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本是高山》，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那些“细节”？_风闻

转载自 新潮沉思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性别议题跟妇女权益不再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的问题，而是一个烂大街的、可以从中谋利、甚至给某些没做好本职工作的片方遮羞的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境外势力也不再是一个需要被百倍提防，小心警惕的事情，而是被疯狂的随意化、娱乐化、挡箭牌化，仿佛无论你做错了多么大的事，只要你提出有境外势力的插手，那么作为你“自己人”的“我们”，就有义务必须和你站在一起，原谅你的错误，甚至是用胸口接下你捅给自己人的刀子。

而这样的证据往往又很好找。中国人民遍布天下，用vpn的人众多，找出一些ip不在国内的发言即可，只要找出来了，矛盾就被转移了，我们就不能再批评了，谁再批评谁就成了狼子野心、成了有组织的攻击、成了境外账号、成了居心叵测、成了披着羊皮的狼、就是丧良心的杂音，就成了“正义的六公主”的对立面——“丑陋的六公公”，就差说你不是中国人了。

而这些可都是中国电影报道——央视电影频道的官方微博，亦或是背后的以张桂梅校长为原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剧组的意思。

然而谁都可以质疑我是不是中国人，唯独这个片子，它不行。

《我本是高山》的正式上映时间是本周五，没看过点映的朋友可能并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离谱，这里就这么说吧，它篡改了包括山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山区女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当地政府在华坪高中办学中的参与度、现实中办学困难的来源、以及最重要的张校长本人的信仰支柱问题，并让其为自己的想法服务。

他们拍的不是张桂梅，他们拍的是《‘我’在马路上遭遇车祸然后转生成为了张桂梅》。

先说最受争议的把学生酗酒的父亲改成酗酒的母亲的问题吧，试问各位读者中那些农村长大的朋友，你们在自己曾经的农村老家有没有听说过方圆几百里酗酒的母亲？你们听到更多的是谁家吴老二成天喝酒脑血栓噶了，还是谁家刘大姐不照顾孩子成天从早到晚没日没夜的喝酒？

是前者吧。

有人可能想说说那肯定也有酗酒的母亲呀，而且人家都说了，重要的是后来张桂梅老师对母亲同等的拯救。

好，是有，但其一片方强调故事根据真人改编，现成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并不需要你来添砖加瓦，其二若是片方想要编出比现实更精彩的故事，那他们也必须得考虑现实里的观众能不能带入的问题吧？

大家知道哪里的母亲喜欢酗酒吗？

美国的母亲喜欢酗酒。

美国的问题家庭一般都是父亲家暴，母亲酗酒；或者是父亲抛妻弃子，母亲酗酒；亦或是父亲吸毒，母亲酗酒。反正你就随意组合去吧，真的，大家现在就可以上网搜一搜，看看美国加母亲加酗酒的关键词能搜出多少东西，中国加农村加母亲加酗酒又能搜出多少东西。

在我当初玩的一款美国开发的游戏《以撒的结合》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以撒那酗酒的母亲跟离家的父亲，曾经让我大为震撼。

而你说巧不巧，本片导演郑大圣的硕士，就是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念得。

这里笔者必须强调的是我对出国留学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的意见，博采众长当然是好的，但你能拍美国旧金山创卫工作小组与街道办之间的矛盾么？你能拍芝加哥计划生育委员会改组么？

不能吧，既然不能，片方又为什么要在中国，要刻画一个如此小众的酗酒家暴的母亲形象？

对此，我是万万没想到导演居然还会出面回应，在最近一次路演中面对观众的相关提问，导演回答说“酗酒母亲是剧组在当地调研时看到的情况，在山区里类似的情况很多，甚至远比我们画面里呈现的更加不堪”。

他们调研了？不，如果你了解了更多有关电影中的细节，就会发现要么是剧组根本什么调查工作都没有做，要么就是他们调研的地方压根不是云南丽江的华坪山区。

因为片中不仅有酗酒的山区母亲，还有逃课逛街上网吧的山区女学生。

是，张桂梅考试是抓过晚上去网吧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当地受教育机会相对较少的女学生，而是张桂梅在接手一个特殊班级时一些家境可能比较好的男学生。以当时一小时两三块钱的网吧也绝对算不上便宜，怎么看都不是片中衣服简陋的女学生们能够随随便便负担得起的程度。

不知道剧组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2007年，总是穿着朴素破旧衣服的张桂梅，拿着县里资助去党代会买正装的7000元毅然决然地给学校购置了一台电脑，还因为穿着破洞牛仔裤去党代会而被记者小声提醒，假如当地人在零几年便宽裕到了随便上网的程度，那么张老师又为什么要节衣缩食，只为了给学校添置一台计算机？

我毫不怀疑，若是让他们拍个外卖员，那恨不得一天只送五单，剩下时间都在club蹦迪；拍个程序员，恨不得各个都有私人飞机，周末排队去纽约喂鸽子。

他们的想象力几乎被财力锁死了下限，富裕的生活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懒惰的行事作风让他们根本不想搞什么“上山下乡”，下意识的心理让他们自以为了解穷人，殊不知他们能接触到的不论是中国大城市里的底层人还是美国社会里的底层人都跟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穷苦人家毫无瓜葛。

在真正穷的地方，不让孩子们上学的不只有女孩子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收入，与当地极为有限的经济与教育资源。

