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18章：卫队一营奔赴西安，高福源充当信使_风闻

1933年之前，张学良担任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所以大量东北军就布防在平津河北一带。热河丢失后他引咎辞职，在上海戒了毒然后坐船去意大利躲避网暴。但是东北军还在原来的驻地，该干嘛干嘛，但他们的上级领导就变成了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虽然心里不乐意，但是也没办法，毕竟军饷是人家发的。

10个月后张学良从欧洲返回，奉命在湖北安徽一带“剿匪”，第二年秋天到陕西“剿匪”，老蒋的承诺是打完红军就支持他收复东北，张学良听完心头发热，大量东北军就自带干粮跟着他跑，先跑湖北再跑陕西。但是北京跟河北的那部分迟迟未动，张学良不忍心动，因为河北最靠近东北，张学良原以为陕北红军是万把人的疲惫之师，他分分钟搞定后就能打回东北，届时北京跟河北的军队可以就近开拔，所以这批部队一直待到了1935年底。

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关按照协议纷纷撤离，东北军大部队也被迫奉命向陕甘一带转移，这时候的北京城可谓是人心惶惶，有钱有关系的早都去了南方，街上三五成群逃难的东北百姓，不管老家房子多大仓库多满，现在像乞丐一样蹲在街头风餐露宿；还有满腔热血的学生们隔三差五上街抗议，要求民主、要求抗日，甚至聚集在东北军的营房前，质问他们还要不要老家和祖坟了？这让东北军既苦恼又无奈，卫戍司令部的卫队营营长王玉瓒对此深有体会。

底下的连长排长或士兵们经常问他，说王营长咱还能打回老家吗？这个问题让王玉瓒很为难，他只是一个卫队营长，回答不了职权之外的问题，就像一个女的经常在被窝里问老公领导哪天给你升职加薪一样。每当王玉瓒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会挨个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知道只有张学良才有能力和可能带大家回东北。当其他队伍开赴陕甘的时候，他也就有了带着弟兄们回西安追随张学良的想法，但是卫队营保卫北京司令部的安全，没有调令不许擅自离开。

（西北军实力派将领宋哲元）

王玉瓒带领的卫队营下属5个连，3个步兵连，一个配备机关枪、平射炮的特种连和一个骑兵连，第一连有个手枪排，总人数1200人。这个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加强营。宋哲元很喜欢这支队伍，安排下面一个师长请王玉瓒和一众东北军军官吃饭，席间该师长举着酒杯借着酒劲对王玉瓒说，希望你们留下来跟着我们西北军干，宋主任不会亏待你们几位。言外之意是，如果王玉瓒脱离张学良单干，升职加薪不是问题。

第二天酒醒之后，王玉瓒觉得对方不是在开玩笑，想着想着心里开始发慌，让他带着兄弟们脱离张学良跟宋哲元，哪还有脸见父母呢？于是他去找原来军分会的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说了这件事，并表示全营官兵很想跟着副司令打回东北老家，希望鲍主任给副司令发个电报请示一下，把大家调回西安。鲍文樾理解王玉瓒的心思，满口答应下来，就在他构思电文该如何撰写的时候，张学良的电报先发过来了，电文大意是让王玉瓒带着卫队营尽快回西安。

真是无巧不成书，为什么张学良要召回这支队伍呢？因为他身边缺人啊。杨虎城多年经营陕西，他城府深、疑心重、为人跋扈，为了避嫌张学良在西安城内没有军队，“剿匪”的队伍都驻扎在离西安很远的郊县，比如延安、富县、蓝田等等。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只有一个卫队营，这个营的官兵一部分守护张公馆，另一部分守护“剿总”司令部，以张学良的级别带自己的卫队在身边杨虎城不能拒绝。而王玉瓒滞留北京的卫队营，也是张学良卫队的一部分，他的卫队不能完整地待在身边，这让他心里不踏实，所以通知他们前来。

可是王玉瓒那个营现在归宋哲元管，这军队内部只有上级调动下级惯例，没有下级向上级申请调动的规矩，而张学良没有通过宋哲元传话，这就让王玉瓒有点为难，去请示的话万一被宋哲元拒绝，并派人将他们严加看守，那就走不掉了。王玉瓒找到军分处的副官处长高盛悦商量，高处长分析完形势后果断地对王玉瓒说，你们不要声张，暗地里做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偷偷走，其它的事我们安排，这次副司令还给了所有军官每人50块钱的安家费，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再告诉宋哲元这是张副司令的调令，估计他拿副司令也没办法。

