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现实主义电影？_风闻

“现实主义”成了2023年电影市场重要关键词。

上周末，曹保平积压四年之久的现实主义新作《涉过愤怒的海》上映。上映首日拿下1.03亿票房，成为国庆档之后第一个首日票房破亿的院线电影。猫眼预测6.44亿，该片有望成为曹保平从影以来票房最高的作品。

这样的成绩看似意外，实际有迹可循。曹保平擅长的犯罪现实主义，正是如今电影市场的大热门。

从年初的《保你平安》开始，大量的现实主义电影接力般充斥在今年的所有重要档期。

《消失的她》《八角笼中》《孤注一掷》等作品更是拔高了暑期档的整体票房。暑期档票房前十里，现实主义电影占比一半以上，贡献了53.4%的票房。

现实主义爆发性地涌现，带动了电影市场整体性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到底能持续多久，成为萦绕在所有从业者心里的一大悬念。

其实追溯过往不难发现，现实主义在国产片扎根已久，甚至深深影响着早期代际导演的创作风格。从第四代“发现现实”，到第五代“塑造现实”，再到第六代“遭遇现实”——现实主义并非是一个固定类型，但它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底色和主流风格。

如今“现实主义回潮”，大量青年导演重回主阵地，为国产现实主义带来新生机，也催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市场规律。值得思考的是，热潮之下，现实主义回温到底是偶然乍现，还是大势所趋？“现实主义”爆火会不会只是一场海市幻梦？

现实萌芽

著名电影理论学家安德烈·巴赞曾提过一个概念，“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这种“纪实美学”带动了著名的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西方世界涌动的巨大思潮，同样影响着中国几代导演。

从中国第四代导演开始，他们的作品便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郑洞天、郭宝昌等导演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尝试，摒弃传统戏剧结构，淡化叙事。

相较于第四代在视听技巧上的摸索，到了第五代导演，他们更多加入写意的风格改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作品无不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第五代导演集体转向商业市场，步入转型期时，第六代导演还无法与商业市场抗衡，娄烨、刁亦男、贾樟柯等导演只能在小成本电影里进行着现实主义探索。

纵然影片口碑不错，票房却不尽如人意。娄烨的《浮城谜事》票房仅552.1万，而同年的《人在囧途之泰囧》拿到了12.7亿票房。

“纪实美学”深深影响着早期的中国导演群体，并随着不同时代特定的文化语境，衍化出特色鲜明的不同作品。但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电影市场的商业化腾飞，让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无法再跟上前进的步伐。

2010年，中国电影年票房突破百亿大关，具有票房影响力的商业片大步迈进，而带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因单调枯燥的视听语言，及导演过于追求个人表达，与观众渐渐产生审美隔阂。

之后，香港导演北上，经历过“东方好莱坞”黄金时期的香港导演，尝试对现实题材进行商业化改造。陈可辛拍了聚焦“拐卖儿童”的《亲爱的》，尔冬升拿出体恤“横漂青年”的《我是路人甲》。

他们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都选择进行一定的商业化调整，或请国民度高的明星出演，或将故事内核戏剧化，但票房皆不尽如人意。

《亲爱的》票房3.44亿，在当年票房冠军《变形金刚4》19.76亿的对比下，算不上出色。《我是路人甲》更是票房滑坡，仅拿下6473.1万票房。

造成票房低迷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难完全归因于观众对现实主义电影的排斥。相反，当时的国内观众对这类电影依然抱有深厚兴趣。

在海外进口片中，除了好莱坞大片，印度电影最受观众喜爱。《摔跤吧！爸爸》卖出12.99亿票房，豆瓣9.0，位列2017年年度票房第七，《神秘巨星》卖出7.47亿票房，豆瓣评分7.7。

这类引起市场反响的印度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用现实题材为商业电影的创作提供类型化拓展素材，凸显价值观明确的现实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韩国电影市场早以刮起了现实主义的风潮，在国内成为高口碑代名词。豆瓣上高分韩片随处可见，豆瓣TOP250里，排名第一的韩影《熔炉》，有94万人打出9.4的高分。

相比其他海外电影市场的作品，国内保守单一的现实主义电影，一时间显得暗淡无光。

直到2018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不是药神》拿下31亿票房，豆瓣上，214万人打出9.0的高分，其口碑票房的成功标志着国产现实主义电影实现了商业化的新突破。也让2018年，成为国产现实主义的新起点。

也是在这一年，《无名之辈》《找到你》等电影相继出现。中小成本之作《无名之辈》尤为突出，单靠电影质量在一众好莱坞大片中冲出重围，拿下7.94亿票房。

消失已久的“现实主义”重新回到了观众视野。

类型化现实之路

观众对国产现实主义表现出热情和支持，创作者也被重新激活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红利，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全面实施，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出台与实行，让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为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回归提供了发展空间。2019年的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也明确指出，推动电影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要抓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

政策的引导加上现象级影片的出现，《我不是药神》之后，“现实主义+商业类型化”的创作模式普遍得到市场认可。

而这样的创作模式，韩国现实主义类型片早就影响着国内青年导演的风格。文牧野曾表示，自己非常喜欢韩国的类型片。忻钰坤也在采访时谈到，朴赞郁、奉俊昊等导演的作品让他对电影产生思考。

从喜闻乐见的犯罪、悬疑等类型电影中汲取创作灵感，用商业片的叙事手法拆解现实肌理，将严肃话题与娱乐场景的巧妙融合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我不是药神》就不难发现，电影用大量快速剪辑加强故事节奏，同时，现实素材令故事话题与观众相关，强化了观众的代入感，这也让片中台词直击人心，形成广泛传播。片中台词“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时至今日仍广为流传。

