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家修仙体系_风闻

这是修仙小说看中毒后的突发奇想，标题取得有点无厘头，有娱乐的成分。也不算纯突发奇想，之前就有点模糊的想法：在中国古代的开国君臣中，有几批对历史、对文明做出的奠基性贡献是超越其他的；古代的开国君主，他本身或许不是道家，但身边是有伪装成政治家的道家或倾向道家的人辅佐的，太公望、范蠡、卫鞅、张良、陆贾、荀彧、郭嘉、姚广孝等等，这些人我个人感觉总有点道家的味道；道德一词，现在较浅白的解释是良善、仁义之类的意思，这不是道德一词的本意，道是万事万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万事万物的福祸成败存亡之道，是一切的本源，社会、国家、朝代、天下，这同样是事物，只不过这些事物的层次比较高，所谓天下神器也，真德是通悟天地大道后自然而然、得己得人的做法，圣人存之，卷之不盈怀，舒之弥四海，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而敌国服；道家不单单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做法，不代表道家全部；圣人不是儒家的专利，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同样有圣人的说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诸家学说同出一源，儒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并且后世的儒家是针对和平年代治理天下的需要、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特定化改造后的学说，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本来面貌，即使在春秋战国，儒家思想也逐渐受其他各家思想影响而转变；太上忘情清静无为、离欲寂静是最为胜，这不是终点和彼岸，这只是进了得道的门槛，政治、经济金融、产业、科技、道法权谋、社会、文化、宗教、军事、斗争等等一窍不通两眼一抹黑，单靠一些价值观念，怎么搞事情，永远没有终点，无为之后还有无不为，知天命、耳顺之后还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用修仙小说里的说法，合道之上还有开天创世，如果把一般的开国君臣算作合道，在那之上还有极少数的开天创世的政治家群体。

开头好像写的有点严肃，下面愉快轻松点，开始创世境和合道境的政治家的评选。乡民学浅，或许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大家一起来玩啊。

创世境的政治家评选要求最高。创世，顾名思义，必是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开天辟地的重大贡献的。具体来说或许是建立一套新的权力关系、生产分配关系、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文明形态上升一个台阶。顺应天道人心革除旧的统治秩序，重新界定社会财富的阶级归属。

合道境次之。沿着创世境政治家开创的道路走下去，发展完善前人奠定的文明形态，是合道境；当先前的合道境政治家建立的天下秩序经过漫长的岁月走向崩塌，国家动荡民生凋敝，会出现社会猛男一统天下重整秩序，这些政治家使混乱的天下重回和谐，会一定程度上改革前朝积弊，但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建立一套新的权力关系、生产分配关系，没有使文明形态上升一个台阶，因而只能算合道境。

由上，中国历史上创世境政治家群体极其稀少，大抵为以文王、武王、太公、周公为代表的周人政治家；以孝公、商君为代表的秦人政治家；以毛主席、周总理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其实神话中的三皇也算创世境，有些神话应当是有现实依据的，只是当时文字没有成熟，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神话逐渐失真。三皇中的燧人氏应当是在发明、传播用火技术的历史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部落领袖，有巢氏应当是在居住革命中有突出贡献的部落领袖，神农氏应当是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传播发展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氏族领袖。三皇具体对应哪一个个体已不可考，或许三皇只是先民对远古时期技术进步、扩散的历史过程中起重要贡献的一个群体的想象，这个群体的时间跨度可能很长，甚至可能长达几百年，地理上可能也是分散的，毕竟当时的交通、通讯远远没有现在发达。治理洪水、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的应当也算创世境。

山海经应当是起源于商周之际、商人本位的神话合集，只是年代太过久远、周人取代商人后中华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向，使后人难以从山海经中思考、探索其现实依据，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比如刑天，这或许是商人编出来恶心周人的，也反映了周人与商人的斗争。山海经记载刑天与天帝争位，被斩去头颅，以双乳为眼，以肚脐为口。

商人信仰的帝是一种人格神，或许是源于祖先崇拜。周人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四季变化及节气的规律，依照这些规律进行农业耕种可以获得良好的收成。周人崇拜这些自然规律，他们把这种崇拜对象命名为天。后来周人还发现如果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生产分配关系、伦理关系以及与其他氏族的关系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安排，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使族群繁荣昌盛。周人崇拜的天其实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是人格神。商人不理解这种非人格神，而是以本族的思维去揣度周人的信仰。

