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为什么难产-从以色列说起_风闻

看到很多人评论巴以冲突，他们最后总会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的未来会灭亡，“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理由呢，就是以色列的靠山是美国，美国要是亡了，以色列也就亡了

真的吗？先不说美国如何灭亡何时灭亡的问题，就算美国亡了，以色列就会亡?就真把以色列当工具，如果美国衰到罩不住以色列，为什么不会别人来接手？不说欧俄，东方大国都有两呢？一个横在亚欧非三大洲正中间连成片的MSL帝国，会是所有人乐见？奉行地缘政治论的人，不是最喜欢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吗？

说以色列会亡，另一个理由是“压迫者注定会灭亡，反抗者终将获得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个逻辑其实也靠不住，其实这是宿命论逻辑，是唯心主义逻辑，而不是唯物主义逻辑

其实，历史上众多民族，亡了就是亡了，亡了之后什么都没有。哪来的什么反抗者终将获得胜利？只有历史长河中的烟消云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后就会必然胜利，所以压迫就是最愚蠢的开始，会自取灭亡。仿佛这一切是天注定的。这种思维定式固然振奋人心，但并不符合实际。

中国人以为一个战士最大的悲愿，莫过“此身虽战死，幸福留后人”，想象着胜利后百姓在胜利后的光景，而眼前是炮火呼啸血肉横飞的必死之境。

而这个世上还有更悲的，如果这个战士知道今后没有后人，反抗也好，投降也罢，最终都会导向这个结局。闭上眼想象，没有你能捍卫的未来，没有任何机制为你兜底，悲愿的极致是无愿，又该如何是好？

历史上太多一个民族只要被打败被驱逐，做了亡国奴，就万劫不复了，被埋在加拿大天主教堂下的儿童，他们传承下来什么反抗力量了？又有多少古代文明灭亡于阿拉伯大征服之下？太多例子证实压迫狠了，就没有反抗了。

犹太人在两千年里在迫害和苦难中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反倒是罕见的特例。

其实犹太人本来就是迦南人，就是原住民，只不过有少数去过埃及当过奴隶的，他们人数不会很多，但可能有文化，宗教上受埃及异端法老埃肯新顿一神论改革影响，后来的犹太祭司阶层更多受这种传承。从大卫王朝开始，一神教相当于国教，但是一神教和多神教仍然有斗争，即使以色列人内部也是如此，一神教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全民信仰，特别是在巴比伦之囚之后才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那种对信奉他神或者多神的其他迦南人或者以色列内部的其他异端，恨得要死，斩尽杀绝，是写作圣经的祭司在所罗门之后，特别是在巴比伦之囚解除，返回，对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情况，信仰情况，选择材料，解释从前，投射以前的产物。

祭司阶层对多神或者他神崇拜，深恶痛绝，总结成亡国的原因，以色列早期历史被他们解释称无论什么时候，遵从一神就兴盛，国王就顺利成功，否则就衰败灭亡，这是种春秋笔法，仅仅只是祭司对现实对后来的一种期望，不是早期的现实。早期现实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迦南人，就是原住民。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出埃及记的情景，有可能是巴比伦之囚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返回迦南的折射。当然，宗教界未必会同意这些学术的主流看法。圣经到底是一本穿越小说，还是真正上帝的启示，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前几年中国据说也出土了一本《髡事指录》的古籍，记载了一些称作“临高启明”的事情。

其中写到：“髡人无分男女皆截发不髻，特女子发稍长尔，故名髡人。身修体长，衣短衫，此外言语文字皆如华夏。自云其祖乃宋室之后，崖山后携部曲举族浮海避元，至南海万里外，人迹不至处，有一大洲，其地有大澳，故以澳名之，称澳洲。遂登岸国焉，仍称宋，为与南北宋别故，称澳宋，已历十余世。其国中人得海外秘术，可夺天地造化，又擅百工，多有秘器，人莫测之。”

“髡人虽自澳洲来，其先宋室孑遗也。虽处荒蛮，未忘根本，亦有诗书经史。然久在化外，文气薄弱，受诸夷沾染，道统渐疏。是故文字虽如华夏，独书写多以俗体，行文俚俗，文告亦然。文字之粗鄙，可嗟可叹，余于崇祯中得髡夷自用《南海风雷》话本，印制精美，字虽细，昏中依旧可辨。其中文字多缺划也，同观之诸友愕之，以为髡夷之讳何其多也，真如是，岂非动辄得咎乎。有知髡情者曰，髡虽宋后，久居海外，亦染夷风，其文字多行简化,又以红毛夷文标注,曰利于开蒙也。 予及诸友皆惊,以夷变夏者,莫之为甚也。呜呼,髡虽擅工,然轻易圣人文字,是自弃根本也，知者不取也欤！“

