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黄建新：你的电影不喜欢观众，观众怎么会喜欢你呢？_风闻
Tientse-11-08 10:40
转载自：后浪电影PostWaveFilm
前言
“电影真是所有艺术里最通俗的……你不用把你拔得太高了……你要跟观众建立亲近关系，观众才会喜欢你……你不喜欢观众，观众怎么喜欢你呢？”
这段让文艺片创作者不太高兴的发言，来自导演黄建新。
作为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主评审，**黄建新发现今年金鸡很多创投项目“偏文艺”。**换句话说，这些项目很有可能收不回投资。
如果真投了钱，那金鸡创投恐怕要换个名字，比如“金鸡扶贫”。
黄建新（右）在《长津湖》片场
或许有人会问，黄建新有资格对创投项目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吗？他能把握当下的潮流吗？
在中国电影从业者中，黄建新恐怕是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之一。
当你回望黄建新的创作生涯就会发现，他竟然把握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时代的潮流走向。
（一）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同为第五代导演，黄建新与陈凯歌、张艺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巨大的差别。
他们都属于天赋型选手，一出手就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成熟；他们又都特别善于在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
而不同之处就像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评价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的基本文化特征是历史写作，或者是重写历史，但黄建新是忠实的时代之子，他所选择的是与时代同行，而不仅仅是写一个时代的文书。”
说到黄建新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人们往往愿意把他的九部作品单拿出来，组成三个“三部曲”，刚好对应了三个时代。
首先是由《黑炮事件》《错位》《轮回》组成的“先锋三部曲”。顾名思义，这是三部具有实验性质的电影，电影无论在内容还是镜头语言上都非常前卫。
当年黄建新拍完《黑炮事件》第一批样片送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结果西影厂业委会说：“你先停拍吧，哪有这样拍电影的，一个镜头架在那儿拍开会，4分钟都不动，谁都会拍，你把这个想明白了。”黄建新当晚就给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打电话，说他想明白了。吴天明问他觉得样片有什么要调整的。**黄建新说没有，他觉得电影还没有做到极致，还要往极致推。**吴天明回了一句话：“好了，你拍吧，我支持你。”
后来，电影送审修改了70多处。但这部电影得以上映本身就具有时代意义。那个被叫停的镜头也已成为经典。在四分钟的长镜头里，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油然而生。
电影《黑炮事件》剧照
那是一个充满契机的时代，计划经济刚刚过去，市场经济方兴未艾，国门刚刚打开，整个社会都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精神食粮。不仅仅是电影，人们对文学、诗歌、绘画、哲学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年代，“电影不用在政治整合与市场票房间辗转，而是对电影艺术的巨大热恋对抗着陈规陋习和单一功能”（戴锦华语）。
而黄建新的“先锋三部曲”恰逢其会，他通过电影去反思过去时代留下的创伤，并试图去探索艺术表达的各种可能性。
《错位》剧照
甫一登场，黄建新就站在了潮流的风口浪尖。《黑炮事件》也和《黄土地》《一个和八个》一起，完成了第五代导演“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神话。
（二）在这里，读懂中国
在创作完《轮回》之后，黄建新应邀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在大量的阅读和观影过程中，曾经张狂和躁动的内心被一种平静所取代。
他开始关心细微的事，并且意识到自己可以用伪写实主义重新建构一次电影——拍一种带有生活毛边的城市电影。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城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
黄建新把他的镜头一杆子扎进生活的最深处：“你能见到骂街的，偷听的，世俗生活的鸡零狗碎啥都在里头，电影获得了一种感性生命。”
其实仔细分析这三部电影的文本，与其说它们是“城市电影”，倒不如说是“城乡结合部电影”。当然，这里的“城乡结合部”不是地域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
这些电影所描绘的时代，城市里的熟人社会正在瓦解，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
在《背靠背，脸对脸》和《站直啰，别趴下》这两部电影里，都出现了一个新时代的象征符号——商品房。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商品房的出现，中国人的邻里关系被重构，从过去熟人组成的家属院变成了如今陌生人组成的小区。
在电影《站直啰，别趴下》里，旧有的邻里关系正在瓦解，各阶层的人住在了同一栋楼里。牛振华扮演的个体户以恶形恶状的姿态出现，让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无所适从。这象征着新兴商品经济对旧有社会格局带来的冲击。
《站直啰，别趴下》剧照
但是在《背靠背，脸对脸》中，这冲击又被挡在了体制之外。尽管电影里舞厅和影碟厅方兴未艾，但它们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旧有的权力秩序和人情世故在文化馆这个小小“王国”里仍然有效。
