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一座“土味”城市的逆袭 | 城市商业系列_风闻

导语：《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于2023年推出的一个文章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河北省会石家庄。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B站有个著名的“梗”，每当《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出场，弹幕就飞过一片充满戏谑味的“吾乃石家庄赵子龙”……

赵子龙的老家常山郡，正是今天石家庄市正定县。可似乎只要用“石家庄”替代“常山”，这位三国猛将的气势瞬间就矮了一截。

石家庄，这个“土味”的城市，明明是河北省会，还是全国一类城市人口数量排名第十的超大城市，只因周围北京和天津的光环太过耀眼，只好委屈地隐没在“最没存在感的省会城市”的调侃中。

直至近期，经历太多辉煌和失落后的石家庄因重拾“摇滚之城”的一系列活动，迎来新的城市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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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历史上就有“国际范”

石家庄东近渤海，西依太行山，东、南、北均为辽阔的华北大平原，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之称。

从商代到东汉时期，长达1800余年的岁月里，华北平原曾出现过一百多个王国和诸侯国，基本都是集中在以石家庄地区为主的滹沱河中下游地区。

在这大大小小的百余国中，最著名的是中山国、真定国和常山国。自称“常山赵子龙”的赵云，故乡就是常山国（后改为常山郡）。

不过，论其对石家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最具深远影响的，则是号称“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曾先后定都东垣和石邑（分别位于今天石家庄市北部的灵寿县、平山县一带）。

中山国建国210余年，在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七雄中都曾称霸一方。国力鼎盛时，今天的石家庄市、保定市大部分地区，都在中山国的统治范围中。

秦代将中山国之地设为“恒山郡”；汉代，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恒山郡（国）、北部为中山国（郡），恒山郡（国）基本以真定城为中心，中山（国）郡则以定州为中心。

汉至清代初期，这片区域基本以真定古城为行政中心。雍正皇帝即位后，因避其名讳（胤禛），改“真定”为“正定”。

千百年岁月中，中心城池虽然不断迁徙，但基本集中在石家庄方圆五十公里以内。

既然是华北平原的“咽喉之地”，这片土地自然也是兵家必夺之地。

秦末，韩信就在太行山南麓的井陉关（今属石家庄市井陉县），打出了赫赫有名的“背水一战”。

到了唐代的安史之乱时，井陉关是叛军与唐军反复争夺的要隘，其平山县也因“平定安禄山”得名。

明初，燕王朱棣出兵靖难的第一战，发生于正定古城。建文帝用只会纸上谈兵的李景隆替换老将耿炳文，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燕军士气大振。

朱棣即位后，将正定城作为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加以修建；清代又在正定设立直隶巡抚，与北京、保定一起，号称北方三雄镇。

此时，石家庄还只是个小村庄，作为现代城市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

石家庄人经常说，自己的城市是一个“火车搬来的城市”。

没错，石家庄的兴起离不开近代著名的正太铁路（石家庄到太原府）的建成。

作为京汉铁路的一部分，1907年建成通车的正太铁路，东端起点本应是正定城南，但为了节省开支便将起点南移了一段，移到当时一个仅有600人的石家庄村。

正太铁路投入运营后，石家庄村开始有了南来北往的客商。随之而来的还有铁路带来的医院、邮局、商店等新鲜事物，一座新兴的市镇，渐渐有了雏形。

1925年，北洋政府在这个新交通枢纽地区，取石家庄村和附近同样繁华的休门村的缩写，设石门市（其实还是村镇级）。

到1940年，石家庄已从昔日的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为人口约20万人的物资集散市镇，面积约30平方公里。城内有商号2000余家，银行8家，银号、钱庄24家，以及纱厂、盐务局、面粉公司、盐店等特种商业数家。

1947年的11月，随着人民军队摧枯拉朽攻势，石门市成为我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一个月后，石门市正式改名为石家庄市。

一个普通的山村，短短20多年时间，不经过镇、县，直接三级跳变成了市，可谓神奇。

石家庄城市能够诞生，离不开正太铁路的开通，但促使铁路能将起点设置于此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当地的煤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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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庄向城”的转变