对于这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古籍，因为与正史记载不合，这是不是伪史，还是新发现，现在正争的不可开交；有的人说，不过是现代一些人穿越回去了，有一位姓马的，人称督工，装神弄鬼，现身说法，摆着先知的POSE，说些工业党的胡话，按照他对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言，工业如同上帝，发展解决一切，一切牺牲和代价是值得的更是必须的，不同的意见和诉求都应该作为敌人斩尽杀绝，不过倒还真有一大帮信徒信了这套，看着他们那虔诚的模样，这些信徒对于他们的历史叙述，往往有着宗教式的偏执和狂热。所以临高启明这事，到底是真有人穿越过去，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真的启示宗教？我也不知道“临高启明”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了。

宋末元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

虽然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甚至文天祥在生前，也不反对弟弟，以及他从弟弟过继来的嗣子，投降仕元了，他的理由是要为家族留下后代。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

古代中国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

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

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比当时的欧洲和明朝，注意到一个显著的区别，欧洲的国王常常走到人民中间，与民同乐。而明朝皇帝即使出行，也不像是在自己的子民中出行，以欧洲的标准，倒是像在敌国出行。

以现代标准，古代/前现代国家都多多少少有恐怖主义，中国古代也有弱者充满着道义力量的反抗，不过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是伴随使用的，一人有罪而牵连他人。株，本指露出地面的树根，根与根之间牵连甚多。在现代看来，株连属于集体惩罚。但其实株连也并不是一个自古皆有的刑罚，上古虽然有株连之罚，不过也限于父母妻子和直系后代。

第一个制定罪诛三族的刑法，是秦国，《史记》中记载“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商鞅，李斯，都受三族之诛，到了汉朝时，夷三族法几度废立，韩信，彭越等也受三族之诛。到隋朝，族诛被隋文帝废止，后被隋炀帝重启并将刑罚扩展到了九族。到明朝，不仅出现了多起诛九族的惨案，民间野史还记载了史上唯一一起诛十族，虽然诛十族未必为真，不过方孝孺全案不完全统计杀了八百人以上。

清朝在族刑上完全照搬了明律，如果说之前的株连还主要针对于功臣宿将或者农民起义等等，清朝在具体操作上则呈现宽滥的趋势，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文字狱，不过，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清朝的文字狱则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因文字狱获罪的人，罪及家属门生，写过传记、碑文以至有过书信来往的人也要追查治罪，处刑的严酷暴虐，可谓前无古人，如明史案，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

到了乾隆朝，文字狱从疯狂残酷，发展到荒唐的地步，鲁迅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哪里压迫越深，哪里反抗越烈，从人类社会的经验来看，其实未必，更多的是压迫越深，反抗反而没有了， 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事实上，中国能够抗日成功，那也是因为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在大势上赢，比如占领中国大部。中国抗战的很大部分希望也寄托在外援上。如果当时美国也法西斯化，和日本同盟，情况就很不好说了。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只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只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只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政治研究，不纯然是对“是什么“的论述，它还包含着对”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那个”应该“的探讨，但是，如果没有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和冷静思考，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行的。拿儒家和法家的政治学说作比较，前者肯定要善良些，但后者无疑更切实。原因就在于儒家只知道坚守道义，却拒绝对客观事实进行认真分析，使得儒家的学说失之迂腐，在现实中反倒常常给别人拿去作幌子，结果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

我们常常感慨世道不公。这说明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未必便是一个公正的所在。然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又确实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信现实世界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即使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人们，也普遍持有一种信念，即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在这个公正的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人们极不情愿放弃这种信念，并且一旦遇到例证表明世界是不公平的，无秩序的，他们就会陷入忧虑烦恼之中。人力图理解世界，也就是说，他力图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互相关联的统一整体。理性很难接受赤裸裸的偶然性。然而，人又是有正义感的动物，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正义感投射到他的世界图象之上。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一个人遭到厄运，他首先会检讨自己，怀疑自己犯有什么过错。如果他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过错，他就会考查厄运，千方百计地给厄运找出一种正面的价值，从而证明厄运其实不是厄运。因为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一个人得到了什么，就意味着他应该得到什么。赤裸裸的不公平，如同赤裸的偶然性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是断难接受的。

