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埃及-拿破仑与商博良_风闻

从源头算起，尼罗河的总长有六千七百多公里，流经埃及的部分只有最后的一千公里多一点。埃及南部边界的纬度，与香港差不多，而尼罗河的源头却在赤道之南，到了坦桑尼亚的境内，在纬度上已是在新加坡之南，到印度尼西亚了。从非洲高源流下来，到达埃及南边的努比亚（Nubia，大部在现代的苏丹），尼罗河要经历好几个大瀑布的跌宕之后，才进入较为平坦的埃及。首先是一段八百多公里的尼罗河谷地区，因为其地势略高，也称为上埃及。到接近地中海的最北端，是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带，河流长度只有两百公里，却有不少分支岔道，又称为“下埃及”。

作为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上埃及河谷地区的降雨量很小，年平均只有几个毫米，经常是好几年难得下一场雨。下埃及三角洲地区因为靠近地中海，降雨稍多一些，特别是在沿海。但是总体来说，这两个地区的万物生长都要靠尼罗河的滋润。现代埃及从国土面积上来说，有一百万平方公里。这其中，河谷两旁与三角洲地带加起来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7%），却居住着埃及总人口的99%。

尼罗河的周边，可以称得上是风水宝地。在世界上的大江大河之中，尼罗河算是脾气最好的，也最靠得住。与其他地区相比，尼罗河要规矩得多，也要友善得多。它的涨水季节一定在夏季，人们可以早做准备。而且，水涨得越高，沿岸被淹没的地区越大，秋播时可以种植的面积也就越大，当年的收成就越好，所以洪水在尼罗河边是祝福。

每年六月份进入夏季的时候，中非洲地区的降雨顺流而下，为埃及带来洪水。上游的急风骤雨，经过长距离的缓冲，到下游变成有时间规律可循的水位上涨，一直到入秋之后的十月份涨到最高点。河谷两岸大片地区，淹没在水中。被浸泡过后的泥土，吸收河水带下的有机质，变成了黑色的沃土，因此古埃及人通常将黑色当成吉祥的颜色。反倒是红色被人认为不大吉利，那是远离河岸，洪水淹不到，植物难以生长的沙漠地带的颜色。

埃及的农业耕种，遵循的是尼罗河的韵律。十月过后，河水开始消退，被浸泡过后的土地正适合播种。因而埃及的秋天，是播种的季节。发芽的种子，在冬日柔和的阳光照耀下成长。到来年春季庄稼成熟，不需要水浸的时候，河水的水位也降到最低点，正是收获的好时光。这一秋播春收的耕种韵律，与我们中国人通常所习惯的春播秋收方式相反，我们那些歌颂春天的曲子在埃及人听来怕是有些莫名其妙了。进入炎热的夏季，日间的曝晒不但让人难以忍受，也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埃及，夏天正好是收获之后的农闲季节。农家可以躲在荫处等待六月洪水的开始，水位的上涨，一直到十月另一个秋播季节的来临。

一条大河的另一个重要功用是提供一条运输渠道。水路运输在人推马拉的古代，比陆路运输有着更大的优势。在尼罗河上跑船，更是得天独厚。从南向北顺流而下自不必说。吹过埃及的基本上都是来自地中海的北风，所以从北向南逆流而上时只要将船帆扬起，一样是走得轻松自如。

那位把埃及形容成“尼罗河礼物”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曾经羡慕地声称，埃及农民的日子真是好过。他大概是将种植条件优越的古埃及与土地贫瘠的希腊半岛相比。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古埃及的农民同样是相当辛苦，特别是在退水之后的秋天，一方面要赶紧趁泥土湿软的时候，将种子播下，另一方面要赶紧清理淤沟，挖渠储水，以备退水之后的灌溉之用。套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年之计在于秋”。尼罗河两岸的人们，虽然不必像两河地区那样为洪涝担心，却依然有兴修水利的必要，其农业也是发展成有规模有组织的种植。

在尼罗河两岸生活的埃及人，坟地通常建在离河岸有一段距离，大水淹不到的沙漠地带。最早期的墓穴很简单，只是在沙地挖一个坑，遗体简单包一下，放进去掩埋。当地天气干燥，湿度低，沙地里没有什么微生物。遗体中的水分被沙土吸干之后，竟然不会腐烂，而是干化成木乃伊。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都可以在废弃的古坟场之内，挖出许多无名的木乃伊。有的木乃伊在地里埋了好几千年，枯萎的身躯却依然包在干化的皮肤之内，头发、指甲也都保存完好。在世界其它地方，人死后肉身化为泥土，最多只能留下一堆白骨。在风水得天独厚的埃及，却可以连毛发、皮肤都保存下来。

古代的埃及人当然不知道微生物。但是木乃伊的存在，却让他们看到死后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只要遗体还可以保存下来，那么灵魂就还有归宿，逝去的人也就还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享乐。类似于这样的想法，或许可以冲淡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却也为活着的人多添了一桩责任，逝者不单有一个魂灵，还有一具身体，生者自然要多花一些时间与精力去照顾逝者。为了逝者的幸福，首先要想办法让埋下的遗体得以保存下来。接下来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仪和坟墓制作方式