近代以来，石家庄主要产业是煤矿，产地就在西距石家庄50公里的井陉县矿区。

1898年，井陉县绅士张凤起开办的井陉煤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煤矿企业，随后各类煤矿相继出现。

正太铁路修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服务石家庄地区的煤炭开采、运输需求。而煤矿的出现，也成为催生早期石家庄城市形成的不可替代的因素。

井陉矿区因为煤矿林立，竞争也很激烈，矿主为了生存和扩大产业，只能依附有权势的人。

北洋时期，与井陉煤矿同期起家的华丰煤矿，因得到段祺瑞家族的庇护，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与井陉煤矿并立的局面，同为当时全国20大煤矿之一。

源源不断的井陉煤炭，成为正太铁路丰富的货物运输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为石家庄的兴起、产业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提供了资源保证。

1947年11月12日，以石家庄解放为标志，开辟了这座城市的新纪元。

作为人民军队最先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从新中国“开国第一城”变成了“新中国城市工作的试验田”，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

1948年9月26日，中央在石家庄的平山县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为建立新中国探索积累了管理及建设经验；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创建，人民币正式开始发行，新中国的财政体系随之成型。

同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在正定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从这里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开国第一城”的石家庄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将其列入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规划为纺织工业为主、机械工业为辅的中等轻工业城市。

1955年“一五”期间，国家几个大型项目纷纷落地石家庄，其中包括苏联援建的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华北制药厂；河北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石家庄热电厂；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联合体——14个纺织厂和印染厂，随着华新纺织厂（即国棉五厂）的新建，与石家庄纺织厂（即国棉六厂）和大兴纱厂（即国棉七厂）的扩建，石家庄已是华北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到第二个“二五”时期，一大批新的工业上马。其中有全省第一家年产730万零配件的拖拉机配件厂、年产10万吨的石家庄钢铁厂、年产20万吨的焦化厂、年产30万吨的化肥厂，以及后来的动力机械厂、农业机械厂、锅炉厂等。

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使石家庄迅速变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奠定了这座城市的产业性质和地位。如今石家庄比较有实力的几大产业，例如制药、纺织、机械、化工等，均是那时奠定的基础。

与此同时，被戏称为“大村庄”的石家庄开始大力发展城市基建，出现了“由庄向城”的巨变。

石家庄素有“火车拉来的城市”之称，一座修建于1907年的大石桥将城市一分为二，俗称“桥东”和“桥西”。

随着几个重要工业项目的落户，从空间上改变了石家庄的城市格局。

根据建厂用地需要，四个棉纺厂和印染厂从地处桥东的建设大街附近开始，沿和平路路北自西向东一字排列；跨和平路南北的华北制药厂安排在更东边的位置；为华北制药厂等工业企业配套建设的石家庄热电厂则在城市东北位置。

自此开始，石家庄城区开始进入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时期。

不过，即便石家庄在建国初期就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可当时并非河北省会，那时的省会是更具知名度的保定和天津。

其实，石家庄成为河北省省会极富戏剧性，而河北省会城市的变迁次数之多，在全国各省的省会里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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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反复的河北省会变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把北平、天津设为特别市，归南京政府直管，河北省会定为保定市。

1930年，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河北省会由北平迁到天津；1935年，天津市又成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迁回保定。

这种变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因为当时还是河北省辖市的天津经济表现突出，再次成为省会。

到了中苏交恶时期，中央顾虑临海的天津能否应付来自海上的突然袭击，再次有了调整省会的考虑。

河北省内部也再度热闹起来，纷纷希望将省会“抢”到手。

“老省会”保定自不必说，北边的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承德曾是热河省的省会，可谁都想再次成为新河北省会。

