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我提一个苏莱曼尼”（上）_风闻

卡西姆·苏莱曼尼，伊朗少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抵抗之弧的缔造者，天堂之剑。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无所畏惧的勇士们，愿你们心如子弹，在风中笔直的飞翔。

黑夜中的匕首胜过黎明时分的千把利剑。——魔纹马卡多

前言

历时上百年的巴以冲突随着哈马斯的突袭和以色列方面的报复而日益白热化，伴着这轮巴以矛盾的深度激化，一个以往不太为国内公众所知的词汇逐渐在中文互联网上普及开来——抵抗之弧，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哈马斯在此轮冲突中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军事素养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以往一度被称为什叶派之弧，从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岸，横跨几乎整个中东地区，囊括了包括哈马斯，胡塞和伊朗革命卫队等派系在内的松散军事联盟一时名声大噪，这一轮政治热潮有了向域外，乃至全世界扩散的趋势，以至于在国际上一直被视为以色列铁盘的美国内部，都出现了规模不小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浪。

在连续五次中东战争惨烈失败几十年后，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似乎再一次有了与以色列对抗的军事机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曙光又一次穿透中东局势纷乱诡谲的的厚重乌云，照射在了未曾流淌过蜜与奶，却实实在在浸透了血与火的迦南大地上。

为了争夺耶路撒冷的方寸之地，人类流遍了郊原血

而在这个时刻，一个由于时过境迁而已经让人有些淡忘的名字再一次浮现于世人的记忆中，他便是本文的主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抵抗之弧事实上的缔造者。

起于寒末

与堪称波浪壮阔的一生不同，苏莱曼尼的出身贫寒而不起眼。

1957年3月11日，在伊朗王国东南部克尔曼省的拉波尔县一个叫坎纳特·马利克的小村子，苏莱曼尼降生于一个不算太贫困的牧民家庭中，他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之前，他有过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其中大姐萨基尼早夭，所以他在家中排行老三。

正如绝大多数乡村家庭出生的孩子一样，苏莱曼尼的童年生活是艰辛且险象环生的，除了小小年纪就要帮助打理家务从事生产劳动以维系家庭生活外，还需要应对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乡镇农村因缺医少药而普遍面临的严重卫生问题，此类卫生问题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苏莱曼尼的大姐萨基尼就是因严重的感染症状而在3岁时早夭，年幼的苏莱曼尼也差点没能挺过去，依据苏莱曼尼本人的自传，在他小时候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他感染了非常严重的风疹，苏莱曼尼的父母用尽了当地所有可用的药物，但都没能缓解他的症状，他的父母对他最终能康复已不抱多少希望，但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们还是决定尽力一搏。

他的父亲把他绑在他母亲的背上，夫妻二人趟着齐膝深的大雪，顶着冬日刺骨的烈风，长途跋涉把他带到了拉波尔市，拉波尔市是该县的首府，这个只有万余人的小镇在当地已经算得上是大城市，他的父母在拉波尔遍访医师，寻医求药，在鬼门关前转了好几圈之后，小苏莱曼尼近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伊朗山区和高原地带的冬季气候非常严酷，气温长期维持在零度以下，风雪严酷且猛烈，在缺乏有效防护的情况下，人类离开室内前往室外长途跋涉是需要冒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后来的苏莱曼尼在与人谈及过往时提及此事，按照他在当任塔拉赫旅的指挥官时与自己的同事交谈时所述，他说当时自己在母亲的背上冷的直打哆嗦，感染症状引发的高烧让他身上忽冷忽热，神志不清，但他还是活了下来，他认为当时拉波尔小镇的医疗条件其实是不足以治愈他当时的严重疾病的，是父母的爱和神的意愿让他活了下来，他认为这是因为他的神还有使命要托付给他，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所以要见他的神还得更晚一些，是神的意志和父母的爱与执着让他痊愈了。