金字塔与各类古墓、古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古埃及曾经有过的文明。古希腊人对此也有相应的记载。前边提到过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西方被尊称为“历史学之父”，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前484-425年）。那时候的希腊从黑暗时代走出来才不到五百年，但是古埃及的文明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希腊人相当景仰古埃及，希罗多德还曾专门去过古埃及实地考察，留下许多生动的描述。他曾仔细描述过希腊所没有的动物，比如说鳄鱼，河马等等。他也提出过一些有趣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尼罗河如此有规律，虽然当地不下雨，却一到夏天就涨水？？他的著作在西方是经典，曾广为流传于后世。

在两河地区的历史时期划分，也适用于埃及，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入侵是古代与经典时期的分界线，一千年后阿拉伯穆斯林的入侵则是经典与现代的分界线。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埃及落入希腊将军所创建的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当时有一位名为曼涅托（Manetho）的埃及祭司，遍访各处名胜古迹，留下一份列王表。从最早（约公元前3100年）的王朝算起，总共有过31个王朝，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曼涅托的列王表基本靠谱。

目前所推测的夏朝，最早也应该诞生在公元前21世纪，此时的古埃及已经进入到了它的第十三个朝代。并且夏朝应该还无法和埃及对标，无文字无法律无监狱，对标的应该是埃及的零王朝。等真正的历史王朝出现，商的时候，古埃及已经到了第十七个王朝。古埃及历史快一半了。

埃及的卡纳克神庙建造的时候，夏朝才刚建立，夏朝早没了，卡纳克神庙现在还在，但是卡纳克神庙不是什么最古老的建筑，7大奇迹的胡夫金字塔是在夏朝建立前400年建设的，现在都还在。但是也不是最早的，更早的小金字塔现在都还有保存，这还不是最古老的，还有更古老的上下埃及统一时代，纳尔迈调色板就是那个时代的，上面的颜料是可以测年的，各种木雕，各种壁画，成片的石雕文字记录全是硬证据。从时间上来说，纳尔迈调色板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一般来说，纳尔迈（蝎子王），也被当作古埃及国家历史的开始。

在两河地区使用的硬棍加泥土板的方式，在埃及使用得很少。古埃及的写字方式与风格是完全是独特的，写在用尼罗河边所特有的莎草内芯制成的莎草纸上。莎草纸的出现，使埃及文字的发展不同于两河地区。两河地区的楔形字讲究的是实用，泥石板上写不出什么漂亮的形状，开初的画像在演变之中逐渐被简化成楔形的组合。

在莎草纸上发展出来的圣书体（Hieroglyphic），却保留了美术的特征，很有几分艺术性。其中的符号有的标定字母发音，有的标定意思，看过去都像精美的小图形，还可以标上颜色。埃及人写圣书体则更像绘画。这一套文字虽然漂亮，日常使用起来却不大方便，多半只用在石碑、石刻或是很重要的宗教、官方文本之上。

相应的，埃及人还发展出更容易使用的草书体。与圣书体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草书是僧侣体。后来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语言发生了各式的变化，到公元前七世纪，又发展出另一套被称为世俗体（Demotic）的草书，供人们平常使用。

古埃及文字后来遭受了与楔形字一样的命运，在外来军事与文化入侵之下，渐渐为人所忘却。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之后，他英年早逝，部将托勒密在埃及自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把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建成闻名的文化中心，希腊语则成为官方语言。被统治的埃及本地人，仍然讲埃及话，只是他们书写所用的圣书体、僧侣体与世俗体，都成了弱势文字。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用希腊字母，外加几个世俗体符号，来标定埃及语，形成一种新的拼音文字，科普特语（Coptic，“科普特”即希腊语中“埃及”的意思）。

托勒密王朝在公前一世纪为罗马所灭，其最后一位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30年）曾与凯撒，安东尼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是现代西方影视界最喜欢渲染的古代女子，常常被称为“埃及艳后”。并入罗马帝国之后的埃及，与地中海东部其它地区一样，依然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埃及仍属于讲希腊语的东罗马（拜占庭）范围。

在中东，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同样有许多波折。埃及的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希腊人创立的港口城市，自然是以希腊语为主，而且还有许多移民的犹太人居住。基督教创立后，亚历山大城是早期教会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一个基地，不但产生过不少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还产生过不少异端教派。早期教会苦行派的修道，也是最先发端于埃及。旧约之中同样有不少关于埃及的叙述，以色列的一神教正是开始于摩西出埃及，埃及法老是以色列部落的死敌，而埃及的宗教习俗在旧约之中都是反面典型。

到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传到埃及，教会与埃及本土的宗教也是冲突不断。基督徒被迫害时，埃及是比较严重与血腥的地区。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基督徒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反过来迫害本土宗教的信仰者。古老的埃及寺庙被基督徒袭击，砸毁，内中的祭司则被活活砍死。这一轮折腾下来，基督教成为埃及宗教的主流。古埃及寺庙，连同古埃及文字都是偶像崇拜的东西，很有几分美术味道的圣书体与古埃及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变成邪恶、耻辱的象征，为教会所禁止，没有人去学，也没有人去用。基督教会的信众之中讲埃及语的依然是大多数，但是在书写上用的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基本以希腊字母为主的科普特文字来标定发音。