周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应当与商人发生过一些冲突，或许遭遇了一些失败。于是商人编出了周人的天与商人的帝争位、天被帝砍去头颅这样的段子来恶心周人。刑天，即刑余之天。周人看了这样的段子表示莫名其妙：我们的信仰又不是这样的人格神的形象，商人怎么编个段子都编不好，还充满了他们本族意识浓烈的傲慢与狭隘。嗯这周人的内心os是我自己瞎编的，可能没有依据。后来商人逐渐不支，周人的势力范围从关中西部扩展到整个关中，帝武乙带人到河渭之间搞事情，不知咋的被雷劈死了。

人格神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想象、便于描绘、便于传播、便于统合众人。搞一个人的形象，说这人是神，说这人怎么怎么牛逼，说信者得永生，信者战无不胜，不信者沦为祀牲，沦为奴隶，大家就听进去了。而非人格神，说穿了就是真理，太过抽象难懂，难以描绘难以论证难以传播，不同立场的人对真理的想法不同，难以说服统合众人，需要先祖崇拜、领袖崇拜作为补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真理才能广为认可。比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国土沦丧、人民惨遭屠戮、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深入人心的共产主义信仰。但一旦时过境迁，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部分无明众生，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根本无法体会先辈们的苦难，信仰自然会动摇。谁强大，他们就崇拜谁；谁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就跟从谁；谁能巧言令色的欺骗他们，他们就倒向谁。他们是一群忘了初心的人。反倒是生活不怎么样的苦哈哈的老百姓，仍然坚定着当初的念想。大抵如此吧，没这么简单绝对，下层也存在容易被收买、被误导的，上层也有有良知的。

大抵所有的信仰都诞生于受压迫受苦难的民族，有时是众生愿力的集合，有时是相对客观的规律。商人当初也混得蛮惨的，自己养的牛马经常被其他氏族抢去；周人也有窜于戎狄之间，被其他氏族敲诈勒索的经历；犹太人逃出埃及后也在沙漠啃了很长时间沙子；佛教、伊斯兰教大抵也是这样。即使法西斯主义，当时德国也存在巨量战争赔款、贸易被限制、恶性通货膨胀、小商人破产、大量人民失业这样的社会土壤。信仰不单单是宗教信仰，共产主义、民本主义、真理、天道，这同样是信仰。一神教信仰的问题在于：当那个民族受苦难或外部威胁时，一神教信仰无疑是大力金刚丸，能有效帮助该民族统合族人、进行革命斗争或对外斗争；但是当该民族赢得自身解放、发展壮大后，一神教信仰容易成为恶龙的獠牙，他们可能会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天帝的选民，可能会漠视其他民族的尊严和权利，可能传教、迫使其他民族皈依的欲望比较强，可能会助长他们的攻击性，这样的现象正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真实不虚。对主义和真理的信仰没有这种弊端，但是容易淡忘。

商人崇尚鬼神，将其他氏族看作低自己一等的存在，经常抓其他氏族的人进行恐怖的活人祭祀，在商人构建的统治秩序中，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文王、武王、太公、周公那代政治领袖带领周人和其他氏族推翻商人的残暴统治，自此人文的曙光驱散了鬼神崇拜的野蛮和蒙昧。周人分封天下，传播筑城技术、农业技术，建立井田制进行土地分配，用宗法伦理和礼乐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落后氏族的人民有了作为人的尊严。在后世看来周人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非常落后，但与商人的鬼神人牲统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飞跃。周人才是华夏人文初祖。因此将翦商的那代政治家评为创世境。

孝公、商君那代政治家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世袭贵族政治，破除了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和土地的垄断，破除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历史，破除了阶层固化，打开了庶人的上升通道。自此庶人可以凭借功劳才干进入国家的治理体系、分享更多社会财富。同时建立了基于土地的基层管理和国家动员体系，建立郡县制使中央的政令能够有效传递到地方，使国家能够在需要时充分调集人力物力应对内部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我放一句暴论在这里，商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治理体系阶跃式进步的总设计师。商君的阶级立场与老子、墨子相同，代表庶人的利益，将墨子亲士、尚贤、七患、尚同、兼爱、节用、非乐、非儒等思想尽可能的落到了实处。而孔子和司马迁屁股都有点歪，倾向于封建贵族和官僚士大夫阶级。虽然韩非和商君同属法家，但二者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绝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区别如腐草之荧光与天心之皓月。韩非是个著书的理论家，其所作多关于权术和人性；像商君那样搞阶级革命、重新塑造权力关系生产关系、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信赏必罚、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到耕战上、为统一打下坚实基础的能力，韩非是没有的。韩非所著，商君其实都是懂得，并且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反观韩非，虽然留下关于权术的大作，实际搞权斗却干不过李斯。商君一辈子都在实干，没有像韩非那样把主要精力花在著书立说上罢了。