王玉瓒听完心里激动，回去后召集连长和排长开会讨论“逃跑”的方案，他们首先打发官兵家属到天津租界区的旅馆里等候，根据大部队的行进时间从天津前往河北保定汇合。当时卫队二营驻扎在北京城西四牌楼东南西安门街的光明殿内，他们商量的“逃跑”路线是就近向西出阜成门，然后过卢沟桥赶到良乡火车站坐火车，在河北保定接了家属转车去西安，这样大部队不经过北京市区比较安全。

（卫队一营的离开北京城的大致路线）

当天凌晨两点动身，1200人打点好行李步行离开营房。少校连长王世民带一个连在最前面开路，他们抵达阜成门后，剪断了守城的电话线，收了十几名守城宪兵和警察的武器，逼着他们交出钥匙后全部反锁在屋内等待天亮。城门被打开后，大部队依次出城，前后用了20分钟所有人都离开了北京城。出城后王玉瓒担心万一宋哲元派来追兵，下令辎重连安排在最后面走，骑兵连在辎重连后面防御，如果追兵来了骑兵连抵挡，抵挡不住就用辎重车辆挡住去路，人员先行撤离。

1月份的北京气温在零下，半夜三更是最冷的时候，但是作为四海为家的东北军，一想到要去西安回归大部队，心情是激动的。这1200人连夜行军，穿过卢沟桥，天亮时分赶到了良乡车站。局势君查看了地图，他们是从北京西城区出发，一直走到房山区，一晚上走了将近40公里。到了良乡车站后炊事班安排了一顿早餐，吃完饭没多久鲍文樾安排的火车皮按时进站，全营官兵顺利登上火车，车开动后王玉瓒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到了保定车站，他们顺利接到了天津赶来的家属，众人哼着二人转就去了西安，车厢里喜气洋洋。

因为年前东北军的到来，西安的住房十分紧张，城内能租的房子几乎全部租掉了，西安城没有一个地方能容得下这1200人，迫不得已卫队一营被分割成了好几块，驻扎在不同的地方。第一连守卫“西北剿总”，手枪排守卫张学良办公室，所以他们在总部大院内安置，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大院；第二连一部分守卫军法处，一部分守卫军医处；第三连直接去了渭南；特种连去了华县；骑兵连在南门外找了个村子安置，营部设在西安城木头市的印花布园，西安现在还有个印花布园小区，估计就是那块地方。

（西安市碑林区政府是当年的“西北剿总”）

卫队一营的及时赶到让张学良很满意，王玉瓒向他汇报官兵跑出北京城的过程时，张学良哈哈大笑。卫队一营接管了“西北剿总”的守卫工作，原来负责守卫“剿总”的卫队二营则全部去保护位于建国路的张公馆。卫队二营的总部设在西安城墙东城门楼上。两个营没有隶属关系，都受张学良的直接指挥。而12月12日凌晨去临潼抓捕蒋介石的主力，便是这两个卫队营的精锐官兵，在来西安之前，王玉瓒当然不知道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在前方等着他。

再说陕北甘泉城里那1000多东北军，靠着西安空投的大饼和馒头，饥一顿饱一顿居然支撑到了1936年的元旦节。如果说秋天还能坚持的话，到了冬天就太痛苦了，当然没有暖气和空调，为了取暖城里的空房子都拆光烧完了，这饥寒交迫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可是在城外围着他们的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也很痛苦，吃住在阵地上比城内的东北军也强不了多少。速战速决吧自己没重武器攻不下城，土炸药的威力有限也炸不开城墙，彭老总只能天天派人在城外喊话，不断重复着优待俘虏早日脱离苦海之类的说辞，以及联手抗日早日打回东北老家的道理。

以前大家对红军的喊话不理不睬，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就开始动摇了，不断有人溜走投降，城里还在坚守的兵也大量表现出“此地不宜久留”的精神状态。作为城里唯一能顶事的营长，周祖尧在烦恼中思索出路，但是老天爷都能看出来，唯一的突破口只有城外的红军。这天周祖尧站在城头对着喊话的方向喊道：既然你们优待俘虏，为什么要杀了高福源呢？那边沉默了一阵儿，随后回话说我们当然没杀高福源，不信过两天让他到甘泉城来见你。周祖尧听完这个很是意外，回去跟张文清汇报，张文清眼前一亮，心里多少有点触动。