埃及教会的首领亚历山大大主教，在地位上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仅次于罗马大主教的四大主教之一。这个讲埃及语的教会，虽然书写时用希腊字母来表达文字，却不时与讲希腊语的东罗马皇帝及其手下的东正教牧首（君士坦丁大主教）闹别扭，为教义问题争执不下。这其中既有教会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也有民族与语言的因素。讲希腊语的统治者们历经近一千年，始终未能与埃及社会完全融合，相互之间的矛盾还弄到教会里去了。

公元451年，东罗马皇帝终于采取强硬措施，将埃及教会的神学解释定为异端，并将当时亚历山大的大主教流放。埃及的信众们却多半不服判决，拒不接受皇帝所派来的新大主教，还自称为科普特正教会，与（希腊）东正教会相抗衡。东罗马当局采取血腥镇压手段，使得不久前才迫害本土信仰的埃及基督徒们，要遭受一回基督教会的迫害。

一波三折下来就到了公元七世纪，这是唐朝时候了，突然从阿拉伯沙漠中冒出来的穆斯林骑兵打败东罗马，占领埃及，结束了希腊语作为埃及官方语言一千年的历史。基督教内部的分裂为阿拉伯人的征服提供了条件，也为伊斯兰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此后没过多久，埃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变成阿拉伯语，而科普特文只保留在此时已变成少数的基督教会的仪式之中使用。

古代西方人虽然读不懂古埃及文字，却对古埃及的文明保持了一份敬重。古希腊人自认为他们的文明源于古埃及。从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屋大维开始，罗马人就不辞劳苦，将不少埃及的方尖石碑运回意大利，竖立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最为显眼的地方。罗马著名的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前边的广场上立的那一块是最高的，有32米，重量达到455吨，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要很费一番周折才能运回意大利。到近代，西方人称霸全球之后，这些石碑还将运到欧洲的其它城市，连远在新大陆的纽约中央公园也竖了一块。

刻在这些石碑上的圣书体碑文，虽然没有人读得懂，却慢慢成为神话的材料。希腊人知道，他们所用的字母是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来的，而腓尼基字母则是从埃及人那里来的。他们对两河地区的楔形字所知甚少，认定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埃及。

柏拉图（前428-348年）曾经引述苏格拉底的讲法，称埃及的古文字是埃及神灵泰特赐予人类的礼物。后来的希腊与罗马文人们，更进一步声称不单单是文字，连埃及的法律与智慧，都是神灵所赐。这些知识就是以符号的形式刻在石碑上那一个个精美的小图形之中，因此后来西方人将其称为“圣书体”。至于说古埃及日常使用的文字，则被称为“世俗体”。他们推测埃及人平常用的是“世俗体”，只有在重要场合才用“圣书体”，为的是守住神赐予的秘密。原来一套标声、标义的书写方式，因为其精美，而被神化成秘宗咒语。罗马人还依葫芦画勺，虽然读不懂圣书体的意思，却会依照所看到的式样，在运来的石碑上不明就理地多刻上几个，害得后来不少尝试破译埃及文字的研究者们找不着北。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在柏拉图这里有一个大转折，由原本对自然的好奇变成更为强调形而上学的思辨，讲究的是理念、本质。柏拉图觉得，人们先天就有所有的知识，宇宙的奥秘只要通过不断的反思，沉思，就可以茅塞顿开。用在圣书体的研究上，他们不是去分析、对比文字的结构与组成规律，而是断言符号之下必定藏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或是神学真谛，进而用心灵去猜测、领悟。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对古埃及的理解也越走越偏，失去了历史与事实根据，变成神话与幻想的素材。收集埃及古董与艺术品的人不少，却没有人知道这些艺术品的寓意何在。连金字塔都被误认为是巨大的储粮仓库。最有意思的则是打到中东的十字军，以讹传讹，误以为埃及那些尸体干化而成的木乃伊，可以用来治疗跌打损伤。这一说法被带回欧洲之后，用木乃伊碾成的粉末成了欧洲药店之中珍贵的“埃及白药”。有的王公贵族甚至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由此产生了一项贸易，将埃及的木乃伊大批运往欧洲，还供不应求。于是，有中东的不法商人，到病弱收容所或是监狱之中，买下病人或是囚犯的尸体，处理成木乃伊之后供应欧洲市场。一直到十九世纪，都还有欧洲人相信木乃伊的特别疗效

西方人对埃及的重新认识要等到十八世纪末，拿破仑率兵远征埃及的时候（1798-1801年。拿破仑去埃及当然不是为了考古，而是为着一项大战略。在欧陆国家之中，法国是比较热衷于海外殖民地的一个。但是身处大陆，法国一方面要花钱养一支人数众多的陆军，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海外殖民地还要花钱造战船，蜡烛烧两头，搞得顾此失彼。反倒是英国，以其岛国的特殊位置，可以一心一意把钱化在海军的建设上。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在海上无法与英国匹敌，丢失了北美魁北克，也丢失了印度。最后还因为花钱过度，引起财政困难，直接导致了那一场法国大革命。

革命之后的法国，在民众动员能力上大大超过同时期的其它列强，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但是在海上的力量还是比英国差一截。因此有法国人构想，不如以古罗马为样板，经由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再现一个围着地中海周边的帝国。真正把这一构想具体化的，是拿破仑。