假设商君进行社会改革时封建贵族高喊私人财富神圣不可侵犯，孝公不能夺取我们的土地，一些不明觉厉的庶人也跟着瞎起哄，商君会作何感想，wtf。过分强调私人财富，受益的只会是大地主和富人，而不是平头老百姓。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竞争不过精英阶层的，必然会导致财富集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开的好处在于：当土地兼并、财富集中严重，庶人被贵族、地主的高额地租盘剥、生活困难时，中央权力可以收回皇亲国戚、封建官僚地主、豪强地主等的土地使用权，分配给庶人，缓和阶级矛盾，使经济重新换发活力；若不能实现这样的安排，那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或者被异族打败，这无疑会导致大规模战争、严重破坏和平时期的发展成果、使百姓遭受战乱之苦。

中央集权执行力强，效率高；但如果决策错误，也可能导致较大的危害；但纠偏能力也比较强。一个理想的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致力于阻止过分的贫富分化；主导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开采权、基础公共设施所有权、货币发行权、知识产权、房屋所有权、粮食生产等，不使这些权利被私人寡头主导，防止他们以此攫取高额经济租；应当为社会提供低价的公共服务，为人民和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应当时刻警惕政府中的腐败分子，防止他们以权谋私；应当注意人民群众的债务负担，防止过重的债务导致消费下降、经济失去活力、生育下降；应当注意防范部分企业利用高杠杆野蛮激进发展，防范他们转移财富、将烂摊子留在国内、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管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内循环还是进口，根本动力都是人民的消费；如果公共服务价格过高、人们债务负担过重，人民的收入就会被公共服务和利息销蚀，无法进行其他消费，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到时不管怎么刺激投资，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没人购买。温和的债务确实会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促使人努力工作；但债务如果过高，人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就躺平不干了。到时不光人民群众受不了，食利者也没好日子过。

周人解放了落后氏族的人民，使他们免于被商人当成牲口，帮助他们获得了人的权利；秦人推翻世袭贵族，使庶人获得了参与政治、分享更多社会财富的权利。

孝公商君之后两千多年没有出现创世境的政治家群体，直到共产党推翻三重大山建立新中国，分田到户，开启工业化进程，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

秦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很多次财富集中、阶层固化、贵族势力抬头的历史时期。如西汉后期；如东汉后期世家大族豪强地主联合专政，州牧；如魏晋九品中正制；如东晋门阀政治；如晚唐节度使；如民国四大家族，等等。在这些天下秩序衰亡崩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合道境的政治家重建秩序。

合道境的政治家比较多。小子学浅，难免遗漏部分，可能会不够客观，对历代政治家的贡献难以表述充分，可能会过多的写不好的地方，欢迎大家讨论补充。

始皇帝，合道中期。始皇帝能够统一，关键在于孝公商君完成了国家改造，之后秦国六代鸿烈进取。统一后应当消灭六国封建残余，打击豪强，分配土地，约法省禁使百姓休养生息。始皇帝步子迈得太大，最终二世而亡。

刘邦吕后、张良萧何、文景武，合道后期。消灭封建复辟，平息农民起义，与民休息，郡国并行，保住了孝公商君改革的成果；花几代人争取民心，消灭地方王国，最终将中央集权大一统郡县制推行到全国；抵御匈奴入侵，开疆拓土。但武帝用力过猛，民力损耗国本动摇，统一货币过程中杀伐过甚，终致轮台罪己。

刘秀，合道中期。位面之子收拾西汉末期乱局，东汉农业、水利、人文、科技进一步发展。但刘秀将更始政权和赤眉军堵在关中，间接导致关中发展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只能定都洛阳，给百年羌乱埋下伏笔；刘秀本身为南阳豪族，统一天下过程中团结的多是豪强地主，之后每代皇帝与大族联姻，给东汉世家大族、豪强地主联合专政埋下了伏笔。

曹操荀彧郭嘉、刘备诸葛亮，合道前期。终不能阻止贵族政治抬头的趋势，可悲可叹。

杨坚、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合道后期。终结魏晋以来五胡乱华的大乱世，终结门阀政治，使中华文明浴火重生；开科举，打击世家，进一步拓宽庶人上升通道；贞观之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屹立于世界东方，开疆拓土四方仰德。把功劳都归给隋唐两朝政治家有点不太合适，是历史大势到了那个环节，他们算乘势而起。唐朝武功太盛，边地远离中原农耕区，经济基础不牢，难以巩固；之后又将边地财政权、征兵权交给异族将领，终致安史之乱；然后各方节度使雄踞一方，终致武人乱国。