随后，河北省会再次内迁保定，天津随即升格为直辖市。

1968年，由于当时的动乱对保定产生严重影响，使得河北省再次动了迁移省会的念头。

几经比较后，河北将目光投向了石家庄。

当时的石家庄虽然不如天津富庶，也不如其他城市那么有名，但工业基础扎实，而且处在铁路网纵横交叉点上，是华北铁路的中心枢纽，方便战备。

更关键的是这座解放最早的城市，群众基础好，工人阶级力量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特别是有包容心，不排斥外来人。

几经周折后，石家庄成为了河北的省会。

不过，河北省将省会迁到石家庄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内心还是更倾向历史文化更具知名度，同时多年积累也更雄厚的保定市作为省会。

1971年底，河北省再次动了将省会迁回保定的念头，请示报到了国务院。

周总理最终一锤定音：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9个字的批示不仅让河北再无省会迁徙的念头，这场漫长的击鼓传花也终于“花落”石家庄。

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开玩笑地说，保定把省委省政府给打跑了，丢了省会；石家庄在不知不觉中“捡”了个省会，获得重大的发展机遇。

这其中，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早在“一五”期间，河北省就曾考虑将省会搬迁到平汉与正太铁路交汇的石家庄，但由于涉及搬迁资金费用巨大，最终还是暂定保定市。

石家庄能成为河北省会，关键还是解放初期城市工业发展迅速，且极为亮眼。

如果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建设是石家庄近代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那么“一五”期间的几家棉纺企业的落户，就是石家庄腾飞的第二次大转折。

1950年，随着石家庄开始合股筹建“公营石家庄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即棉纺六厂），国营棉纺织厂正式落户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面貌自此发生巨变。

随后十年间，石家庄长安区和平中路北侧，自西向东形成一片庞大的棉纺生产区域，先后建设起棉一、棉二、棉三、棉四、棉五等棉纺厂和配套企业。

石家庄人习惯将这里称作“纺织大院”，此地也承载了无数当地人的工作和生活记忆。一系列的棉纺厂宿舍早已成为石家庄各个路段的地标，人们也往往以“棉一的”“棉二的”……作为自我身份的识别标签。

除了棉纺厂，石家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制药基地。

1954年，国家投资7000万建设华北制药厂，主营青霉素，成功让这种抗生素的单支价格从“以金价计”跌到了不足一元。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自此在石家庄崛起。

著名的网络神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的一句歌词，唱出了“药厂”在城市的重要地位：“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石家庄药厂工人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石家庄制药行业占河北省制药行业总量的70%以上，全市共有112家制药企业，其中包括石药集团、以岭药业、神威药业这样的“大牌”。

除了制药，石家庄还聚集了众多纺织、化肥、水泥、钢铁、煤矿机械工厂，为共和国的“打桩立柱”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石家庄这些建设都太过普通，城市也太过低调，远不如一首歌给城市带来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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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摇滚之城

在中国音乐圈，有一首知名度和传唱范围远超赵雷《成都》的民谣作品，由“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由于名字太过惊悚，以至于很多人很好奇：那个石家庄人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死他？

其实，这就是一首缅怀曾经辉煌却逐渐落寞的石家庄的作品，被很多石家庄人视为自己的“市歌”。

人们从那些歌词的片段中，读出无奈的时代叹息，那气息如此锋利，穿透岁月。

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点燃了中国摇滚文化的野火，更让无数年轻人癫狂，发出时代的亢奋喘息。

千古沙场，京畿重地，西倚太行，又受滹沱河的滋养，石家庄人骨子里那股英勇无畏的燕赵侠义之气终被摇滚乐点燃。

同年，石家庄人邢迪组建地平线乐队，成为石家庄摇滚史的起点。

1987年，后来被誉为“相当于摇滚乐的九年义务教育”“为摇滚乐的启蒙和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通俗歌曲》杂志在石家庄创刊。