（甘泉与西安相距270公里）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高福源果然出现在甘泉城的南门外，大声喊着要见周祖尧周营长。周祖尧站在城墙上一看，下面站着的还真是高福源，那年头红军没有整容技术和那医疗条件，所以绝对是高福源本人。两人一个在城头一个在城下就聊上了，高福源现身说法给周祖尧讲了一些红军宽大处理的政策，这些政策跟红军的喊话内容大同小异，所以没多少新意。交谈中周祖尧发现高福源身边有个人一直在指点他说话，于是他对高福源说改天你一个人进城来咱们细聊。周祖尧回去给张文清汇报了这个情况，说想把高福源骗进城让他脱离红军，套一些情报出来，然后商量守城的办法，张文清自然同意了。

周祖尧想着红军不可能让高福源单独过来，没想到第2天下午4点来钟，高福源居然一个人站在南门外喊话要求进城。周祖尧命人用麻绳吊着一个筐把他拉上来，高福源从筐里跨出来后周祖尧哈哈大笑，因为高福源穿着对襟的黑色棉衣和肥大的黑棉裤，头戴着八角鸭舌帽，脖子里绑着防沙土的白毛巾，跟他们要剿的“匪”是一个打扮。周祖尧笑着说：高团长你变了呀，一点都不像个国军。没想到高福源不卑不亢地回答他：老弟我确实变了，思想也变红了。

两人回到营部落了座，高福源对周祖尧一摊双手说，现在没人监视我吧，我给你说的每句话也都是我的心里话了，这回你得相信我。高福源讲起了他的经历，榆林桥之战被红军俘虏后押去了瓦窑堡。他心想自己横竖是个团长，这次恐怕凶多吉少。所以对审讯他的红军干部态度强硬地说，要么杀了我要么放了我。结果人家不理他，对他是不打也不骂，每天让他跟着所有俘虏一起吃馒头喝小米粥，吃饱喝足上课学习下课做游戏，不久高福源就在“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里做了班长，组织东北军跟红军开联欢会，他惊慌的心慢慢就安定了。

（高福源被俘的榆林桥）

高福源的一席话，把满屋子的东北军给说心动了。国民政府一再宣传被红军俘虏后要被剥皮吃肉的，看来这是忽悠人，心里就没那么怕了；另外想想自己在城里饥寒交迫的处境，多少就有点羡慕高福源描述的自在日子。

学习了几个月后，高福源就认识到，老蒋让东北军打红军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既消耗了对手又消耗了东北军这个累赘，东北军的总人数越来越少，想打回老家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意识到这一点后，高福源担心的心急如焚，主动找到红军干部说，自己跟67军军长王以哲关系很好，愿意做个中间人劝王军长跟你们谈判停战，高福源很自信认为，他担心的事一定也是王以哲担心的。

高福源发生这样的转变是有原因的，他20岁考入北师大的前身辅仁大学，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2岁考入东北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进入东北军服役，因为有文化有干劲，很受张学良的赏识。“九一八”事变第二天高福源整理了一批溃散的部队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但是接到全军撤退的命令后不得不含泪退回关内，这也成了他的终生遗憾。东北军驻平津期间，高福源担任王以哲67军619团的团长，他的部队军纪严格、训练有素，高福源亲自编写各类训练教材，经常以岳飞、文天祥的事迹教导官兵，把抗日救国打回老家的目标经常挂在嘴边。

高福源想做中间人的想法首先汇报给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李克农觉得事关重大自己做不了主，派人把这个事汇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就等于汇报给了党中央。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个事，并没有立刻让高福源动身，而是让他继续留下来学习和观察。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谁也不能保证高福源是不是靠谱，万一他是耍诈回去把陕北的情报提供给东北军，那自己这边可能面临危险，所以让高福源继续学习，同时派安全人员暗中观察和考核，直到确保他是真的可靠。

