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禁不掉毒品？_风闻

非虚构时间2023年11月20日 11:20:190人参与0评论毒品在某个社会群体中泛滥，其原因几乎从来都不只是毒品本身，而是与更加系统性的现象有关。

仅凭个人努力几乎无法逃离毒品的魔爪。如果父母都吸毒，隔壁是吸毒窝点，窗外是毒贩，家里没有食物，一个住在街角的孩子要有多么强大的自制力，才能让自己关起门来做那些无聊的作业，或者出去打一份正经工，明知自己辛苦一天赚到的工钱在街角仅需贩毒10分钟就能赚到？

毒品猖獗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从不均衡的经济转型，到不知不觉的种族隔离，以及司法体系、公立教育和社区工作的无力，这些并非一场铁腕“禁毒战争”就能根治。即便推平这一社区，小贩和瘾君子也只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故技重施，因为在美国城市里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街角。

文 | 辛维木

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叮嘱：晚上出门时身边带一点零钱，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应对抢劫。不要太多，以免损失过多或者被当成富豪抢得精光，也不要太少或不带，以免劫匪恼羞成怒直接开枪。20美金左右就好，刚好够一份毒品钱。

很难判断这个建议在现实中是否有效，但它在一代又一代留学生中口口相传，反映出华人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认知——社会治安堪忧，而毒品是其中最重要的罪魁祸首之一。

吸毒这个在中国相对小众的行为在美国却仿佛司空见惯，这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然而在了解美国时却无法绕过这个话题。

美国街头吸毒者 via:subscription.sfchronicle.com

美国记者、编剧大卫·西蒙（David Simon）与前警探爱德华·伯恩斯（Edward Burns）合著的非虚构作品《街角：一个内城社区的一年》（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讲述了东北部城市巴尔的摩西区发生在1993年的故事。

两位作者耗时一年多在费耶特街与门罗街的街角游荡，见证了吸毒者、贩毒者、缉毒者以及他们身边人的日常经历。他们的发现触目惊心，而毒品肆虐也恰恰反映出耗时数十年的“禁毒战争”（War on Drugs）政策的失败。

这本看似关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某城市社区的书放在今天却依然鲜活：在当下的美国，种族矛盾仍然尖锐，成瘾性药物持续大行其道，社会撕裂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

要理解美国社会是如何发展成这个样子的，那小小的街角或许能给出一些答案。

皆为徒劳

街角就像一个怪兽，吞噬了靠近它的所有人。这是西蒙和伯恩斯的描述给人留下的印象。

毒品带来的疾病、贫穷和暴力使一个又一个家庭堕入不幸，各种戒毒的尝试几乎都不可能成功，而无论多么努力地给孩子创造新生活，孩子总有一天也会染上毒瘾。

实际上，在本书写作之时，美国的“禁毒战争”已经持续了20多年。国际禁令、国内立法、禁毒突击队多管齐下，花费了上百亿美元，但冲突反而在加剧。到了90年代，类似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已经回天乏力，露天毒品市场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无法彻底剿灭。

警察依然在街头巡逻，但经验丰富的毒贩早就掌握了躲避追捕的技巧，或者在帮派的庇佑下肆无忌惮，警察往往只能突袭到新手或无辜者。解释“为什么无法彻底禁毒还要继续执法”甚至成了当地警察局长的一种话术。被逮捕的吸毒者被送往法庭和戒毒机构，但他们绝大部分早已学会了应付法官的套路，离开戒毒机构后很快旧病复发。

via:inews.co.uk

书中15岁的迪安德尔·麦卡洛的故事清楚地展现出了街角的无望。他还在上学，但已经是一名持枪的毒贩了。很多次他想过赚足了钱后就回学校上学、找正经工作，但他总会回到街角赚快钱，满怀着自己作为未成年人不会受重判而且随时都可以金盆洗手的侥幸心理。