1999年，在无数摇滚乐迷的千呼万唤中，《通俗歌曲》的原编辑晓朱自立门户，在石家庄参与创办《我爱摇滚乐》杂志。

因为是讲究个性的摇滚乐杂志，刊物走的是极其另类的办刊形式，不仅许多刊登的歌词十分风骚，甚至还有编辑夹带“私货”，在文章中分享自己的骗炮经历。

在《通俗歌曲》和《爱摇》两大摇滚刊物的熏陶下，石家庄靠着摇滚气质赢得了“国际庄”的戏称，吸引国内多支地下乐队前来切磋技艺，这座城市也随即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圣地”。

除了两本足以傲视“滚圈”的杂志，石家庄还曾有一所位于平安北大街的“摇滚乐学院”，召唤着河北及附近省市的乐迷蜂拥而至。

最终这座“野生”音乐学院，由于喝醉酒的学生经常打架，招来警方关注，被迫关闭。

当时国内摇滚圈内，除了京城几位著名的“摇滚老炮”，石家庄也涌现出不少摇滚乐队，比如年仅15岁的董亚千和姬赓组建的The Nico（万能青年旅店的前身），“相对论”以及“地下丝绒”等。

可惜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冲刷，摇滚乐在石家庄的痕迹越来越淡。

2007年后，伴随石家庄“三年大变样”城镇化改造行动，城市的路变宽了，楼变高了，可躲在车库里的地下丝绒livehouse，却消失不见了。

城市中奔腾着浮躁的气息，精神与水源同样干旱的石家庄城市名片换成了：刘华强和安徽人都不知道的“安徽板面”。

那些承载过无数年轻人记忆的摇滚乐队，飘散在风中，踪迹全无，最后凝成了时代的琥珀。

一切亦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吟唱：“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那段充满激情与荣光的岁月，最后等来的是一场无声的落幕。

2023年7月，石家庄宣布，将举办为期三个月的“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全面打造中国“摇滚之城”。

10月中旬，随着滹沱音乐节落幕，历时3个月的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圆满结束。石家庄共计邀请130多支知名摇滚乐队，开展摇滚音乐惠民演出100多场，举办石家庄原创音乐节、滹沱音乐嘉年华、滹沱音乐节等多场大型音乐演出活动。

体量和规模空前的石家庄音乐节究竟影响力和效果如何，这里不作评述。

但石家庄能将极具煽动性和“危险性”的摇滚乐当作城市文化来推广，重启“摇滚之城”，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扩大城市影响力，顺便拉动下经济。

毕竟，作为省会城市，石家庄这些年的存在感非但没有增强，反而越来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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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省会城市

2022年，石家庄GDP为7100.6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38名。

经济总量不高，人均水平则更低。2022年，石家庄人均GDP仅为59645元，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排名倒数第三（仅强于南宁与哈尔滨）。

而且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的“一哥”，其实很难服众：比经济，经济总量不如唐山市；比环境，不如靠海的秦皇岛；比古代历史，不如千年古都的邯郸；比近代史，不如拱卫京畿重地的保定；比人物，不如名人辈出的沧州。

甚至，石家庄还是全国唯一没有985与211大学的省会。

事实上，正是源于频繁更换省会，不仅给河北省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后遗症，也让省会的石家庄地位十分尴尬。

有人曾评价：“石家庄是全国唯一一座不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仅仅只是一个管理中心。”

一直以来，河北省的历史文化中心在邯郸，全省经济中心则在唐山。多中心的格局自然让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更何况还有近在咫尺的北京和天津的强大虹吸效应。

论历史渊源，邯郸、邢台、保定、定州等省内城市都有超过千年的建城历史，文化资源充沛，而石家庄建市不过百年，无法相提并论。

论经济和发展，石家庄一直被唐山压着喘不过气。

唐山是全国著名的钢铁城市，素有“世界钢铁看中国，中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的美誉，唐山一年的粗钢产量就占全国产量的10%。

2011年，河北提出向沿海发展，举全省之力打造唐山曹妃甸新区和沧州渤海新区两个增长极，获得国务院批复。

随即，华电重工、中石化千万吨级炼油、华润电厂等一批战略支撑项目在曹妃甸拔地而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大港口大码头在唐山相继建成。

一系列的倾斜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唐山重工业的发展。这里一年的粗钢产量超过全国的1/10。