1798年，年轻的拿破仑刚刚在意大利打了胜仗，声望大涨，想着为自己找另一项光荣使命。他提出远征埃及，一方面可以扩大法国在地中海周边的经济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以埃及为基地，联合中东的穆斯林，骚扰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地。这是个大胆，费钱，很有几分天方夜谭的想法。但是当时巴黎的当政者们对这位人望高、野心大的拿破仑存有戒心，他想带兵去大老远的埃及，正中大家的下怀。

此时的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下属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已经落入一帮我行我素的军阀手中。奥斯曼原本是欧洲的列强之一，十七世纪末还曾经一直打到维也纳的城墙之下。到十八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衰落，到十九世纪中还更是要被别人带上“西亚病夫”的帽子。

法国远征军在1798年的7月1日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他们遭遇的埃及守军以骑兵为主，骑在马背上，一手拿刀一手拿枪，缰绳咬在嘴里，猛冲猛杀。法国军人则是当时欧洲人的打法，拿着火枪排队站成几列，一列举枪射击后，后撤装弹药，另一列举枪向前射出另一排火花。在法国人的火墙面前，埃及骑兵被杀得七零八落。类似这样的对阵，以后还要在世界各地上演。到7月22日，法军就已经打开了位于上下埃及交界处的首府，开罗的大门。而埃及守军则沿着尼罗河往南，退入上埃及的河谷地区，重整养伤去了。

拿破仑的手下除了四万精兵之外，还有一支由175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画家等等组成的专家队。早几个世纪，当欧洲的十字军出现在中东的时候，是一手拿着杀人的刀剑，另一手捧着《圣经》，除了杀人、抢劫与祷告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文化技能。也因此，他们才会以讹传讹，竟然就轻信了木乃伊磨成粉可以当药用。

拿破伦远征埃及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开始走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基督教神学的阴影，学会了观察实验。拿破仑手下的专家们有着天文、数学、化学、矿物、植物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带来的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测量仪器，可以系统地考察尼罗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观察记录古迹，理解埃及的人文与社会，不厌其烦地收集各类数据，为法国在埃及的长期统治做准备。

拿破仑的埃及远征，以失败告终。他的战略构想之中，有一个与其战略之宏伟相匹配的大漏洞：法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支持他的远征。与大西洋比，地中海不大，但是从地中海西北的法国到东南的埃及，仍然需要航行相当一段距离。远征军出发前，就搞得神神秘秘，怕的是走漏风声之后，被英国海军拦截。一直到扬帆起航，下边的将士们都还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是埃及。

英国人侦察到远征军的集结，却难以想象他们竟然是以埃及为目的地。远征军偷偷离开法国后，英国人在地中海周边漫无目标地找了老半天。七月一日拿破仑登陆埃及，八月一日英国海军才跟到亚历山大。接下来立刻就是一场海战，法国战船躲在港内，竟然还是被英国战船轰得稀里花啦，许多物资都还在船上，没来得及卸下，就沉入海底了。

这场海战，对拿破仑在陆地上的战役倒是没有太大影响。他依然整顿军马，前往巴勒斯坦、叙利亚，对奥斯曼帝国发动另一轮攻击，迫使他们和谈，大有再来一次亚历山大从埃及一路打到印度的气势。但是地中海在英国海军的控制之下，拿破仑从法国补充人员、军火的通道被切断，远征军成了断线的风筝。

奥斯曼吃过败仗之后，原来都有了和谈的打算。现在得到英国人的支持，转而坚定了与法国人斗一场的决心。征战了一年之后，拿破仑在叙利亚没有讨到便宜，很快也就看清了形势，自己带着几个亲信，偷偷乘船跑回了法国。他留给部下的理由是回去搬援军，实际上回去之后，欧洲风云及巴黎内部的争斗都有新发展，雄心勃勃的拿破仑很快将埃及丢在脑后，又去争取更大光荣了。被他丢下的远征军，在英国与奥斯曼的联合进攻之下，坚持到1801年，最后全数投降。

参加远征军的专家们，在法国上船的时候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埃及，只被告知要去热带转一圈。战船启航之后，专家们与军人们一起在船上，免不了要上演法兰西版的“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产生许多磨擦。

到达亚历山大之后，法军登陆虽然顺利，却遇到许多问题，不适应当地又干又热的气候，不知道如何找水储水。行军途中时常看到的海市蜃楼，士兵们以前都没见过，追了大半天竟是一片沙漠，以至于不少又饥又渴的士兵精神错乱，举枪自杀。

这一路专家们也吃尽了苦头，吃着跟士兵一样的干粮，帮着做一些文秘、跑腿送信的活，完全是大材小用。而士兵们行军、打仗艰苦之余，还要保护、照顾这些专家们，也是不甘不愿。在沙漠中与敌军遭遇，没有特别的地形，士兵们只有排成方阵，将淄重粮草围在中间保护起来。当有专家们与队伍同行，指挥官在遭遇敌情时的指令就变成“毛驴与专家们都到中间去！”，每次都引来士兵们一阵哄笑。有的士兵们，还故意把毛驴称为“半个专家”。