“公正世界信念”被学者归为著名的“冷血价值观”之一，因为会产生“受害者责备“。一个人遭到厄运，持有“公正世界信念“的旁人就会检讨，怀疑他犯有什么过错。如果实在找不出他有什么过错，就会考查厄运，千方百计地给厄运找出一种正面的价值，从而证明厄运其实不是厄运。

中国人大多持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正世界信念”，但又没有一个对绝对正义的超越世界的想象。造成了，对于成王败寇，胜利者不仅自我标榜得到了民心，而且在绝对意义上容易被误认为是“善的”。成功了，不仅是做对了什么，更是得到了好报。失败了，不仅是这事做错了什么，而且必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定是作恶多端，从小时候开始就不是一个好孩子。

在压迫面前，你深信自己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如果连人民都反对你了，都谴责你了，你就丧失了反抗压迫的勇气，面对株连九族这样严酷的集体惩罚，你继续反抗，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对家族，对亲朋好友的影响呢？

海瑞敢于骂皇帝，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被清议所认可并为百姓所称颂，如果文字狱剥夺了清议，人民也在严酷的集体惩罚之下不敢称颂他，他借以傲对权势的那种力量就没有了。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大臣敢于直谏，而清朝大臣只能唯唯诺诺，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因。龚自珍也只能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的长叹了。龚自珍哀求天公，与教徒的“与主同在”有点相似，除非相信天国，相信末日审判，从而也就是相信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动摇对于是非善恶的信念，否则在这种株连九族的严酷惩罚面前，只能孤立无依，软弱无力。

在精神上，中国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没有一个对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象。到头来，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今天我们常听到一种叙述，就是改开之后中国人看到西方发达富裕，所以倾慕西方，现在中国富裕发达了，所以就自信了如何如何，也只不过是这种逻辑的公开表达罢了。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

要说广拓疆土，奠定版图就是善，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

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中华民族，或者说，满族一开始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只是大明的一分子，他起兵不过和李自成起兵是一个性质，那汉奸一词又从何说起呢？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康熙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只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

有人说当时不收复台湾，现在中国就没有台湾。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假如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目的，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比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台湾就不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没有打定主意一定要问鼎中原，他们原本只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

清史为什么难产，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合订本”的问题，好多人为了清史争的不可开交，在局部他们各有各的理，都不能说错。但是问题在于，评价这段历史，倒不是沒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則，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內在地协调，常常彼此冲突，有人还写了清史的应该遵循的几大原则，列出一二三四，似乎在他看来，这些原则都没有矛盾，一定都是内在统一的。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去讲，必然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最后就成了没有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如果仅仅在某个局部可以说的正义凛然，但要真的写成煌煌巨著，把“合订本”装给大家看，必然造成怪异荒诞之感，这恐怕才是清史难产的真正原因。

其实清史难产的问题，倒并非第一次遇到，汉亡于魏晋，最后五胡乱华，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这算是中国三次文明沦亡。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要修元史，他把蒙元作为正统王朝，那就只能把刘福通等人写成匪寇，虽然也造成了问题，但是也至少保持了一以贯之的逻辑和道德感，而不是成了没有原则的彻底的机会主义。

与《三国演义》明显是在“尊刘抑曹”不同，《三国志》本身的倾向性到底如何，争论颇多，你说他“尊曹抑刘”吧，可是很明显，陈寿这个人对诸葛亮等蜀汉君臣是相当肯定、乃至崇拜的。《三国志》之所以叫《三国志》，而不直接叫《魏书》，也体现出虽然著者为了政治正确，以魏为正统，却并没有完全否定蜀和吴。可是你说陈寿因为怀念故国，暗中还是帮着蜀汉说话吧，它却分明又认同了魏晋的权威。

那这个道理到底应该怎么讲呢？或者说，陈寿和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他们到底站了谁的立场？他们到底是“魏奸”还是“（蜀）汉奸”？