世界钢铁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以1.18亿吨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二，约为唐山的八成左右；排名第三的日本粗钢产量为0.96亿吨，仅占同期唐山的73.28%。

2022年，唐山GDP实现8900.7亿元，比石家庄高出约1800.1亿元。唐山一座城市便占了全省体量的1/5，位居全国第27名，高出石家庄13名。

更让石家庄黯然神伤的是，中央近年在保定设立的雄安新区。

在政策的倾斜下，大量“国”字头的央企总部落户雄安，当地所拥有的央企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2022年，雄安新区总投资超7000亿元，规划重点项目200个；而石家庄同一时间总投资仅3172.5亿元，却要分给462个重点建设项目……

显然，历史上的错位使得石家庄一直没能占据C位，更无法享受到政策的惠及。

事实上，石家庄早期的发展并不弱。

1996年，石家庄经济GDP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第17名，在全国省会城市，石家庄排名第11名，紧随南京之后。

可随后的石家庄经济就逐日下滑，伴随着就是工业制造的逐渐衰败。

究其原因，很多人归结于石家庄自身在九十年代市场转型过程中动作缓慢，落伍于时代。

这确实有很大因素，也不得不提到如今少有人知的“退二进三”政策。

石家庄正是这项政策背后的一座缩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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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发展瓶颈

所谓“退二进三”政策，是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鼓励一些产品没有市场，或者濒于破产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从第二产业中退出来，从事第三产业的一种做法。

再具体点说，就是城市主城区腾退工业企业，发展服务业。城市要将一些污染严重、效益很差的二产企业搬到二环以外，“退市进郊”，搬到郊区发展；企业原址则用来开发文化科技、餐饮服务、金融保险、公寓住宅等三产项目。

从理论上说，这个政策没毛病。

过去大部分城市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生活区和工厂区混杂，不仅污染严重，还使得城市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影响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事实上，当时的政策细则不只是鼓励企业搬走，还提到搬迁企业可以利用地价级差收入，实施技术改造，到二环路以外高标准建设新厂房，开发生产新产品，从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可几乎所有城市都在“退二进三”政策实施过程中，根本没有照顾到搬迁企业的发展，唯独是房地产最终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角”。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不是不想发展制造业，可现代工业制造需要大量土地和财力支持，但获利缓慢，利润率还不到10%，纯属“出力不讨好”。

搞房地产等三产就不一样了，来钱快还省事，相比制造业实在是太香了。

石家庄正是如此情况，大部分陷入困境的棉纺厂、药厂等响应政策进行了大搬迁，可随后并没有如愿获得复苏，基本都是搬到哪就瘫在哪。

市内的工厂原址却拔地而起一栋栋写字楼、住宅小区，制造业逐渐萎缩，让失去产业平衡的石家庄经济开始摇摇欲坠。

更令石家庄有些郁闷的是，腰包本不富裕，可还要肩负起省内“老大”的责任。

2005年，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首钢搬迁到唐山的曹妃甸，其中需河北省资金进行配套，石家庄为此掏了一大笔钱配合，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更令石家庄郁闷的是，首钢搬迁以及曹妃甸建设让唐山经济迅速飙升，自己的经济却在全国排名直线下滑，直至被唐山超越。

对于石家庄来说，越急就越容易忙中出错，事与愿违。

2010年，看到经济下滑严重，“压力山大”的石家庄赶紧“抄作业”，跟随全国新建经济新区的热潮，掀起城市新区建设。

最开始，石家庄是在距离城市不远的正定县城东侧，在滹沱河北岸建设滹沱新区。但后来为了拓展更大的城市发展面积，又跳过滹沱河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打造正定新城。

一系列耗资巨大的新区规划和建设，不仅消耗了石家庄并不厚实的家底，由于远离老城区，缺乏配套设施，这些新区也始终没能发挥出经济效益。

偏偏这时，随着河北环境问题越发严重，石家庄又在中央和河北指令下认真执行新环保标准，既没有先引进再关停，也没有尝试将原企业进行升级改造，盲目一刀切关停并转了当地许多有实力的传统行业。