亚历山大城的市容让专家们极为失望。在历史记录中，亚历山大城是希腊人征服埃及后创办的城市，曾经是地中海周边最为著名的文化与思想中心，有一个藏书达七十万册的图书馆（后来毁于一场大火），号称有上百万的人口，还有许多闻名的剧院与寺庙。可是从公元七世纪起，阿拉伯人入侵之后，亚历山大逐渐衰落，地震与地陷更使得城市的一大部分沉入水底。到法国人登陆时，亚历山大早已失去旧日的光辉，变得又脏又挤又破，才只有六千多人口。

到达开罗之后，专家们的处境才有所好转。在拿破仑主持之下，成立了一个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址就在原奥斯曼派驻埃及总督的后花园，也就是供养他妻妾的花园里。

担任院长的是数学家傅里叶，学理工的读者所学到的傅里叶级数与傅里叶变换都是他的发现。一百多名专家，各有所长，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朝夕相处，互相交流。他们的研究涵盖埃及的自然、经济与历史各方面。更为难得的是，专家之中有许多人是能工巧匠，不单会计数，还会动手，不同于欧洲那些只会读《圣经》，作祈祷，挽救别人灵魂的教士，或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之乎也者，吟诗作画的读书人。

那是还没有发明电动机床的年代，工艺上靠的是心灵手巧。他们带来的不少仪器，在亚历山大港还没来得及卸下船来，就在英国人的炮轰之下沉入海底。地中海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根本就不可能从法国运送补给。这些困难却难不倒打起仗来与毛驴一起躲在方阵正中的专家们。他们在开罗设立了一个车间，从头做起，不但可以为自己制作指南针、望远镜，外科手术装置、测量仪，还可以为远征军补充炮弹、军刀、军号，甚至连制服上的钮扣、画画用的铅笔等小物件都可以生产。

开罗周边有宏伟的金字塔，但是金字塔是埃及早期王朝的建筑，内部早在古代就已经被人盗空。最为精美的古迹是在更为上游的河谷地区，特别是新王国时期的都城底比斯周边。那里有许多神庙，不但建筑精美，内中还有各式的画像、浮雕、石像。远征军的一个分支，沿河往南，去找寻那些奥斯曼骑兵。但是敌军却躲着他们，不愿交火。法军一路上去，倒是有了游山玩水的功夫。看着那些古代遗迹，连大老粗的法军士兵们都觉得叹为观止。随军的专家们有的用画笔素描，有的做测量勘察，收集了许多古文物，莎草纸，木乃伊，做下大量的笔记，带回开罗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古迹之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圣书体文字，只是专家们都不懂其中的意思。

到法军投降时，英国人曾要求法国专家们交出所有的研究资料。专家们抗议说，这些资料与军事无关，是他们的私人物品，如果英军硬要收走，他们情愿将资料全部销毁。英军只好退一步，只没收了古文物，后来运回英国，摆在大英博物馆中展出。法国专家们带着他们的图画与笔记，在遣返法国之后，出版了十九卷系列丛书《埃及概况》，向欧洲大众介绍埃及古文明的灿烂，在当时引起轰动，也为后来的埃及研究打下基础。

被英军没收的古文物中，有一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法军来到埃及的第二年，一队士兵在离亚历山大不远的小村子罗塞塔，将一段破旧的古墙拆掉，收集旧石头拿来修新堡垒。就在这一堆残墙断壁之中，他们偶然发现一块长114公分，宽72公分，厚28公分的石板，上边刻着三段字体不同的文字。负责修工事的工程师虽然读不懂这些文字，却意识到内容的重要，派人将石板运送到开罗，交给法国专家们研究。

三段文字中，第一段是古埃及文字的圣书体，第二段是世俗体，这两段都没有人读得懂。最下边一段写的是希腊文，在熟悉经典的专家们读来不是问题。碑文标明这是在公元前196年，希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石碑，上边写着新继位的国王托勒密五世给寺庙免税与捐助，祭司们感激不尽，立碑为证，将定期举行仪式为国王祈福等等。这种官样文章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很有趣，但是对当时的寺庙却很重要，因此同样的内容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在石碑上。三者之间的对比，有可能提供解开古埃及文字秘密的金钥匙。这可是让人激动不已的大发现，连当时正在暗地里为回法国做准备的拿破仑都在临行前抽空来观摩了一番。

法军投降时，法国人还想将石碑当私人物品留下，英国人却说什么都不答应。交出石碑的时候，负责的法国军官对英国人说，你们既然已经拿到手了，就赶紧把它运走吧，免得夜长梦多，其他法军士兵们知道了咽不下这口气，又想将它抢回去，又要动刀动枪的。于是，英国人赶紧让货船出海，将石碑运回伦敦，后来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据说至今仍然是馆中最多次为人观看的展品。刻在石碑上的字迹，用纸或是用蜡复印下来不是一件难事。法国人在交出石碑之前，已经复印了好些份。石碑运到英国后，英国人也复制了好些份。这些复印本，在欧洲各地流传，成了学者们研究、破译的材料。

早一步回到法国的拿破仑，不久之后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了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到1806年还要加冕成为法国皇帝。关于他的埃及远征，从战果上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吹嘘的。倒是专家们对埃及的研究与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很会操纵舆论的拿破仑顺水推舟，将这次失败的远征描绘成“文化发现之旅”，在法国公众之中也因此形成一股“埃及热”。虽然热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冷却，但是法国人的心目中却从此有了一份对埃及特殊的关注。