他说，从那时候起，他便隐隐约约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一个更重要，更伟大的使命。

虽然家境谈不上好，但他的父母还是尽力为他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按照他的自传所述，他的母亲一直在悉心照料他，用羊绒买了胶鞋给他穿，当他被植物刺伤时，他的母亲会用缝衣针把刺从他脚上剔出来，然后涂上大麻作为止痛药。

中亚地区早年非常流行种植大麻作为药物，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具有麻醉能力的植物就是为数不多的缓解病痛的手段

拉波尔的冬季非常苦寒，而苏莱曼尼只有塑料布做的上衣可穿，当气候变的严酷时，苏莱曼尼会用母亲的罩袍把自己裹起来，他的母亲用头巾把他的头紧紧包住，挡住刺骨的寒风。冬季的饮食一直是个难题，他的母亲把大头菜做成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干粮，这样家里人不至于在冬季饿肚子，在平日里，苏莱曼尼就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在火炕边烤土豆吃。

伊朗的小麦是冬小麦，在冬季降雪的时节，全家人会眼巴巴的盼着小麦抽穗，灌浆，一粒一粒生长，当野猪前来袭击收获的小麦时，他的父亲会在无花果树上制造噪音，试图吓跑野猪，因为面粉总是不够吃，所聪明能干的母亲就把豆子掺杂其中，烤成面包，而当客人来访时，他们家会用豆子和大米烹煮豆饭招待客人，另外小苏莱曼尼还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去神庙里拿供奉用的糖果吃。苏莱曼尼的母亲会用油炸肉煮一些糊糊状的炖菜，这些美味的炖菜给年幼的苏莱曼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苏莱曼尼一家搬进城里居住后，他的母亲依然会用这种炖菜招待客人，城里的客人往往对此赞不绝口。

寒冬的严酷让苏莱曼尼无比盼望春季，到了春天，当阳光刺破阴霾照耀大地，万物复苏时，苏莱曼尼一家会随着部族一起搬到森林茂密，开满鲜花的高地上居住，那里到处是核桃树，山谷中流淌着小溪，小溪汇聚成河流，河流清澈纯净，奔腾不息，母亲会让一家人在河边扎营，享受自然给予的宁静。

伊朗盛产鲜花，尤其是盛产玫瑰，甚至有专门的节日庆祝玫瑰的丰收，这个节日叫做玫瑰水节，玫瑰水节在波斯语中被称为格拉布吉里，这个古老的仪式每年都要举行，宣传玫瑰在烹饪、化妆品、医药和传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节日一般在每年的春天举行，通常是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底

春季和夏初，这是苏莱曼尼的部族挤羊奶和做酸奶的时节，妇女们给山羊挤奶，互相交换装满羊奶的水壶，当你给族亲一壶羊奶时，族亲往往会回赠一壶更大的，部族里的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做饭，共享食材，这种分享精神成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支撑半农半牧的村民们生存下去的一种隐形的社会契约，所有人都按照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分享自己的一切。

比如同族的亲戚会在伊斯兰教的重大节日，纪念什叶派哈里发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节烹制炖菜，周围的村民都会拿着各自的器皿去他们家里分享炖菜，而当邻居族亲家没饭吃只能吃野菜时，苏莱曼尼的母亲会慷慨的和他们分享自家的面包，那时邻居家的女儿饥肠辘辘，她们眼巴巴的盼着苏莱曼尼的母亲烤面包的样子让苏莱曼尼终生难忘，他的母亲每天都把成捆的面包分给邻居家的女儿，苏莱曼尼日后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说，天使的真容，或许是一个在烤炉旁操劳的农妇。

爱与家庭

由于大姐早夭和苏莱曼尼自己的重病史，他的家庭非常重视环境卫生，家里的衣服不多，小苏莱曼尼只有两套衣服，家里还会收集山里的核桃去城里换来胶鞋，他的母亲就定期把全家人的衣服用热水煮沸消毒杀菌，衣服经常被热水煮的硬邦邦的，有时还会在衣服上涂抹农药以杀死跳蚤和虱子。为了给家里人洗澡，他的母亲用一口大铜锅烧开水，然后用肥皂做清洁剂给大家洗脸。

