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差异说_风闻

从政治、人权角度，任何人种、种族、民族都应该是绝对平等的，这是文明的标志。这个标志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应主动维护。

但现实是从政治、人权角度，北非现在还有奴隶，其他地方也还分为平民和权贵，每一个阶层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且差别巨大，每一个阶层又详细的分出无数个小阶层，用天有九层，地有九层，中间又有九层来说丝毫不为过。最上层和最底层，完全可以理解为生活在不一个时空下。所以争取平等将比争取自由和民主还难上加难，同志仍需努力。

政治、人权的差异是人为的，我今天说的认知差异可能不是人为的，最起码不是人有意为之的，但我也不敢说是天生的，因为我不懂更深切的学问。

认知差异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认知侧重于某些方面，一是认知有高低深浅之分。

认知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存在有没有天生的因素，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有人认为认知差异是生活、生产方式造成的，比如农耕、渔猎、游牧、航海都会对人的认知产生影响，因为这些生活、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及社会的感知不同，对感知的需要方面及程度不同，久而久之就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使认知产生差异。

同时也可能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是次生的，具有某种偶然性。比如一些极为伟大的人，他们创立一个伟大学说，如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古希腊的科学学说，他们创立一个宗教，如亚伯拉罕的犹太教和悉达多的佛教，这些文化都可能影响人的认知。这些伟大的学说虽然不是无中生有，但伟大人物的创造力是不可轻估的。

中国文化把万事万物都分为阴阳，而又认为阴阳其实同属一物，阴极而阳，阳极而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变化过程，这在太极图中表现很明显。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为二分法，可这个二分法其实是在一个平面上，只有长和宽，没有高，是表面的一个二分法。五行也是在一个平面上，把万事万物分成五种属性，五种属性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关系。这五种属性不是本质，而是现象模式，比如能发热的为火，如太阳就被称为天上火。

西方文化也把万事万物二分法，它不是在表面进行二分，而是在表里上进行二分，是从外到里分出现象和本质。我们看到的都是现象，但现象背后都有本质，本质决定现象。要想对现象有所认识就一定要研究本质，认识不了本质就认识不了现象。这种二分法是立体的，更接近真实。

这种现象本质的二分法就要求人们向事物的深处钻研，而事物的深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样就培养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

事物的本质包括两种东西，一是事物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二是事物是怎么运行的，也即是规律。

关于事物的构成，有从大小方面说的，惠施说至小无内，也就是由极小的东西构成大的东西，古希腊原子说也类似，但比惠施说的复杂，牵涉到原子形状和数量及排列方式。有从物质说的，或者一种物质构成万物，或者几种物质合成万物，五行不是构成万物的五种物质，因为他不要具体，而是五种不同功用的物质，所以五行与构成事物无关。也有从抽象说的，比如数。当然现在证明物质是有分子构成，分子是由原子构成，原子是由元素构成的。

如果说事物构成中国还提出了至小无内的话，那关于规律问题中国就从来没有想过事物会有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实这个常也仅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现象，还不能算是规律。如日升月落，有的地方有时候日不升月不落，如四季往复，有的地方就没有四季之分，所以这是现象。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那就更先进了，直接把一种事物的存在分解为四个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而形式因最为抽象，大概是理念的最初形态。

把事物分成现象、本质、规律等，像亚里士多德的几个因，很复杂，也很抽象，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在这复杂抽象的语言环境下如果不能条理清晰的说话或讲道理，那就很麻烦，于是需要逻辑。

所有人说话都应该是经过组织有一定顺序的，所有的道理都应该是需要证明的，顺序和证明都需要清晰的语言，不然就是蛮不讲理，谁的声音高谁个赢，谁的权大谁个赢，这不合理。

但中国几乎没有认识到逻辑的重要，也很少有人认为逻辑是重要的，因为不讲道理是普遍的，讲道理意义也不大。但有人说中国有逻辑，在名家如公孙龙的著作中，在墨子的著作中，也可能，但都是基本的雏形而没有得到发育，除了在笑话中偶尔应用一下，基本没啥用。也有人说世界有三种逻辑，中国逻辑、印度逻辑、欧洲逻辑，当然也有人简化成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二是中国逻辑。

逻辑是极为重要的，但只对需要的人重要，不需要逻辑的人反而觉得是一种枷锁，比如到处需要证明，不证明不行吗？到处需要讲道理，道理就是我定的，还用讲个锤子？我权大、我钱多、我是流氓，都可以不讲道理，吆喝一声就行了，这比逻辑重要多了。

没有逻辑影响很坏，坏处是见解不深刻、不深入，道理得不到充分论证，归纳不出真理性的结论，又一个真理推导不出另一个真理，也就是没有推导能力。现象是，中国古代文明昌盛，但缺乏反应文明昌盛的长篇论著，不说语录体，就说《文心雕龙》、《文史通义》这些以论说见长的著作，都是短篇。

再有就是没有科学、没有像欧洲哲学一样的哲学，像康德的批判系列更不可能，没有逻辑统摄约束，只能呈现零散状态。

春秋战国就有格物致知，但这个格，不是研究、实验、实践，而是心灵关注，而这个知也不是知识，而是道德领悟。从现在角度说，这个格物致知是致不了知的，白费工夫和心力。王阳明读了朱熹说的话，天下万事万物都蕴含着道理，哪怕是一草一木也蕴含着天道至理。于是他就想通过格竹子获得天道至理，结果不但劳而无功，还格病了一场。

如果王阳明是个骗子，他可能还真能格出天道至理，但他是严肃的学者，不能胡说八道，只能生病。如果他从竹笋就开始观察竹子的生长，而且记录个三四年的观察日记，进而把竹子和其他植物进行比较，并且直接剖开竹子观察，并做记录，说不定他能获得很多有关竹子的知识。但当时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格物方法，也就是没有科学的观察、实验、实践、定性、定量等方法。

从技术角度说中国肯定有定量方法，比如火药、中药、青铜器、瓷器、天文等，但由于没有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知，因而上升不到科学高度，不能定性。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问是门大学问，是哲学的主流，没有哲学家不谈人性，性善说、性恶说、性三品说等五花八门，天花乱坠，但作用不大，架空谈论。

比如性恶说，姑且不谈性恶，就是人性自私吧，而自私如果不加以遏制是很容易变成性恶的，但中国古代很少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控制自私，结果自私大规模的演变成性恶，出了无数的罪恶滔天的皇帝、后妃、太监、大臣、官员、武将、小吏、文人、商人。

这就是说谈人性很多，怎么对待人性做的很少。在欲望利益面前，一切的保证、誓词都是空话，重要的不是他不想作恶，而是他不能作恶、不敢作恶。中国古代关于限制权力、制约权力做的不多，效果极差。

这不光是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甚至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智慧和能力，是认知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