（东北军67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如今高福源只身一人进了甘泉城，可以肯定地说他已经变得又红又专，谈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那是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政治高度。从周祖尧的交谈中，高福源得知城内的东北军吃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们忍着寒冷苦苦坚持。虽然这些情况他早有耳闻，但这次算是得到了当事人的证实。聊完天他本想去城里各处走走看看，但这个请求被张文清拒绝了。作为城内的最高指挥者，张文清对高福源这个敌军释放回来的被俘将领保持了高度戒备，毕竟他是一名懂得军事知识的团长，要是弄清楚了城内的防御情况，说不准回去后红军就找到了突破口将自己活捉。

周祖尧的营部位于甘泉城十字街西侧的一户李姓人家大院内，他给高福源在营部腾出一间空房，让他在城里住了两三天，期间高福源两次见张文清试图说服他投降，但是张文清对高福源态度冷淡，因此高福源只谈了自己被俘的过程、在陕北的生活以及红军的情况，劝他投降的话一直说不出口。张文清是个人精，如果此时他跟高福源表现的过于亲密，说不定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但是高福源讲述的那些有关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还是爱听的，面对饥寒交迫的局面，他跟兄弟们迟早有扛不住的那一天，他要为那一天到来时自己面临的最差结果做好思想准备。

该说的都说了，其它地方也不让去，继续住着没吃没喝，高福源就想走了。虽然周祖尧提出让他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守城，但高福源说这城迟早要丢，自己不想第二次做俘虏，还是让我回去完成我的使命吧。周祖尧只好让人把他装在筐里从城头吊下去，降到半空时高福源不忘对周祖尧喊话说：周营长听我一句劝，今后只有跟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城里没有粮食没有柴火，可以跟红军谈判解决，你可不能把咱们东北子弟饿死冻死在城里，两军更不能再打仗了，流血牺牲是没必要的……

后面说什么听不清了，耳畔只有呼呼的风声。高福源说城守不下去，早晚都要失败，此时此刻听着很是扎心。停战他是愿意的，但决定权不在自己；投降他不太愿意，但是不投降好像也没别的办法，最让他心动的是跟红军谈判解决吃饭和取暖问题。周祖尧拿这句话去找了张文清，张文清听完眼前又是一亮，因为一旦有粮食和柴草进了城，那可以继续坚持一阵子，万一熬到回归大部队的那天，自己一定会加官进爵，于是告诉周祖尧只要有可能，务必跟红军接触和商谈。

（甘泉县城卫星图）

三天后，红军派通信兵送来了一封高福源的亲笔信，大意是说红军愿意谈判，停止敌对行为，解决物资问题，具体条件需要双方面谈，所以甘泉城派个代表过去。张文清读完信后，立刻把他的副营长郭少宗喊来，认真交待了一番后连同两个警卫装到筐里从城头吊下去，跟着红军战士去了道左铺彭德怀的司令部。郭少宗第一次返回时带来了红军方面的意见和回复，张文清和周祖尧听罢商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把郭少宗吊下城。当郭少宗再次返回时就带着成果回来了：双方一致决定，在甘泉城北门外1公里的空地上设一个自由市场，老百姓拿着粮食、土豆、柴草等土特产过来卖，东北军拿着国统区的钞票前去购买。当乞丐一样的东北军士兵围着火堆狼吞虎咽地喝了一碗南瓜粥后，一个个香的嚎啕大哭。

张文清和周祖尧对高福源是感激的，但是跟红军停战一起抗日这个事他们表示做不了主，说这个事得跟王以哲军长谈。于是高福源又写信给东北军67军参谋处处长佟铁肩，佟处长是他的老同学，他托这位老同学给王以哲带话捎信，希望见一见王军长。为什么他不直接联系王以哲呢？因为他打了败仗做了俘虏，现在找自己的领导谈停战，实在是没脸找他。在收到高福源求见的消息之前，王以哲其实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堂堂67军被红军分割在延安、甘泉和洛川三个地方，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求救和抱怨的电报看都看不过来，突然读到高福源的这封信他内心很激动。但是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依旧做不了主，立刻发密电把这个事告诉了张学良。

张学良何尝不是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呢，不然他也不会去上海找李杜了。两个师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补偿，去南京遭到各种冷落和嘲讽，王以哲每天收到的烦人电报，张学良同样也会收到。为了跟红军谈判他都舍近求远跑到上海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了，现在自己的下属甘愿做中间人直接跟共产党做高层接触，可以想象这封密电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劈开了笼罩在西安城上空的乌云，让阳光得以透下来。张学良望着公馆大院内顶着风雪替自己站岗的士兵，心里满是酸楚，他立刻让人回了密电给王以哲，说自己近日前往洛川军部视察敌情。

