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创团队对于意识形态叙事的拒斥以及对崇高精神的疏离，是极为清晰的_风闻

有网友问我如何看待《我本是高山》目前在舆论场中引起的诸多争议？

套用一句前些年的流行语来说，那就是创作者是写不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事物的。

过去的这二三十年里，我们的文艺界基本是在解构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股思潮的核心是反对崇高、消解崇高，与宏大叙事保持距离。这个事情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说，消解崇高意味着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保持距离也意味着写作的去意识形态化或者某种意义上的中立化。但从坏的方面说，消解崇高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开始就否定了崇高的意义，也就无法理解崇高。

有些人批评编剧和创作团队在“抹黑”张桂梅，我倒不这样认为。就《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的水平和立意来说，它离“抹黑”还差得远。但从它整个的立意和主题来看，主创团队对于意识形态叙事的拒斥以及对崇高精神的疏离，却是极为清晰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认知在其自己的创作逻辑中是自洽的，你无法通过对其改编的批评，让他认可你的观点。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文艺创作的阶级属性，强调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无产阶级自己来创作，也是基于此。尽管从后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到了六七十年代，这种理念也导致创作出现了很多问题，可对张桂梅事迹进行改编，还真得是“无产阶级的创作者”来进行创作。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全球文艺界的左翼思潮便逐渐衰退。到苏联解体之后，甚至左翼思潮的价值就基本被否定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文艺创作的主流，都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向。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欧美文学界，他们自己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崇高”。

作为一种主流的创作思潮，在开头我已经评价了其利弊。我个人倒也不认为反崇高就必然是错的，因为在过去，“崇高”的确遮蔽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但对于某些题材来说，这么写的问题就很大了。

之前颁发的共和国勋章，其获得者大都出生于民国时期或者建国初期，其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较强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些人在日常的言行中也并不讳言这些信仰对自己的价值。如果以他们为创作对象，就必然要接受这个事实。

这不仅仅是基于真实人物、事件改编创作的原则性方面的要求，同样也是能把故事写好的一个技术性的保障。因为你描写的是当下的事件和人物，而不是几百年前的，观众对此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背景认知的。

如果给张桂梅等人下个定义的话，他们可以算是20世纪后半叶涌动的那股红色巨浪在今天这个时代留下的最后一点浪花。

如果《我本是高山》出现于20年前，以当年社会环境而言，它只会成为一部院线一日游的产品。一方面，在当年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张桂梅的这种行为并不怎么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当时的整体社会意识，也排斥这种“信仰叙事”。

在当年，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是《集结号》。关于这个电影，具体我也就不展开说了，能明白什么意思就行。

只是时过境迁，到了今天，很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从对《亮剑》的重新评价到《我本是高山》在今天引发的争议，这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趋势之下，崇高叙事的价值是被重新重视起来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描写现实和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崇高”人物，依然还是在用解构思维在进行创作，再遭受到这种批评乃至谩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赞同对这种现实中真实存在且活着的人物拍摄传记电影或者相关题材的电影，因为在任何时代，“当代史”都是最难写作的。对于这种人物，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留下尽可能多的文字或者影像资料，然后等到他们去世之后，再通过盖棺论定的考证和研究，去还原展现他们的一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对他们的一生有整体性的评价，且能通过时间的搁置来对人、对事有一个更冷静的思考，二是——这也是从相对“阴暗”的方面来说——一个人只要活着，谁也无法保证他后面会不会因为他事情翻车或者评价发生反转，万一你这边刚拍了个《许家印传》说恒大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骄傲，转头正主本人就进局子了，对创作者也是不好的影响。

之于《我本是高山》而言，如果说这部电影本身表明的是编剧以及创作团队在精神层面上无法理解张桂梅的话，那么这次回应，则证明编剧在最基本的素质层面上也配不上这个作品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