他的父亲带着家里的男孩子在引水渠里坚持洗冷水澡，甚至冬天也这样，并带着他们根据星象计算时间，然后带领一家人用半生不熟的方式诵读经文，按照可能不太准确的自己计算的时间进行祷告，用苏莱曼尼的话说，这样做既擦亮了身体，也擦亮了灵魂。

苏莱曼尼的父亲不让自家人碰任何可能成瘾的东西，连烟草和茶都不许，有一次当地的领主造访部族，给部族里的每一个男人都带来了一管鸦片，当其他人沉醉于鸦片时，苏莱曼尼的父亲拒绝了鸦片，顶撞了领主，并用诗歌中的典故抨击了领主的行为，为此和领主爆发了冲突。

但作为交换，他的父亲努力给孩子们弄来各种甜食，糖，葡萄干，坚果。

在一些中东国家，茶被视为一种具有一定成瘾性的成年人饮品，他们的茶一般来说要放薄荷，豆蔻，丁香等香料，还要放很多糖并配着非常齁的茶点一起吃，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茶往往是太腻了

苏莱曼尼家寒酸但努力变得干净整洁，家风严谨但张弛有度的家庭环境，颇有中国一些老一辈笑脏不笑旧，家徒四壁但窗明几净，破板凳也要擦的光可鉴人，祖宗牌位前灯火长明的韵味，可见在某些价值理念上，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人总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苏莱曼尼的父母就像天底下所有称职的父母一样，也希望苏莱曼尼出人头地，于是在苏莱曼尼年龄合适时，他们就把苏莱曼尼送到了学校读书。

当地学校的教职工非常粗野，尤以校长为甚，对待不听话的学生从来没有道理可讲，而是一切都诉诸于体罚，校长把棍子泡在水里，当学生不听话时就让学生出列，露出手背，然后拿起棍子就抽，多次遭受体罚导致苏莱曼尼看见泡在水里的棍子就害怕的哆嗦。

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始终站在他身后支持他的原生家庭，苏莱曼尼因被校长鞭打而哭喊后，他的父亲便从家里赶来与校长激烈争执，保护他，怒斥校长的野蛮，与苏莱曼尼在同一所学校上课的姐姐阿扎甚至拿起棍子勇敢反击体罚苏莱曼尼的教师，他姐姐一边拿着棍子追打教师，一边哭着质问对方凭什么打自己的弟弟。

严酷的寒冬，校长的野蛮和家庭的亲情成了一道坚固的纽带，把苏莱曼尼一家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家和于是万事兴。

学校给苏莱曼尼留下的也不都是坏印象，当时伊朗王国成立了教学队，派遣教师进驻各地的学校，当时苏莱曼尼遇到了一位叫塔什里的老师，这位老师和蔼而睿智，他是苏莱曼尼的一年级启蒙老师，他讲述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令苏莱曼尼深深着迷，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部族之外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自己的命运与村子之外的许多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朦胧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伴随了他的一生，让他受用无穷，另外，塔什里老师还经常把饼干分发给学生们，饼干的甜美令苏莱曼尼终生难忘，他后来说，自己此后一辈子再也没吃过那么甜蜜的东西。

苏莱曼尼当时吃到的饼干可能是一种阿塞拜疆风味的斋月点心

苏莱曼尼家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美德，那就是好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环境下，这种美德是尤其难能可贵的，他们家坚持一个信条，那就是“客人是神所爱的”，用苏莱曼尼的话说，他们家几乎就没有无客的时候，当外地来的客人途径他们家时，他们会用豆蔻丁香做的茶招待客人，午饭和晚饭时会用面包和酸奶招待客人，如果客人颇为尊贵，则会杀鸡待客。