（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1936年1月8日，收到王以哲接见消息的高福源秘密前往洛川，进了司令部后他大吃一惊，因为眼前是一别数月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少帅张学良，高福源眼眶红了，立刻敬了军礼，说副司令属下此来是受红军之托前来协商两军谈判停战的事。只见张学良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高福源说：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做了敌军俘虏，居然有胆量跑回来劝我通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一旁的王以哲被这一幕惊呆了，前日张学良来时并未跟他提到要如何处置高福源，而按照过去的惯例，张学良拍桌子训人，下一步就要喊门外的卫士进来把人拖出去毙了，王以哲在犹豫要不要替高福源求个情，至少让他把话说完。张学良的一声喝问吓到了高福源，但他很快平静下来，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滴到了地砖上，他哽咽着说，属下要是怕死这趟就不来了，要不是为了咱东北军兄弟考虑，此前我也不会冒险去甘泉，副司令不要忘了老家现在被日本人占着，3000万老乡要么被欺负要么四处流浪，大帅的仇还没有报，咱们在这里跟红军自相残杀对不住他们啊，副司令你可要三思。

张学良不过是吓唬一下高福源，如果高福源跪地上求饶或者破口大骂，估计张学良也就把他毙了，顺便骂王以哲认人不淑然后开飞机回西安。但是一切如他所愿，高福源满怀着对他的忠诚和对东北军的关切，所说所想都到了自己心里。看着他委屈难过的样子，张学良眼眶也红了，让人给高福源搬了椅子端上茶水，让他一五一十从头说起，高福源就从榆林桥战争开始汇报，讲自己在陕北的生活，讲红军的纪律和政策，讲对甘泉城的解困，以及自己此次来洛川的颠沛。

从西安来洛川之前，张学良对此行的目的就做好了打算，如果高福源是靠谱的中间人，那么他就让高福源返回陕北，让红军派一名高级别干部前来洛川，与自己当面会谈。所以高福源讲完后，张学良对他交待了这个任务，并安抚他说，你尽管去办这件事，如果因此有了危险和意外，你的家属和子女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听张学良这么一说，高福源忍不住又想哭，但是他忍住眼泪用力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敬了军礼。

（红十五军团司令彭德怀）

高福源离开洛川后深一脚浅一脚赶往甘泉，赶到道左铺的彭老总司令部后，把他见了张学良以及希望红军派高级别干部的消息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听完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一切会这么顺利，也没想到高福源见到了张学良本人，他再三确认高福源不是跟他开玩笑后，立刻给陕北瓦窑堡发去急电，大致内容有两点：1、王以哲愿意与红军共同抗日，请求与彭德怀面谈；2、张学良表示自己是真抗日，愿意实力相助红军，请尽快派全权代表到洛川面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到电报后也是大吃一惊。

高福源虽然经过了组织的反复考察，但是谁又能保证他去了洛川军部见了上级后会不会改变主意呢？他选择再次倒戈加入东北军带兵打回来并不是没有可能，而他被王以哲拖到阵前以投敌的罪名枪毙也不让人意外，虽然众人抱着希望但是也抱着失望，而最后的结果太让人意外，因为如此重要的谈判让高福源来来回回跑个十回八回都不奇怪，没想到结果却是一步到位。当时的红军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是控制的区域不过在陕北农村地区，吃的用的极度匮乏，这个冬天怎么过他们也很茫然，高福源带回来的消息就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笼罩在陕北的乌云，温暖的阳光喷射了下来。

从高空看下去，陕北全是层层叠叠的山，过了山群是人迹罕至的关中平原，张学良望着自己看了很多次的景色，心中的感觉是如释重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他此前面对的情况是进退两难和不知所措，高福源的意外出现，唤醒了原本死气沉沉的乐章，他又有了演奏的冲动。张学良决定回西安后跟赵四小姐吃羊肉火锅，然后一起去易俗社听戏，如果没有好戏听，就约几个人打打麻将唠唠嗑。

[参考资料]

1、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2、杨奎松：《革命四—西安事变新探》，第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

3、王书君/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第593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

4、李剑白：《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第336/3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