赵匡胤赵光义，合道前期。

朱元璋朱棣、刘基李善长姚广孝，合道后期。

玄烨、李光地姚启圣陈廷敬，合道中期。

老子、墨子，合道后期政治思想家，生不逢时，无法开天创世。

孔子，合道前期，想恢复周制是孔子的败笔，将贵族教育推向庶人是孔子的贡献。

西方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也是一次开天创世的文明贡献，由此西方获得了世界天命五百多年。但是西方的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上千万黑人被卖作奴隶，众多国家被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政权被推翻，财富遭到劫掠，人民遭到屠杀，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没有将其他地区的人民当做与他们平等的存在，而是剥削奴役的对象。殖民主义是西方的传统，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一直如此，他们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所说的民主自由仅限于殖民者内部，根本不关被殖民者什么事。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文明进步更是需要漫长历史时期大量的社会剩余。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类发展非常缓慢，当时基本没有社会剩余，仅有的一点也被人们消耗掉增长人口了。之后农业起源，私有制、阶级分化出现，生产力进步，当这发展到一定程度，氏族部落的领袖获得了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取剩余价值进行统一安排的权力，于是文明的发展加快了。法老建立了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城池的出现保卫了人民免受他人攻击，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发展，稷下学宫促进了文化发展，始皇帝将各国长城连接起来抵御游牧民族入侵，阿房宫拔地而起，宏伟的石质神庙等等。这些都是文明进步的痕迹。统一安排剩余价值的权力是好是坏，得看这些是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还是用于统治者私人享受；得看获取得轻重缓急，如果薄赋敛罕徭役，则人民生活较舒适，如果横征暴敛，则民不聊生。进入到21世纪，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事实是，现代科技、生产力已经有能力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使人们过上比较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且能有足够的剩余促进文明进一步发展。只是人的私心、进化过于缓慢的人性、固有的权力关系生产分配关系、文化冲突等因素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

蒙古人西征给欧洲带去了战乱和黑死病，同时让西欧蛮族见识了来自东方的文化与技术，促进了他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文艺复兴得益于十字军东征，在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中，贸易、文化、技术的交流也在加速；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科学与天文学、阿拉伯数字（穆斯林从印度引进）、造纸术（穆斯林从中国引进），改良了船舶制造；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开始在欧洲广为流传；引进了香料、蔗糖、咖啡、椰枣、丝绸、棉布、地毯等等。启蒙运动时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蓬勃发展，工业革命时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这需要大量的人口从日常生产中脱离出来，进行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学术思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没有从殖民地获得的财富，欧洲怎么可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文明进步。然而技术进步更加促进了他们的殖民运动，直到欧洲各国因为利益冲突发生两次世界大战。

现在西方殖民者构建的世界秩序趋向衰亡，殖民主义的阴云将散未散，国与国之间产业利益分配不公平。一小撮寡头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们将教育、医疗、交通、电力、通信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他们将自然资源私有化，他们将货币发行私有化，以此攫取高额经济租；利用跨国公司控制他国产业，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从他国掠夺财富，利用代理人间接操控政治。西方似乎从来没有摆脱基于殖民的贵族政治、贵族经济，只不过形式从军事占领的显性殖民变成了隐形的金融殖民。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外部利益输入，他们国内会变成什么样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处不平等，飘个民用气球过去，人家就炸毛把气球击落，而人家的军机动不动到领海靠近大陆的地方搞侦查刷存在感，稍微拦截一下都叽叽歪歪逼逼赖赖好一阵；巴勒斯坦人民在那块地方生存了上千年，犹太人回去后将他们驱逐到集中营关押起来，他们遭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联合国秘书长说了几句公道话，以色列代表就命令他不道歉就辞职，这到底是谁惯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强妄无耻的巨婴。当初受尽欺凌压迫的受害者，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觉悟，在获得自身解放发展壮大后很有可能转变成施害者，将自己当初遭受的痛苦变本加厉的施加给别人，而这个别人不是当初迫害他们的人，甚至可能是在他们需要帮助时接纳他们的人或者他们曾经共同奋斗的同志。难道犹太人真的没有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了当初带给他们无尽苦难的施害者了吗？

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未来中国或许会出现反殖民主义的、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蓬勃发展的新启蒙运动，或许会出现合道境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群体，重构世界秩序，或许会出现开天创世的大能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