苏莱曼尼的父亲有一个叫赛义德的好朋友，经常会拜访他的家，他的身份类似于一个神职人员和吟游诗人的混合体，他会骑着骡子造访苏莱曼尼一家，留居数日并传唱什叶派的歌谣，包括什叶派哈里发侯赛因殉道于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的故事，还有什叶派缔造者阿里在前往库法的路上被刺杀的故事，还有什叶派帝国法蒂玛王朝的故事，他的歌谣令苏莱曼尼一家心驰神往，贫寒的生活因精神世界的丰富而光彩照人，作为回报，苏莱曼尼的父母会用丰盛的菜肴款待他，苏莱曼尼和兄弟姐妹们也可以趁此机会一饱口福。

可见文化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刚需，不因物质生活是否丰富而转移。

苏莱曼尼的部族里有一个叫赫斯尼的老妇人，她患有肺结核，村里的人抛弃了她，苏莱曼尼的父亲把她背回了家里，全家人不离不弃照顾了她四年，直到她去世，家里没有任何人对此有过任何抱怨。

苏莱曼尼家的这种好客精神深深影响了苏莱曼尼本人，他继承了他家庭的这一特质，后来当他经略两河，征战四方，威震中东时，这份热情好客成了他日后有口皆碑的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总是能通过盛情而真挚的款待与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盟友和同事建立兄弟般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让他得以跨越信仰，历史和民族的鸿沟，彼此谅解，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也正是这份热情好客让他能仅凭承诺和信誉就可以调动庞大的政治军事资源服务于共同事业，让他能动一动唇舌就让无数战士们舍生忘死，甚至让他能以一个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波斯人的身份，把中东地区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各怀异志，不同信仰，不同出身，不同目的的各路人马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握成一支铁拳，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打垮各路劲敌，令美国和以色列头疼不已，并最终缔造出抵抗之弧这个跨区域，跨教派，跨国界，跨民族的松散军事政治联盟。

热情好客，谦逊随和，适宜与人相处，是所有和苏莱曼尼打过交道的人对苏莱曼尼的一致看法，善于社交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团结三教九流的人，是苏莱曼尼手中最强大的武器

可以这么说，美国一度势如破竹的中东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苏莱曼尼家的热情好客下，在拉波尔山谷溪流旁那一个个围炉而坐的静谧夜晚里，在帐篷灯火旁传出的朗朗歌谣声中，在苏莱曼尼家悉心照料被抛弃的老妇人时，美国在中东失败的种子就已经开始萌发。

可以说，苏莱曼尼的童年虽然物质匮乏，但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责任的家庭中，他的原生家庭相当称职，一家人互相扶持，坚强度日，家庭的纽带帮助他们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这一成长经历，成了他日后开创事业的基石。

美国掌控下的世界舆论特别喜欢把在中东地区和他们不对付的人描述成一群神经不正常的，狂热的反社会分子，用妖魔化的手法捏造刻板印象，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

他们的行为固然并非无可指责，但标签化的描述方式无助于揭示事实真相。

举个例子，苏莱曼尼的妻子就说过，苏莱曼尼在家里的时候非常顾家，会扫地做家务洗衣服洗碗，他处理蔬菜的手法极其娴熟，以至于他的妻子打趣他，问他在部队里究竟是司令官还是炊事班。

一个反社会的疯子是做不好这一切的。

灵活就业

在苏莱曼尼14岁时，他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在这一年苏莱曼尼从学校里退学，他的父亲因为从农村信用社贷款而欠下了900土曼的债务，这笔债务当时约合120美元，对于不宽裕的苏莱曼尼家无异于一笔巨款。

这笔债务沉重的压在苏莱曼尼一家肩上，他的父亲为了解决债务问题多次前往领主家交涉，那段时间苏莱曼尼一直担忧自己的父亲会因还不起钱而被关进监狱，为此多次痛哭，为了补贴家用，降低负担，苏莱曼尼便和自己的哥哥侯赛因一起，打算进城打工，替父还贷。