他的父母曾努力经营家庭，但也像街角的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充斥着大麻、啤酒和药片的生活，此后接触到更烈的毒品，更是失去了工作、汽车和房产，家庭破裂。

迪安德尔并非没有开启新生的机会。母亲不支持他吸毒或贩毒，还尽力维持家庭的体面和秩序。但她自己都摆脱不了毒品，又如何管教儿子？他的老师也从未放弃学生，表扬他的进步，相信他总能改过自新。但和学校相比，街角的生活更刺激、更有利可图。

在一场青春期欲望驱使的恋爱中，他使一个13岁的女孩怀了孕。女孩为了留住他的爱情生下了孩子，于是他们成了一对自己都还没长大的小爸爸和小妈妈。他们承诺爱护这个孩子，但在自己尚没有学识和金钱的情况下，在自身还被毒品困扰之时，悲剧已经写就了。

通常情况下，年轻的父亲总会离开孩子，而年轻的母亲拖着孩子靠社会救济度日，贫穷不久又会把孩子也推向毒品。

《糖果》剧照

迪安德尔一直以为自己不到20岁就会以某种“残酷而暴烈”的方式死去，似乎把这视为男性气概的象征。他一直幸存到35岁——其间曾在戒毒和复吸之间徘徊，也曾打起精神工作——包括在作者大卫·西蒙主创的电视剧中工作——但毒瘾最终还是追上了他的脚步。

为什么美国的毒品泛滥，屡禁不止？

两位作者逐个呈现迪安德尔及其身边许多人反复挣扎的经历，字里行间重复着这个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则需要探入美国社会的深处。

成瘾背后

毒品在某个社会群体中泛滥，其原因几乎从来都不只是毒品本身，而是与更加系统性的现象有关。

巴尔的摩的毒品交易有很强的种族特征，但在两位作者看来，种族与经济问题叠加才造就了街角的绝望景象。

巴尔的摩处于美国锈带（Rust Belt），曾是工业重镇，无数家庭依赖航运、钢铁及其他制造业巨头维生。但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美国经济的重心发生偏移，工厂关闭，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区，而在巴尔的摩，没有新兴产业能为这些家庭补上空缺。

譬如迪安德尔的爷爷威廉从美国南方来到巴尔的摩，通过在铸铁厂和美国标准公司辛勤工作，在当地扎根。他的15个孩子也大都继承了他的奋斗精神，参军、当工程师、进钢铁厂等，中产生活触手可及。然而，威廉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只有每周六天（甚至七天）开卡车和出租车养家，收入稳定性荡然无存。

《绝命毒师》剧照

与此同时，原本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社区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越来越多黑人移民涌入，白人开始搬到郊区，排屋被拥挤的廉价出租屋取代。60年代的种族暴乱更加剧了这里的种族隔离。破碎的家庭和稀缺的工作机会让生活越发无望，各种社区支持机制，诸如学校、医院、社区会议、街区派对等也逐渐衰落。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提供瞬间快感的毒品成了人们掩盖困苦的捷径。

尤其是到了80年代，比海洛因更容易吸食的可卡因让人们感到“直达极限的刺激”，迅速扩大了吸毒人群，而对更强刺激的追求让人们不断突破极限，如将可卡因和海洛因混在一起注射进静脉。可卡因的大众化还打破了以往有组织贩毒的“规矩”，任何孩子都可以卖货，毒贩大摇大摆地兜售毒品，暴力成为家常便饭，而对此无能为力的司法系统成了笑话。

当毒品侵入人的头脑，原本维系人性的逻辑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可以立刻爽一把，为什么要每天辛辛苦苦地学习、上班，最后只是赚一点最低工资呢？疾病、争吵、家庭关系，生活的重担让人不堪承受，那就来点轻松的吧！所以才会有年轻的父亲在孩子出事故受伤后的第一反应是来点毒品，离开戒毒中心的前瘾君子回到街角后立刻又被毒品诱惑。