这套创作模式，在之后的现实主义电影中被不断发展延伸，类型化特色愈加明显。

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跟主要类型片的嫁接与融合。

比如，《雄狮少年》打破神话故事为主导的国产动画格局，从现实主义层面讨论城乡构造下“留守儿童”等社会话题。《过春天》挣脱传统青春片的矫情，以“深港跨境学童”这类特殊群体为切入点，思考女性青春期的心理状态。

另一方面，是在剧情片的基础上，对现实素材进行细致化处理。

《我的姐姐》《少年的你》《人间大事》等作品将话题触角延展的更为深远，讲述原生家庭、校园霸凌、殡葬行业等严肃议题，将议题的思辨性转化为电影的戏剧性。

甚至在今年，这种“现实主义”类型化处理变得更为细致。《保你平安》《热搜》等影片同样关注社会舆论氛围，但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讨论。

《学爸》关注“鸡娃焦虑”，《我经过风暴》关注“家暴困境”，这些故事话题都与社会情绪时刻保持同频。

可见，现实主义电影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嬗变成新的样态。

与此同时，宣传营销也赋予了当下现实主义新的解构意味，甚至影响了电影本身。

短短几年，从《我不是药神》的大规模点映，到《消失的她》的短视频策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市场潜力，在新媒体的助力下不断被挖掘。

早期的点映策略，是将现实话题和质量认证打透至观众层面，进行以点到面的口碑扩散，从而形成票房影响。

如今的短视频，则将电影营销带入2.0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更易与短视频的”黄金3秒定律“相互契合，电影的金句和名场面被广泛应用，再利用碎片化传播扩大影响，促成讨论，带动影片热度。

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冠亚军《孤注一掷》《消失的她》，无不遵循这套市场规则。最终，它们成为今年暑期档的冠亚军，包揽70亿票房，占今年暑期档总票房的三分之一。

超乎预期的票房成绩给了市场刺激。喜人的票房成绩背后，真正令人惊喜的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时代浪潮，让一批青年导演站在了市场中央，同时也给予了一批青年创作者机会。

第六代导演之后，导演的准入门槛发生了变化，市场上诞生了大批非学院派导演。这批新生代创作者的共性之一在于，他们从生活汲取创作灵感，现实题材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我表达空间。

比如First系导演，陆庆屹、马凯、徐磊等人。他们的作品天然带有现实主义风格，贴近观众审美。

这群正值创作黄金期的青年导演们，同时也在给予现实主义电影更强的生命力。天时地利人和，现实主义的大潮有了新的时代样貌。

从现实走向现实

大潮涌动之时，砂石俱现。

今年，现实主义电影在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的同时，也普遍陷入舆论漩涡。《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虽然收获高票房，但豆瓣评分并不尽如人意，分别为6.2和7.0分，围绕它们的一些话题讨论，都暴露出了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些问题。

为了突出类型化表达，电影大多会进行一些艺术加工，对现实场景进行奇观化处理。《孤注一掷》刻画缅北场景，《消失的她》展现东南亚畸形秀，都在极力渲染一种恐怖残忍，加深了舆论场对东南亚的刻板印象。

类型的过度叠加，反而让现实失真，甚至侵占了故事的写实比例，现实话题的残酷反而成了类型化的由头。

另一方面，在一些敏感的社会议题上，剧情处理不当，也会引起更强的舆论反噬。《消失的她》《我本是高山》等影片加入了女性话题讨论，但创作团队的女性故事表达引发争议，甚至一度掀起舆论风波。

以《消失的她》为例，电影以7.5豆瓣开分，随着传播扩散，口碑大跳水，最终滑落到6.2。其中争议较多的话题是，电影以男性视角为主线讲述女性困境，女性反而成为谜案工具化的存在。

在豆瓣评论区，有不少观众对此情节设置产生不满，最高赞的短评写到，“如果一个谋杀老婆的男人却为了无意谋杀了自己的孩子而流泪，这不是很讽刺吗？”

这些争议也恰恰说明，与观众连接更加密切，对创作者的创作能力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告诉毒眸，“创作者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现实生活里寻找有张力、有人文内涵的故事。”

平衡好电影的社会属性和商业属性，也是当下创作者的一个创作挑战。

饶曙光同时提到，青年创作者需要具有电影职业精神，不要一味追求个人表达，而是让自己的作者性与观众的观赏需求有效结合起来，达成一个新的平衡，让创作者与观众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形成最大限度的共情共振。

与此同时，市场需求也在决定着电影的变化，环境重塑着现实主义电影发展。

好莱坞大片的视听特效不再奏效，大片无法与观众情感进行有效互动，逐渐形成退潮趋势，这恰好是国产片形成绝对优势的机会。

在饶曙光看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的底色，坚持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化呈现，才能让电影与观众形成情感上的互动，这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优势和立足点。

现实题材电影提供了与自己相关的情绪价值，构成了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的观影动机，对于电影市场终归是好事。毕竟，目前来说，娱乐市场竞争激烈，让观众走入影院已经越来越难了。

同样，从社会层面来说，在充满喧嚣的后真相时代，市场需要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提高观众对社会话题的关注和呼应，厘清现实的混沌，理解现实的复杂。

可以说，无论是商业市场还是社会层面，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意义都是巨大的。

现实主义电影在积极的商业化尝试后，成为电影市场主要类型，并辐射性影响着行业的向好。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等到“国产《寄生虫》”的出现，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