苏莱曼尼的父母都坚决反对这件事，但对父亲可能因债务而入狱的恐惧最终压倒了一切，苏莱曼尼不顾一切的和父母争执，坚决要进城打工，最后父母拗不过他，在母亲的哭泣中，苏莱曼尼和村里另外两个小伙子一起，带着一条毯子，一包面包和5土曼现金，坐着公交车前往达克尔曼市，找工作，还按揭。

克尔曼是伊朗东南部地区最大的都市之一，始建于三世纪，长期是波斯湾，呼罗珊，马克兰之间的贸易中心

年轻的小苏莱曼尼进城打工的初衷只是为了解决父亲的债务问题，但此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谁都不知道的是，他由此踏上了一条通往更广阔的世界，更宏伟的命运的道路。

苏莱曼尼进城后，在老乡的家里落了脚，老乡热情招待了他们，这极大缓解了他因初次踏入拉波尔之外的世界而产生的陌生和恐惧心理，随后他开始了找工作的艰难旅程。

年幼的苏莱曼尼挨家挨户的在每一家商店，咖啡馆，餐厅和工厂求职，但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因为他实在是太小了，刚满14岁，个子矮小，骨瘦如柴，身形虚弱，店主们一看见他的体格就拒绝了他的请求，无奈的苏莱曼尼最终在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交上了好运，经过苦苦哀求，工地的老板给了他一份搬砖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字面意思上搬砖，工资是每天2土曼，尽管瘦小的苏莱曼尼当时几乎拿不动砖，但他还是拼命工作，一个星期后，苏莱曼尼挣到了约30个土曼，这是他的第一桶金，为了犒劳自己，他循着记忆中的味道，花了2里亚尔买了一包小时候老师给他吃过的饼干，同事花了5里亚尔买了一些香蕉，并在他人的指导下第一次学会了吃香蕉，从此以后，香蕉成了苏莱曼尼一生的挚爱。

1994年，当时已经是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的苏莱曼尼前往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参战时，当地伊斯兰教派武装的领导人得知他喜欢吃香蕉，想方设法穿越封锁弄来了香蕉款待他，他立即把这得来不易的香蕉与在场的所有战士一起分享，极大提振了士气，此事在当地引为奇谈。

香蕉在一些气候寒冷的国家算得上是一种奢侈品

苏莱曼尼的搬砖之路并不顺利，在建筑工地完工后苏莱曼尼又失业了，周围的其他工地都不肯要他，尽管他卖力的夸耀自己丰富的搬砖经验，但他瘦小的身材很快让工地的管理者打消了兴趣，无砖可搬的他成了灵活就业大军的一员，他和他的同伴继续开启了简历海投模式，挨家挨户求取工作，当时他的一个同伴被餐馆老板看中并招聘，而苏莱曼尼自己则因为太瘦弱而没有得到工作，这让他一度对找到工作感到绝望，和同伴分离孤身一人更是让年幼的他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后来他在一条到处是餐馆和旅店的街道再次交到了好运，一家餐厅的善良老板看他可怜，用大盘盖饭和百事可乐热情款待了他，这样的组合对一个没去过县城之外的乡下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堂降临，同时这个老板还给了他一份工作，每天5个土曼，敢的好还可以加薪，包吃住，苏莱曼尼还在这家餐馆遇到了一位年轻同乡，这位年轻同乡认识他父亲——他父亲的热情好客在他老家那边颇为出名，经常买些东西送给当地的孩子，这位同乡因此与他父亲熟识，于是这个同乡很热情的要罩着他，苏莱曼尼的工作终于稳定了下来，他父亲的热情好客迎来了回报。