《绝命毒师》剧照

仅凭个人努力几乎无法逃离毒品的魔爪。如果父母都吸毒，隔壁是吸毒窝点，窗外是毒贩，家里没有食物，一个住在街角的孩子要有多么强大的自制力，才能让自己关起门来做那些无聊的作业，或者出去打一份正经工，明知自己辛苦一天赚到的工钱在街角仅需贩毒10分钟就能赚到？

毒品猖獗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从不均衡的经济转型，到不知不觉的种族隔离，以及司法体系、公立教育和社区工作的无力，这些并非一场铁腕“禁毒战争”就能根治。即便推平这一社区，小贩和瘾君子也只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故技重施，因为在美国城市里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街角。

站在街角

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大城市中，总有一些“不建议前往”的危险地带，充斥着关于枪击、抢劫、贩毒等等传言。即便对许多美国读者来说，街角都仿佛是另一个国度，那里的居民好像并不是他们的同胞。

要让读者真切地理解街角所发生的事情，两名作者付出了教科书式的努力：1992年9月起，他们选择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深入观察了超过一年时间。这两位白人男性用真诚和耐心打消了以黑人为主的当地人的怀疑（作者之一以前还是警察），与大家友好相处，介绍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们每天带着笔记本去社区里，跟着各种人物到处走。为减少受访者的紧张感，他们有时也会舍弃笔记本，沉浸在事件中，之后才赶紧记下细节。书中75%-80%的内容都是由他们亲眼见证的，剩下的则通过能够多重印证的采访呈现出来。动笔之后，他们又持续跟踪了观察对象长达四年多，从而得以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避免被主观印象蒙蔽。

《街角》《凶年》作者大卫·西蒙

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尽量维持记者身份置身事外，不去参与受访者的故事。但在受访者特别想要重回正轨或寻求戒毒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回避给予一定的情感支持。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给予的帮助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曾尝试戒毒的受访者们最终都没有成功。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作者们的观察：街角文化和毒瘾是如此强大，不会因为两个好心人偶尔伸出援手就能带来改变。

他们并不掩饰对受访者的关切，在街角的一年，专业新闻报道的冷静和距离让位于对弱势群体的深刻共情。他们没有带着道德或智力上的优越感居高临下，而是从每一个受访者的角度叙述他们各自的挣扎、冲动和渴望，将普通而又私密的人性引入通常被数据、法律和政策占据的禁毒议题报道中。

归根结底，禁毒行动需要拯救的不是某些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一户户互相连接的家庭。

因此，在成书之后，他们也继续与受访者保持联系，见证他们中的一些人开辟新生、一些人坚持斗争、一些人反复徘徊。他们笔下的街角似乎恢复了秩序，但毒品市场又在不远处的另一个街角建立起来，而曾被本书激励过的政客还并未真正意识到毒品表象下的深层问题。

《街角》出版二十多年后，药物滥用仍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只是品种由海洛因、可卡因变成了阿片类药物，受害者也从黑人延伸到乡村白人。

“锈带”的制造业衰退、工人阶级的落寞，仍被视为成瘾现象的根源。例如J.D.万斯（J. D. Vance）的非虚构作品《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就从作者家庭出发，讲述了这一群体的被剥夺感，以及他们转向阿片类药物、难以挣脱命运的无望。该书因描述了特朗普的“红脖子”基本盘而赢得关注，万斯本人也由特朗普批评者转为盟友，走上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可以说，药物滥用背后的社会经济变化，与美国政治的走向紧密相关。

在各州选区的红蓝分野中，选民个人的经历往往被各种笼统的标签掩盖，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只要选对政策，就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正像漫长的“禁毒战争”所揭示的那样，社会中不存在万灵药，而是需要持久的调查研究、尝试与博弈。理解、关怀不同的个体是这一过程的前提，这也正是《街角》对今天读者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