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最大问题或许在于“无限追责”和“无限推责”的共生_风闻

中国教育的成就很大，中国崛起有中国教育的很大功劳，这不用多说。但中国教育也问题很大，成为三座大山之一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就没有不被吐槽的，最集中的地方在于应试教育，其次是校园安全。

应试教育人人深仇大恨，但说起改革，也是一片“不可不可”。最常见的反对是：这是中国仅剩的还有社会公平的地方，动了就腐败丛生了。

校园安全现在也是大问题了，尤其在中小学。学生课间上厕所都要许可证了，到走廊、操场活动手脚更是万万不可。

这两件事表面上不相关，实际上都与“无限追责”和“无限推责”的共生有关。

高考制度源于科举。科举在历史上起到寒门贵子的阶层流动作用，也起到官僚队伍唯才是用、思维和“规矩”统一规范的作用。科举将“重视教育”融入中国人的基因中。

都说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但两个族群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中国人重视教育是为了“鲤鱼跳龙门”和“家道恒中兴”，犹太人重视教育则是从辩经开始的。在犹太人被放逐期间，拉比为了保持犹太人的文化和促使族人熟记经书教导，经常组织族人辩经。辩经需要首先强记“塔尔慕德”（犹太人的戒律和释法），然后需要巧言令色。这是犹太人善于做律师的开始。但这是题外话了。

但科举发展到后来，高度程式化了，尤其糟糕的是，成为“揣摩上意”的平台。这是现代高考刷题、猜题而忽视学问实质的开始。

科举之弊后来众所周知，《范进中举》早就是范文了。但直到清朝覆亡，科举制度才寿终正寝，才有了孔乙己。

现在的高考不是科举的简单复活，但受到科举的很深影响。而且影响不仅在于高考、中考，一般课程都受影响，“考不考”成为“学不学”的唯一准则。学校如此，家里也如此。

如果说中学还是知识传授为主，大学应该以思路启迪为主。具体的知识不仅可以查书、上短训班，还固化在大量应用软件里。引经据典忘记了，上网查；提笔忘字了，也有很多办法。真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了问答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后，上网查的深度、宽度、“智能度”再次极大提高。但思路和理解是不能从书里、短训班上、软件里和网上查到的，这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但思路和理解也是很难用考试来衡量的。有人提出，教育质量不应该用毕业时对知识存量的掌握来衡量，而应该用毕业后对知识增量的贡献来衡量。深有同感。

民间对高考的心态也与科举时代可比。既深恶痛绝，又捧上神坛。教育当局对此也一清二楚，各种发文如雪片纷飞，各种严令不得以高考为指挥棒、不得搞应试教育，但这实际上是“无限追责”和“无线推责”的博弈。

政策需要可实施的措施和相应的资源配套，否则只是空洞的要求。空洞的要求是最典型的官僚主义。

对于民间也一样。各种怨言、指责很自然，但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怨言、指责只是噪声，平白增加所有人的火气，但于事无补。对大小事情要有发言权，首先需要发言，要言之有物，否则就和小孩子哭着喊着要糖吃没有两样。

民间需要保持畅通、公平的上升通道，高考（推而广之，还有公考）具有这样的属性；但也需要避开应试教育的弊端。这就需要不以高考为指挥棒。这样的矛盾交给教育当局，但任何具体改革有一点点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不公平，立刻就是无限追责，其结果是人头滚滚、血海横流。所以教育当局只有一个又一个地发空头文件，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务虚不务实，责任下推。职能部门只有“领会精神、研究研究”，什么都不做才能什么都不错。

实际上，科举当年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死路的。

校园安全是更加直接的“无限追责”导致“无限推责”的例子。学生但凡在校内有任何差池，都会受到家长的无限追责，于是学校回敬以“无限推责”，校内不准自己带饭，课间不准外出玩耍、人人带安全头盔进校……

中国人思维中有很重的结果导向。如果结果不尽如意，那不管你是怎么得来的，尽了多少力，一切都是白搭。但如果阴差阳错、负负得正，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没事。然而，好做的事情做掉很多了，剩下的大多是不好做的，做错的概率越来越高。既然如此，少做少错。难怪中央严令不得“不作为”。但作为是显而易见的，不作为反而是难以界定的。不准不作为还真是不好办，严令了又不严格执行，这算不作为吗？

需要的，还是鼓励作为，而不是不准不作为。

需要重视起过程。结果很重要，过程同样重要。如果在过程中做到尽责，应该容许犯错，而不是“无限追责”。

比如说，高考肯定是需要的，高考改革也是需要的。如何改革，出台方案，全民讨论，修改方案，再次讨论，最后立法表决，这就是尽责过程。还会出错吗？有可能，但大家一起担负，吸取教训，然后一起再上征程，再次前进。

校园安全、校园餐饮和其他问题也一样，需要明确职责范围，重视尽责，而不是无限追责，避免必然随之而来的无限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