这三部影片想要表达的就是传统观念在经济发展发展中的适与不适。而在这个过程中，黄建新又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人际关系深刻的洞察。
《背靠背，脸对脸》剧照
所以在“城市三部曲”里，虽然故事发生在现代城市，但是故事里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却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
而喜剧无疑是表达这种“城乡结合部”风貌的最佳载体。为了把这种讽刺性和世俗化表达到极致，黄建新启用了两位相声演员，牛振华和冯巩。
《谁说我不在乎》剧照
这两位大师级演员与黄建新一道，传神地勾勒出那个年代的特征。一笔一划精细入微，妙到巅毫。真称得上一句，在黄建新的电影里，读懂中国。
这之后，黄建新也并未停下探索时代的脚步，推出了自己的“心灵三部曲”——《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
这三部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国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城市里的熟人社会已经瓦解，人际关系从过去的密切交往转向了彼此隔绝；然后，随着经济发展，一个新兴阶层——中产阶级正在形成。
于是，中国人的问题从对外转向对内。黄建新的关注点也从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转向了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危机。
而故事里的主人公，也变成了更具知识分子气质的王志文。
《求求你表扬我》剧照
从这一系列影片我们可以看出，黄建新从未停留在某一个时代，他一直是中国社会与时俱进的观察者。
不过接下来，黄建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的作品从细致入微的现实关怀转向了宏大叙事，拍摄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1921》这些主旋律影片。 这种转变来自于黄建新身份与定位的转移——他从一名电影创作者转变成一个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的开拓者。
对于黄建新来说，拍摄主旋律电影不仅仅是政治任务，更是他对时代变迁的理解和适应。
后来他监制的电影《长津湖》所取得的惊人票房，证明了这个时代普罗大众希望看到这样的主旋律神话。
当然，选择拍主旋律影片也实在是因为黄建新太懂这个国家。
（三）让电影生动起来
在这次金鸡奖创投会上，黄建新说：“创投的目的是希望把项目送进院线的，这是很多公司来的目的。大家不要把创投变成了为电影节送电影。”
黄建新（右）为《白塔之光》站台
如今黄建新所反对的，正是当年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所追求的。对于当年的陈凯歌、张艺谋来说，院线不重要，到电影节拿奖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这样的创作方向恰恰是背离市场和大众的。
但是电影，始终还是一个产业，盈利是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西影厂采取的政策就是：一年两三部就是实验性的，就这些年轻的亡命徒们、敢死队们去实验，就打算不挣钱的，但片子国内外得奖是有脸的。另外有三四部片子我要挣钱，比如让李云东导演拍《东陵大盗》，拍了四五部赚了钱，用赚钱的电影来养活这个厂。所以每年能够提供一两部像田壮壮、陈凯歌这样的赔钱货。”
导演吴天明
当年的黄建新自然也是个“赔钱货”。厂里希望他去拍《东陵大盗》，可他当时刚在北影进修回来，沾染了一身“艺术细菌”，怎么能拍商业片呢？好在吴天明够开明，这才有了《黑炮事件》。
然而这种只要电影节不要电影院的创作方向，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中国电影失去了“自己的”观众。
黄建新回忆说：“电视等娱乐媒介的快速发展，让电影院活不下去了，改茶楼，改录像厅，放着香港的打斗片，就不看自己拍的故事片。”
给黄建新带来更大冲击的是好莱坞大片。
1993年，第一部正式引进的好莱坞电影《真实的谎言》上映，电影院门口突然开始排队了。
当年电影院外《真实的谎言》的宣传海报
电影里，施瓦辛格上天入地。“中国电影那时候连这个该怎么拍都不知道。”黄建新说，“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电影快活不下去了。”
在2000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后，黄建新就暂时放下了导演工作，转型成为电影监制，因为，“中国电影要走工业化的路，不走就没了。”
关于自己的选择，黄建新说：“我以前的所有电影，永远引起争论，那就先放放，做监制如果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帮助，我就去做监制。”
黄建新逐渐成为电影圈内的金牌监制，他参与的作品包括《投名状》《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等等。
《智取威虎山》剧照
可以看出，黄建新所监制的影片和他过去导演的电影截然不同，无一不是具有票房诉求的类型片。相比于艺术性，这些电影对于开拓市场无疑更具价值。
所以从市场和电影工业的角度讲，作为监制的黄建新，甚至比作为导演的黄建新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更大。
如今作为金鸡奖创投的主评审，黄建新仍然在强调票房回报，这是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
即便是文艺片也无法离开电影市场而孤芳自赏。因为只有当市场足够大，才会培养更多的观众消费文艺片。
观众们被钢铁侠吸引进电影院，最终邂逅了马丁·斯科塞斯。
当然前提是你的电影足够优秀。电影可不是划到文艺片里就自动变优秀，如果电影本身不行，导演却抱怨市场歧视文艺片，这就属于偷换概念耍流氓。
所以用黄建新的话说：“大家还是要想想这些问题，怎样让电影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