这在时下这个某些人动辄就喜欢追问人“站在谁的立场说话”的年代，讨论来似乎别有一番意味。

《三国志》到底是站在魏的一边、还是汉的一边，其实压根就没那么重要。遇到点什么破事儿，就质问他人“什么立场”，这实在是一种非常low的辩驳方式。

你如果是一介草民、或者中下士人，你说你支持魏、蜀还是吴，到底能有什么意义呢？钟会灭蜀、王濬伐吴，真建功封侯，封的也都是人家，封不到你头上，三家无论归魏、还是归晋，总之不归你。身为草民，操心对封建帝制王朝帝王将相们才有意义的王朝正统站队问题，属实是有点自作多情。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老百姓只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谁赢了就帮谁。

身为老百姓，应该关心的是什么？站谁的立场？老百姓真正认可的立场应该是是治世、是太平，是仁政，是真正的仁政而不是自我标榜。魏蜀吴，谁能给他们过好日子，他们就挺谁。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说诸葛亮治蜀有功而刘禅投降无过，因为好歹保全了一方百姓，让他们在乱世好歹能活下去。

而在这个观点在《三国志》当中是有体现的，陈寿记下了诸葛亮治蜀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肯定之，也记下了蜀国后期“入其朝，不问正声，经其野，民有菜色”的衰落，贬抑之。这个国家因前者而可兴，因后者而可亡。

这个三观才是正的，比单纯追问到底是“挺蜀”还是“挺魏”更有意义。

更妙的是，《三国志》还通过一些故事记叙讲了一些更值得坚守的东西——比如“郭脩刺杀费祎案”。

郭脩是魏国降将，降蜀汉后受刘禅封为左将军。然而郭脩在一次宴饮中出其不意的刺杀了蜀国的宰相费祎。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郭脩搞了一次恐怖袭击，干掉了敌国重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郭脩到底是早有谋划假投降，还是投降之后又发生矛盾，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这事大概也很不好写，所以三国演义并没写这件事情。

这个消息传到魏国，魏帝曹芳下诏，对郭脩大加褒扬，追封他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饼，绢千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写书极为简略，就把这事儿记了一下，不置可否。但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对此事大加批判。

裴松之认为，魏国上下对这场蜀国首相遇刺的事件反应，不仅是过度了，而且埋了祸根——

那个郭脩真的是什么好人么？如果他真的忠于魏室，那么当初被蜀将俘获的时候，应该力战死节，殉国拒降才对。你既然已经降服了蜀汉，还接受了左将军这样的官爵，那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就该“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你不忠也就算了，还搞“偷袭”，用刺杀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不应被褒奖。

是的，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裴松之这段论述中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甭管世道再怎么乱，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被打破的。比如说不应该对对方首相被恐怖分子刺杀表示过度兴奋。因为敌国虽然可怕，但郭脩作为刺杀者表现出的那种无底线、无规则，其实更为致命。

汉末三国时代，本来就是个乱世，百姓们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武将们今天投了曹操，明天投了刘备。可是在此之前，一些基本底线还是有的，比如关羽投降曹操后复归刘备，好歹也没砍了曹操的人头给他大哥去当投名状。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也没有想刺个曹什么的。因为这条底线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如果越过了，大家就都不要玩儿了。

可是越到了三国后期，这种“底线意识”反而越被打破了。

魏国对费祎遇刺一事的反应过度，最大的影响就是向天下宣布，这个自称继承正朔的王朝是不以信义为重的。

果然，不到两年之后魏帝曹芳就被司马师废黜了，又过了几年发生了新帝曹髦当街被臣子刺杀的恶性事件，再然后又是晋代魏统。

而好不容易篡位成功的司马家建立晋朝，号称“史上最弱大一统王朝”，什么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闹得不行。

是的，魏晋的国祚之所以无法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时代的行为底线已经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了。人们褒贬事物越发不看道义、不讲底线，而只讲于己有利与否。中国因此跌入了真正无序竞争的沉沉黑夜、分裂、动乱之中，直到数百年后，才好不容易重建秩序、重归一统。

生活之所以可能，关键一点是，在互为陌生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最起码的相互信任，最低度的相互信任。我们从市场买回食物，相信其中没人故意放进毒药；我们去医院看病，相信医生不会成心把我们害死。我们知道世上有坏人和人为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如何躲避如何防范，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相信坏人做坏事也有它的逻辑。我们和坏人之间甚至也有一种信任的默契。

