格提问：“您一生中最欣赏的世界领导人有哪几位？”博士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戴高乐、萨达特。”五人中，中国领袖竟占了三席！难怪有人说“基辛格对中国着了迷”。

《上海公报》发表地——锦江小礼堂。这座小礼堂曾于1998年、2006年两次改建，楼宇部分门窗细节还保留着上世纪70年代《上海公报》发表时的模样。（图片翻拍自锦江饭店史料集，锦江饭店提供）

1996年9月13日，在上海市长陪同下，基辛格故地重游，再次来到中美联合公报的诞生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他极有兴致地来回走动着，向人们述说当年中美领导人在这里签署公报的情景。抚今追昔，老人仿佛重又置身于那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

“我是中国永恒的朋友”，博士这么说过。我相信，此乃真言。

——本文写于2013年12月

修改于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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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外事随笔 小白楼忆旧》（出版于2014年）

作者 | 李天震    图片 | 作者提供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