如此一来，石家庄所剩无几的制造业和传统行业优势荡然无存，再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制造业领军企业。

产业结构偏重，产业链偏低端，产业规模偏小的问题日益成为石家庄高质量发展的严峻挑战。

也是从这时期开始，在制造业发力的西安、长沙、合肥、昆明、福州等省会城市纷纷超过了石家庄。

石家庄产业“低小散”，让不少高端人才在石家庄难有“用武之地”，城市影响力自然不足，只能眼看大量人口逐渐被北京、天津等地吸走。

石家庄其实很清楚，靠摇滚乐是无法真正实现城市经济提升，也不可能吸引人才留下的，唯有扎实的制造业，才能让这个“国际庄”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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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特大城市

2021年7月，河北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石家庄要“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紧密对接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当好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排头兵和领头雁”。

这是河北历史上首次提出“强省会”的战略方针，也算是对石家庄多年的付出和困境的一份安慰。

对比这些年城市的发展，各省的发展重点都是打造一个强有力的省会城市中心。

尽管这种“一城独大”的政策对省内其他城市来说，有些不公平。可站在全省经济发展背景来看，只有省会城市的能级提升，才有可能在越来越“卷”的城市竞争中卡位，为全省争取到更多优势资源。

这点其实对比河南郑州和安徽合肥，这两座省会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和对全省经济提升作用都得以体现。

退无可退的石家庄也直面矛盾，定下发展产业的基调，打造“五个千亿产业”，提出坚持“房地产开发为产业发展让路，插花式开发为集中开发让路，土地供应优先保障产业所需”的产业优先战略等。

对于石家庄来说，相比省内其他城市，各方面优势并不明显，但其土地规模可谓异常强大。

石家庄目前行政区域为6个区、12个县、5个县级市，合计23个区县，总面积约1.58万平方公里。

而北京市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石家庄管辖的面积，相当于北京的95%，在全国省会及以上城市中排第6名，前五位是重庆、哈尔滨、长春、北京、杭州。

截至2022年，北京常住人口2000多万，石家庄常住人口1078万，人口密度是北京的1/2。

城市面积尽管并不代表城市综合实力，但广阔腹地和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和潜力的必要条件。

在河北“强省会”政策的鼓励下，石家庄也积极配套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设立200亿元的主导产业发展基金和每年10亿元的主导产业专项资金；加强人才支撑引领，最高给予100万元奖励；建立实训中心等，推动主导产业建链集群上规模。

如今，石家庄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业，同时开展装备制造业与现代商贸物流、现代食品等新型产业，逐渐形成了五大千亿级产业，向世人发出了石家庄重振产业的信号。

“强省会”政策带来的效果也很明显，2022年全年，石家庄包揽主要城市中GDP增速第一宝座，年GDP增长6.4%，超过全国平均增速3.4个百分点，比排在第二名的长沙高出1.9个百分点。

固定投资、规上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均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0.1%、10.6%、13.6%。

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的GDP为3481.4亿，同期增长6.6%。

产业提振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提升，更扭转了石家庄一直以来的人口流失局面。

9月25日，石家庄正式对外官宣，石家庄城区常住人口为540万人，已达到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这意味着石家庄继苏州晋级之后，正式晋级为特大城市，成为全国第15个、北方第8个特大城市。

石家庄也“意犹未尽”，在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列为首要任务之后，又提出两个新目标：GDP 2025年超万亿，2027年超1.2万亿。

在此之前，河北共青团发布了一部石家庄的宣传短片《杀不死的石家庄》。

宣传片讲述了石家庄近代以来的发家史、辉煌史，以及后来的大厦倾覆，但主题不是吹嘘自己，而是将巨大的现实反差与无力改变的现状，化为一句句戏谑的自黑与调侃。

用摇滚反击平庸，自嘲抚慰失落，这座被忽视许久的城市能否真正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或许还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