就拿以前巴解组织法塔赫，曾经的劫持飞机的恐怖活动来说吧。旧式劫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一种如履薄冰的信任，细若游丝的信任，但毕竟不失为一种信任。以前的“劫机”这种恐怖主义，主要方式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一般不以杀害无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文明社会也形成了处理这类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习惯法”，例如为保护旅客安全禁止在空中与恐怖分子搏斗、更禁止空中攻击被劫持飞机并有责任保护其安全降落，被劫者多少总还相信，劫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人质，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们当炸弹；劫者则相信被劫者有这份相信，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摆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拼命；各国政府也仅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机组人员不必与劫机者作殊死斗争。

然而，911事件摧毁了这种相互信任，新的劫机行为摧毁了旧式劫机行为赖以存在的各方互动心理，那些本来只打算进行旧式劫机行为的恐怖分子们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使别人把他们和新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了。如果他们只抱有旧式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唯有放弃。因此，911事件之后，倒是很少听见劫机事件了。9.11恐怖并不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而是把大规模屠杀无辜本身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这就是不仅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美国被迫取消“乘客安全优先”原则，不仅表彰机上搏斗而且规定空军可以击落不听警告的被劫持客机。

对于本次哈马斯袭击事件而言，也是如此，现代所确定的交战规则是中性的，形式化的。战争的正义性可能各方理解不同，但不管怎么理解，既然交战，用最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哈马斯不守规则，对方为什么要守规则呢？哈马斯自己破坏对于医院，救护车，学校这些人道目标的社会信任，为什么又要指望对方信任呢？交战规则不是保护强者，也是保护弱者的，实际上更多更重要的是保护弱者。如果是“我弱势时，你得按你的规则保护我。我对你则按照我的规则（或者说就是不守规则不择手段）灭了你！”的做法，即使从中性的形式化的规则来说，也是规则的破坏者，是野蛮对文明。不仅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

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的，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破坏形式化的中性规则，破坏社会信任的程度。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

从某种意义上讲，旧式劫机之类的恐怖活动，还算是以“超限”之恶，谋求有限目标，因而给对方也留下了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它自己已是“超限”为恶，但还不至于逼迫对方也“超限”作恶。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一部分人看来这种行为尚有可同情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类旧式恐怖活动一般都还有人(组织)敢于出来声称对之负责。9.11恐怖袭击则至今无人认帐，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某些网友一样，主动以各种理由对此褒扬。

所以曹魏下诏褒奖“恐怖分子”郭脩，在裴松之看来，是个大大的失策——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对此举最乐开花的，应该是司马家族。

所以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重要，底线比立场更关键。陈寿、裴松之这些三国乱世的记录者们，他们到底“挺魏”还是“挺汉”？这也许尚存争议。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在那个乱世当中试图帮助时代、帮助华夏守住底线的人。

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中，底线的概念是相对淡漠的，很多中国人过于欣赏“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黑暗森林式逻辑，这种逻辑也导致了我们经常在乱世循环中辗转不能得脱。

比如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是古今中外各文明都普遍认同的交战第一规则，但是中国人相对而言，又对破坏这个规则的“斩使以立威”更容易接受。

再如：从古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权力的游戏电视剧中描述的“宾客权利”，西方历史虽然也有违反的，但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则，并且发挥了重要的正面作用，避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而反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主人杀害客人的事特别多。鸿门宴上，项羽及手下也是准备杀刘邦的，只是项羽一时犹豫，被刘邦溜走了。三国演义里，埋伏刀斧手于帐后，摔杯为号，几乎成了政治会见的标配准备。还有郭脩刺杀费祎，也发生在宴饮之中。曹操杀吕伯奢，客人杀主人，也与“宾客权利”相违。中国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宫廷政变，多是主人暗算客人。

没有“宾客权利”这个概念，中国历史的政治斗争更为阴险和残酷，没有任何底线和约束。在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前和事后，也没有多少心理负担和悔罪感。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没有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权力的游戏等文艺作品，对此突出的描述和探讨。

株连九族之类的集体惩罚更是屡见不鲜，当然，如果游牧民族屠杀掳掠平民，对其进行“犁庭扫穴“的反击，这在古代条件下，则是正义的。

好歹，我们还有一群史官，用他们的秉笔直书划出了这个底线，文明从混乱中走向复兴的钥匙，也就在这里存留了。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前四史，还是值得永载史册的。

挺魏还是挺（蜀）汉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反恐。

陈寿与裴松之，既没有站在魏的一边、也没有站在汉的一边，这两个国家在他们写书时已经都亡了。但他们好歹站在了人性的底线一边，去谴责了挑起乱世的董卓和不择手段的郭脩们，这是一个史学家当有的良知与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