在真正穷的地方，阻碍办学的最大阻力从来不是领导间的那些鸡毛蒜皮，而是地方的经济困难，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资源不足。

结果影片皆拍成了前者，于是与天斗与地都变成了与领导斗，全片最大反派成了政府。

因为物质资源唾手可得，所以张校长的最大阻碍变成了领导的无理取闹。

因为物质资源“极大丰富”，所以学生们压根就不想上学，甚至得靠张老师往回骂才愿意上学。

而对贫穷同样没有概念的媒体们，居然真的相信了这些原本会被迫嫁人、整日操持农活的女学生们会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拼命学习，并继续传颂着影片中张桂梅老师的“强迫”与“惩罚”，殊不知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戏码只会感动自己，因为当一个人有生存危机的时候，她的全部精力都会被放在应对危机上，鲜少有时间拿来叛逆。

▲这类媒体的春秋笔法屡见不鲜。事实上在张桂梅老师的纪录片中，自愿前来的学生都知道入校需要先剪短发的规则，也就根本谈不上“被迫剪头发”

不理解大山中的生活而拍出了自己臆想中的大山，这是本片的问题其一，而另一个问题，便是信奉个人主义的片方，由于对张校长本人曾经在诸多场合强调过的对党的忠诚、奉献完全无法共情，便将之强行替换成了对丈夫的爱的问题。

是片方没听说过张校长的信仰吗？不大可能，更大的可能还是在于片方单纯的无法理解，因为无法理解，所以无法描写，因为无法描写，所以只能替换为个人主义电影中更为普遍的家人支持。

换句话说，大众对于电影声讨的点根本就不在于“六公主”口中提到的关于丈夫在场的性别对立问题，而是它至今连提都不敢提的党性的缺席的问题，是把宏伟的集体主义的《流浪地球》，拍成了一个人拯救世界的《第一滴血》的问题。

▲“六公主”“义正辞严”微博下的评论

有关张桂梅的事迹，本是如今已相对落寞的共产主义叙事的一次绝佳宣传，我相信张校长本人在知晓电影立项的时候所怀着的也是同样的期待，结果这样的期待在影视圈巧妙的漂洗之下所剩无几，甚至成了媒体圈心照不宣提都不能提，吵都不能吵的东西，这才是从始至终都在让人难受的事情。

而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直到今天，当《我本是高山》的舆论愈演愈烈，作为片方代言人的“六公主”和各路媒体号却依旧紧追性别议题不放，对观众们的真正诉求充耳不闻。

▲今日文章

就在今天中午，央视电影频道又特意安排了一场为《我本是高山》正名的影评节目。

作为现场嘉宾的影评人先是夸赞《我本是高山》对张桂梅的描写堪称“灵魂层面的准确”，随后又表示不理解网上的声音，不理解为什么要针对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展开与电影“无关”的讨论，最后她将网上的负面评价统统归结为了有目的性的攻击，是打着性别旗号的恶意差评。

▲今天上午的节目

就这个态度，可以说基本已经处在一个无法沟通的边缘。

对片方而言，《我本是高山》已经拍完了，不论你喜不喜欢我都拍完了，而且下次我还要拍这个类型的电影，你根本奈何不了我。

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之后一定会有无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走进电影院，并为电影中的人物留下泪水，即便那并不是张桂梅，而是他们自己曾经的“荒唐人生”，至于片中所缺席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既然从未在场过，又何谈缺席？

这也正是我们害怕的。

我们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本是高山》中的那些细节？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对党员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坚持，张桂梅校长根本坚持不到今天，而那些曾经支撑着张校长走过来的，在今后，也会为这个世界带来许许多多的“张桂梅”，这些只是星火，而连片的星火，可以燎原。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片中胡歌那样的丈夫，但每个人都能信仰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再延伸一下，就会知道张桂梅老师做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并不只是片中所描写的那样让孩子们单纯的“考出去”，到城市里“当护士，当律师”，而是想要她们去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开启下一个为了集体和人民事业奉献终生的里程。

她们可能会比高中时期更苦，更累，甚至可能会苦一辈子，但只要这种奉献的火种不灭，那么有朝一日，不论是女性、男性、还是贫苦的老人都将可以不再有心理顾忌与现实困难地摆脱大山、重回大山、改造大山、去爱上自己的家乡。

孩子们会成为医生、成为教师、成为战士…那些在张桂梅的影响下长大的孩子们，最终也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意义，一个人走出大山不是目的，千万人走出“大山”，才是目的。

而这，也才是以张桂梅为原型的一众纪录片、视频影像的最大价值，她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过去不是，未来也不会是。

这是最大的意义，甚至是唯一的意义。

所以当剧组路演时，张校长听着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名党员，为党和国家奉献终身时，那成了张校长笑的最开心的时候。

而在人们因为这种彼此的付出与奉献的种子，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反观如今的片方倒是好似一个孩子，嘴里重复着的都是什么“是他先打的我”，又哭又闹，好不讨厌。

希望我国的影视圈也能快快长大，早点有自己的“张桂梅”吧。

而当有一天国内的导演们回头再看，会为如今那些把党和国家形容为“小细节”的电视节目感到难过的时候，会为如今将66岁，已然疾病缠身的张桂梅老师当做商业宣传的资本而感到愧疚的时候，会敢于堂堂正正地谈论信仰议题的时候，那才是他们终于成长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