在这种气氛下，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成为万众瞩目的智力挑战，跃跃欲试者为数众多，既有语言学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大家都知道，最先破译埃及古文字的人，必定是名利双收。大家的注意力，却多半集中在中间那一段世俗体文字上。从书写方式来看，圣书体像绘画，世俗体却是连体草书的样子，像一种字母文字，可能比较容易破译。

最初的线索来自人名，国王的名字“托勒密”是希腊人名，翻到埃及语中只是注音。1802年，法国一位研究科普特语的学者Sylvestre de Sacy，在世俗体那段中寻找与希腊名字相对应的地方。因为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在文中出现了不下十次，de Sacy在世俗体文字之中得以大致找到相应的几组符号，却无法辩论出其中的字母。最后只得一声叹息，这文字太复杂，恐怕是一个无法求解的科学问题。他把研究资料交给自己的学生，一位原本派驻在奥斯曼的瑞典前外交官Johan Akerblad，当时正在巴黎跟他学科普特语。结果没想到，学生的眼睛要比老师的好使，Akerblad在世俗体文字中将所有的希腊名字都找了出来，还找出相应的29个世俗体字母。但是其后，他也没有更多进展。到后来世俗体最终被完全破译时，人们才发现Akerblad的字母只对了约一半。

他们师生俩却都没有触及圣书体，因为圣书体符号如同画像，大家多半都觉得那是与中文类似的象形字，每个符号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不是用来标音的字母。接下来要等十七年，到1819年，才在英国学者杨恩(Thomas Young)手中有了新进展。杨恩是一位绅士型科学家。所谓“绅士”讲的不是他的风度，而是他的家产。杨恩的正式职业是医生，长辈还给他留了一分相当丰厚的遗产。那时的科学研究大多只是个人兴趣，而不是职业。绅士型科学家通常是衣食无忧，可以掏自己腰包在家里建个实验室玩一玩。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仪器设备还相当原始，花费并不是很大，关键是研究者要有兴趣，也要有闲功夫。没有家产的人，则需要找到某位王公贵族的赞助，在业余做一些研究。就连学校里的教授，也是以教书为主业，研究只是业余爱好，不像现代的研究型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都在科研之上。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绅士型科学家是达尔文。杨恩在名气上不能与达尔文相比，却是一位多面手：材料力学中的杨氏模量就是他的发现；通过光的干涉与衍射实验，他提出光是波，而不是牛顿所说的粒子；在生理学上，他解释了眼睛的聚焦、分光功能。到中年时，他又开始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发生兴趣。自幼就是一位语言天才的杨恩，学过多种欧洲语言，也学过闪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等，还学过波斯语。

此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圣书体文字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与中文有些关系。中文古书之中，人名有标记，或是边上有一竖，或是有一个方框。刻在各式石碑上的圣书体文字中也经常出现椭圆方框，有人猜测这其中写的有可能是国王的名字。更有人进一步大胆推论，古代中国有可能是埃及人远征东亚之后建立的。这当然符合当时把圣书体当作神秘符号的流行看法，因为中文字也是象形字。这些研究者们因此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文方块字原本是一样的，后来在希腊统治时期发生变异，解读圣书体的关键在于理解中文。

这些理论时兴一时，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前就有，认为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均源自埃及文明，中国上古史就是埃及史，三皇五帝，甚至夏朝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后来埃及人来到中国，当时只有自然的限制而没有什么国家边界的限制。直到现在，仍有这方面新的对比研究论证，比如中国有埃及的狮子图腾本土却无狮子，披麻带孝的葬礼方式，对待死后亡灵的观念，经济组织方式等等。

纳尔迈（蝎子王）的埃及文字符号含义，被认为与中文早期象形文字“禹”有相似之处，拉美西斯则和是早期象形文字“穆”相似，爱摩图斯，则对应的是早期象形文字“恒”。。埃及王表，实际上是类似于穆公，恒王的称号。

最终将圣书体破解出来的，是法国人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公元1790-1832年）。他也是现代埃及学研究中传奇式人物。商博良出生时，法国革命刚刚闹了一年多。那场折腾了十年，造成许多流血牺牲的革命，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即使进入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局势还是一波三折，战争、革命、复辟，不断地折腾。

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小书商家庭，家中七个孩子，存活下来五个。商博良排行最小，上边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比他大十二岁，影响与支持他一生的哥哥，商杰奎（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 公元1778-1867）。与杨恩相似，商博良从小就显现很高的语言天分，对图像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但是与杨恩不同的是，商家只能算是小商贩，虽然家中的书不少，却远没有培养绅士型科学家的财力。哥俩后来能进入学界，首先是因为大哥的志向与兴趣。商杰奎十六岁离家，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边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亲戚家中帮忙打理生意。虽然因为革命的冲击，家境的贫困，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商杰奎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从当时许多为躲避革命而匆忙出逃的贵族家中，廉价收购了不少书籍，研究语言、历史，还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成为当地学界的一位人物。

