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历史周期律(5):如何解决生产力进步反而加速了历史周期的问题?_风闻
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1小时前
上一节讲到大模型等生产力发展不但没有减缓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反而加速了历史周期律的进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深入分析。
历史无非围绕着劳动生产和生产成果分配展开。社会生产成果从何而来呢?如果想要社会输出生产成果,有下面两个要素:劳动和资源
劳动是人在一定时间内的体力或者脑力活动。资源是指土地、自然资源、技术、机器、原料、社会组织等内容。
生产成果=f(劳动,资源)
生产成果是劳动和资源的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生产成果与劳动和资源成正比关系。按照朴素的理解,生产成果来源于劳动和资源的共同作用,因此成果也必须分配给劳动者和资源拥有者。可是问题来了,这二者的比例如何确定?
二者的比例关系对生产有什么影响?什么样的比例才算公平?什么样的比例能够激发生产更高的效率?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下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反映了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相对高效方式。因此下面的讨论基于在市场经济模型。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劳动收入和权利收入全部由市场决定。劳动者基本上主要获得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决定于劳动力市场价格。而资源拥有着获得权利收入,权力收入决定于资源的市场价格。当然,不存在理想的市场模型。劳动价格和资源价格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此处暂不讨论,姑且认为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反映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
在仅有通过市场进行一次分配的情况下,劳动者仅仅获得基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收入,没有任何权利收入。权利收入者获得基于资源市场价格的收入,而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发展了,生产需要劳动要素的程度下降,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降,劳动者获得劳动收入反而减少了。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生产对资源的需求上升了,资源价格上升,权利收入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大模型来了,生产力发展了,人们反而担忧的根本原因。
仅有一次分配会导致资本论中预言的生产相对过剩。这个原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讨论的很清楚了,此处不再赘述。因此仅靠劳动和资源价格进行生产成果分配就会产生消费不足的情况。
考虑另一种极端情况,社会成果只给按照权利分配,所有人的收入和他本人的劳动无关。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一起吃大锅饭,上点岁数的国人都有记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就是生产不足,生产出来的成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市场条件下实现全民权利收入,就是所有人都有房屋出租、银行利息或者股票分红等权利收入,那谁还去劳动呢。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生产不足。
全民主要有劳动收入->消费不足
全民主要有权利收入->生产不足
事实上,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存在。收入都是劳动收入和权利收入的组合。一般社会都会有二次分配,劳动者也会有部分权利收入。而权利收入者也会交出部分收入作为社会二次分配来源。构建一个权利收入指数RII,即社会成员平均的权利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
RII=权利收入/(权利收入+劳动收入)
权利收入指数RII大于0,小于1。
RII= 0,全员劳动收入,基本上相当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
RII= 1,全员权利收入,基本上相当于改开前的中国分配模式。
相对的,构建劳动收入指数WII:
WII= 劳动收入/(权利收入+劳动收入)WII = 1- RII
权利收入指数越高,劳动收入指数越低,越多社会成果按照权利分配,而生产相对不足。
权利收入指数越低,劳动收入指数越高,越多社会成果按照劳动分配,消费越不足。
今年经济形式不好,主要原因是消费不足。根据上面的推导,消费不足的原因是社会成员权利收入指数过低,而劳动收入指数过高。目前社会主体权利收入过低,多数人只能获取劳动收入,消费自然不足。如何拉动消费?解决方法是提高国民权利收入指数。
为什么疫情后大家都愿意考编制进国企?原因很简单,体制内成员的权利收入指数相对高一些,在消费不足生意难做的不稳定市场环境下会多一些保障,大家自然喜欢。
同样的,在改开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不足,那时候人们更加愿意选择私企、外企和个体等权利收入指数相对低的部门。这个选择有利于个人获得更高收入。
改开前,农村村民都是人民公社成员,一般称为社员。社员的收入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所得的工分,另一部分是集体分红。工分所得是劳动收入,集体分红是权利收入。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社员收入绝对数量较低,但是社员是有权利收入的。理论上讲,他们的收入结构比起现在的主要靠劳动收入的外卖员、打工人的收入要健康很多。
现在有的公司采用员工持股方式管理公司资产,员工既有工资收入(劳动收入),也有员工股分红(权利收入),这种做法对员工和公司都有利。奉劝大家学习狼性公司的同时,也要学习员工持股分红的做法。
社会成员权利收入低 -> 消费不足->社会成员倾向权利收入占比高的部门(如体制内、公务员、国企等)
社会成员权利收入高 ->生产不足->社会成员倾向权利收入占比低的部门(如私企、个体等)
社会成员的择业选择也是社会自发调节收入结构的机制。
当前情况下,社会分配只有在体制内人员和经济发达地区多套房产和资产拥有者的权利收入指数相对高一些。如果想解决当前问题,建议扩大普通国民权利收入来源,提高权利收入指数。一方面提高了消费,另一方面降低了生产,双向奔赴,减轻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的难题,提高全民幸福感。至于如何扩大普通国民权利收入来源,那就要肉食者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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