商杰奎很早就意识到弟弟的天分，对他的教育很是关注，后来更是把年仅十岁的弟弟接到自己家里。当时当地的行政区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法国专家们在开罗的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傅里叶。从埃及回来之后，远征的经历成为美好的记忆，许多专家们都自称为“埃及人”。有一次，小商博良随哥哥一起到傅里叶家中做客。主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还拿出他所收集的物品给大家观赏，特别指出那上边写的圣书体文字，还没人可以破译。据说在一旁听得出神的小商博良就是从那时起，立志要读懂圣书体。

小商博良所受的教育相当不正规。法国革命闹起来之后，原本掌管教育的天主教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许多教士们则成为专政对象，孩童们无学可上。好在商杰奎是内行人，社会上也有些无事可做，靠私下给人教课为生的前神父或是修道士。小商博良孩时接受的是家庭教学，请老师来家中教读书写字，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商杰奎也亲自教过弟弟，发现这孩子的缺点是性格上时晴时雨，高兴起来学得很快，来脾气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学。但是商博良在语言方面天赋极高，拉丁语、希腊语学来都很容易，也因此商杰奎愿意花精力与金钱，请人教弟弟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

拿破仑执政后，开始“拨乱反正”，亲自主持教育制度的重建，在全法国兴办45所高中（Lycees），由政府出资。军人出身的拿破仑，办教育也是军人的风格，各学校的学生要穿一样的军人制服，上统一规定的课程。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之外，学生还要学数理化，技术制图及地理。哲学课与历史课都因为容易引起争议，被排除在课程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求住宿，接受严格的军事管理。商博良不满十四岁考入当地的高中，度过两年多极为不愉快的学校生活。希腊与拉丁文课程对他太容易，数理化课程他不喜欢，喜欢的希伯来与阿拉伯文，学校里又不准他自学。排队练操要浪费许多时间，学校里还时常要搞一些活动，表达对新皇帝拿破仑的热爱与忠诚，让他觉得恶心。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商博良却是靠大哥的微薄收入供养，穷得连买衣服、书本都成问题。若不是体会大哥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他真想从学校里逃走。

尽管有许多不愉快，商博良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其后前往巴黎求学。经济上他还是得靠大哥的资助，过着贫困的日子。学业上，巴黎倒是提供了一个学习东方语言的好环境，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也有拿破仑从欧洲各地抢来的图书资料，还有从埃及来的教士，教他埃及基督徒在教会仪式中所使用的科普特语。

在巴黎只学了两年之后，商博良就回到他哥哥所在的格勒诺布尔。拿破仑又开始新一轮教育重建，这一回是创办一批新大学，格勒诺布尔也有一所。商杰奎在新大学里是希腊语教授，年龄还不满十九岁的商博良则被聘为古代历史的助理教授。

照欧洲传统，当教授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在当时相当于“教师资格证书”，而不是现代的“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经历证明”。革命、战争闹了二十年，许多贵族、教士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要一下子给新学校找一批博士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破仑是有魄力的人，想做事的时候不会被这种小问题所难倒。新办的大学先不拘一格，把想要的教授雇好，而后他再下一道法令，所有的教授们就都有“博士”学位了。商杰奎与商博良俩兄弟一起，赶在1810年新大学开学上课之前，获得了学位。当时的商博良刚满十九岁。

从此，商博良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在学校里教书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教课过后还要帮忙管理当地的图书馆，剩下的业余时间则是研究古埃及地理，并开始着手编写一本科普特语辞典。科普特语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埃及人使用的本土语言。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它应该与古埃及语言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商博良在巴黎学习时，深感缺少一本好的科普特辞典，下决心要填补这一空白，也是为着破译古埃及文字做准备。在破译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尝试，却是进展不大。与杨恩相比，商博良在研究上更为专一，精力都集中在古埃及之上。在经济上，商博良是吃公粮的教授，学校的工资按照年龄计算。商博良太年轻，只能拿到一般教授工资的四分之一，生活相当拮据，跟过着绅士生活的杨恩无法相比。

吃公粮的读书人在学校里扎成一堆，免不了有许多是非。不到20岁的商博良在学校里当教授，早两年的高中同学变成了他的学生，不服气者大有人在。赞赏他的人会说这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讨厌他的人会说这恐怕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学术水平与才华，评价起来主观因素不少，有的人觉得他有才，有的人觉得他狂妄。

古埃及研究正热门，很多人都以破解罗塞塔石碑为自己的梦想。这突然冒出个小年轻，口出狂言说他要来破解，总是有人看着不舒服。就算看得到他的语言才能的人，也不免觉得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在巴黎读书时，就已经有几位教授看着他不顺眼。再加上商博良心直口快，言语不自觉之中已经把人给得罪了，骂起人来更是言辞犀利。而且他也是文人，也会时常看不上别人的工作，出口伤人。

给他闹出最大麻烦的，却是当时多变的时局。商博良本人对政治并不热衷，对学校里搞的那些向拿破仑歌功颂德的活动很是反感。拿破仑带着法国革命军，与欧洲列强为敌，终于在1814年被盟军打跨，被迫退位、流放。随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在外多年的王公贵族重新统治法国，带回来流亡期间积下的一肚子怨气，在各地采取高压政策。看在商博良眼里，他们远不如拿破仑。不热衷政治的商博良开始卷入政治的旋涡。文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染上政治色彩之后，也变得更为针锋相对。1815年，流放中的拿破仑偷跑出来，很快就在各地又拉起一支军队，占领了巴黎。商杰奎、商博良兄弟，都投入到拿破仑阵营之中。没想到，只过了短短一百天，拿破仑就遭遇了滑铁卢，自此永世不得翻身。波旁王朝再次复辟，当地的大学停办，商杰奎与商博良都丢了教职，成了清算对象，被赶回老家“下放”。

多亏当大哥的商杰奎长袖善舞，风口平息一些之后，只身赴巴黎找到新的工作。商博良拖了更长一段时间，到1821年也去巴黎投靠哥哥。几年折腾下来，历经贫困、病痛、劳累与担惊受怕，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花在古埃及的研究之上。来到巴黎之后，他才又开始全力以赴，研究埃及文字。

在破译上，商博良曾经尝试过各种理论，也相信过圣书体是象形字，还曾经学过中文。对埃及的各方面都感兴趣的他，手头上的资料不只是罗塞塔碑文，还有别人带回来的其它碑文与莎草纸，从中找到不少希腊与罗马姓名。这些外来语的名字最容易辨认，而且也相当明显是用字母标音，但是却不能说明圣书体就是字母文字。进一步的证据应该在埃及文字部分寻找，可是埃及文部分不比那几个只有发音，没有意义的希腊、罗马姓名，根本就无法知道具体的意思，无从读起。商博良对希腊、罗马姓名做了许多研究，也在圣书体与世俗体的仔细对比之中找到不少关联，感觉是离答案近了，却又总是功亏一篑。

这其中还有一个难处，罗塞塔石碑上的文字不长，又有多处损坏，提供的名字数量有限。远征军的专家们在埃及倒是画了许多图，但是他们读不懂圣书体的意思，依葫芦画勺，记下的字符有许多错误。以这样的资料条件，破译起来难度不小。研究了一年多之后，1822年9月14日上午，商博良收到一位朋友Jean-Nicolas Huyot给他寄来的邮件。Huyot是一位法国建筑师，正在埃及探险，他的记录是大家公认最为准确可靠的。

商博良仔细查看寄来的记录，被上面一个椭圆形柜架所吸引。这显然是一位法老（国王）的名字，最后两个字符在别处出现过，商博良可以认出是“s-s”。前面两个符号他却不认识。第一个符号，一个圆中间带一个点，应该是大阳（像中文的“日”），在科普特语中读着“Ra”。第二个符号，在罗塞塔石碑上见过，相应的希腊词是“生日”，如果用科普特语读的话，“生孩子”或是“出生”应该读着“mes”，全部串在一起就成了“Rameses”。这不就是《圣经》中记载过的那位著名埃及长老“Rameses”（现代中文通常译为“拉美西斯”。在中文《圣经》中译为“兰塞”），意思应该是“太阳（神）出生了”！

这一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不只是多认识了两个字母，也不只是显示埃及本土的名字也是用字母拼写而成，最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科普特语与圣书体文字的具体联系。科普特语的读音与词义都与圣书体文字相近，剩下的破译工作则是以科普特文为蓝本，做耐心的对比，逐一指认与验证各个符号，各种词的写法。如果没有科普特语这一层联系，单靠几个希腊、罗马姓名，不知道埃及文字的读音与含义，那还不得破到猴年马月都还不一定译得出来。

当年古埃及文字之所以会被遗忘，基督教会要负上不小的责任。是教会将圣书体当作邪恶的符号加以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用希腊字母标定的科普特文。用希腊字母标定发音，倒是标得更准，因为其中有元音，不像古埃及文字那样经常将元音省略。阿拉伯人入侵之后，埃及人忘记了自己的本土语言，改用阿拉伯语，改信伊斯兰教。只有少数信徒的基督教会，坚持使用科普特语做礼拜，硬是将科普特语当活化石给保存了下来。到一千多年之后，又是基督教会的科普特语，为寻回古埃及文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钥匙。

商博良拼完Rameses，又试了几个别的名字，反复验证自己的破译方法。几天之后，做了一个公开讲座，讲解他的最新研究结果，立时引起轰动。接下来，还有许多分析、对比、破译工作要做。科普特文字产生于希腊统治时期，离古埃及文明的开始，圣书体最初的发明，晚了近三千年，其中的发音已经有了一些差异，需要慢慢厘清。圣书体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多，标音符号有重复，还有不少不发音的限定符号。

虽然生计从此不成问题，商博良仍然还要为钱费心。在卢浮宫筹备埃及展厅，为组织去埃及实地考察，都需要大笔经费。筹钱的门路不外乎是找国王身边的贵族当靠山，在适当的时候递材料给国王过目，以获得他的赞许。能否成事，要看宫廷内部政治角力的结果。1828年，商博文终于筹得经费，亲自带队前往埃及考察，亲眼目睹古埃及遗迹。这一回，与拿破仑的专家们不同，商博良可以读懂遗迹上边刻下的圣书体文字。他对圣书体的破译，终于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在数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考察回来之后没过几年，商博良因为中风突发而去世，享年只有41岁（1832年）。他原本就健康不佳，加上长年的贫困，劳累，造成了他的英年早逝。他遗留下来的手稿，后来还是由他大哥商杰奎主持整理，逐一发表出版，成为现代埃及研究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