苏莱曼尼聪明机灵，很快得到了餐馆老板的赏识，他攒下了不少钱后，买了一台榨汁机在街头卖起了果汁，有了自己的生意，很多路人看他年幼，主动要给他提供教育机会，有一次两个上了年纪的女士甚至坚持要强行把他送进学校，认为这么小的孩子出来做生意是不合适的，都被苏莱曼尼一一拒绝，经过近一年的打拼，苏莱曼尼攒够了1000土曼，他欢呼雀跃的把钱寄了回去，帮父亲还清了债务。

这是小小的苏莱曼尼一生中的第一场胜利。

有了这场胜利的铺垫后，苏莱曼尼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乘胜追击，在达克尔曼大展拳脚，此后的苏莱曼尼又陆陆续续从事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

凭借着冷静细腻的观察能力，热情好客的为人处世，敏感锐利的商业嗅觉，勇于抓住机会的魄力和坦率诚实的道德品质，他的职业生涯相当成功，建立了广泛而娴熟的人脉，他成了一个相当娴熟的泥瓦匠，在搬砖之路上造诣颇深，他摆过地摊，出售过从饮料到手工艺品在内的各种东西，他当过商贩，向外地来的游客兜售过各种奇异珍玩，他做过纺织工人，亲身体会过在热水里捞棉纱的辛酸和苦楚，他在餐馆打工期间还向厨师拜师学艺，做得一手好菜。

可以说，就算后来他不从军，也可以在其他行当里取得不错的成就。

他的职业生涯最成功的时刻要数1975年，这一年苏莱曼尼18岁，刚成年的他成功承接了政府在当地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建筑工程项目，他成了一个承包商，当上了老板，在这期间他还帮自己的姐姐找到了一门令人满意的亲事，帮自己的弟弟找到了工作，带领这个原本游牧于拉波尔地区的农牧家庭在他的努力下正在蒸蒸日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后世的伊朗将会有一个名叫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成功的商人。

波斯人在世界上的传统形象主要是旅行商人

但命运之途就是这么的出人意料，奇异曲折，这个商人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为左勒菲卡尔的传奇战士。

苏莱曼尼刚刚进城打工的时候，多次因身材瘦小，弱不经风而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此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于是他便在闲暇时间去健身锻炼，他参加了搏击俱乐部，学习自由式摔跤，学习拳击，并开始练习举重，试图让自己强壮起来。

有一次苏莱曼尼在健身房举铁的时候，偶然听到旁人谈及被流放海外的伊斯兰教学者阿里·沙里阿提和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他们宣扬平等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用现代思想教授和研究伊斯兰教，并使用伊斯兰教改造伊朗社会，建立一个无压迫，无等级的平等社会，这些观点深深吸引了常年打工饱尝世态炎凉的苏莱曼尼，他听说霍梅尼的门徒和使者正在进行秘密地下布道，被勾起了兴趣的他于是前往聆听布道。

缘起改革

这里要对当时伊朗的时代背景做一点介绍，在苏莱曼尼忙于工作赚钱，在经济事业上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的同时，伊朗社会正处于激烈而深刻的动荡中。

谈起伊朗伊斯兰革命，便不得不提及伊朗王国时期巴列维国王开展的白色革命。

在20世纪50年代，伊朗因石油财富的流入而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局面，但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诸如德黑兰一类的大型都市迅速实现现代化，而乡镇农村依然维持着传统的，落后的，中世纪式的社会面貌，特别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让占伊朗总人口70%以上的农民承受着沉重的盘剥，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中世纪水平，就以苏莱曼尼家为例，苏莱曼尼家在当时伊朗的农村地区其实已经算是不那么贫困了，家里有许多牲畜，以至于家里人管不过来，苏莱曼尼的父亲还必须时不时的去雇几个工人帮忙管理牲畜，按中国的标准来看，苏莱曼尼家算是富农小地主了，但苏莱曼尼对儿时的记忆依然是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一到冬天就冻的鸡飞狗跳，苏莱曼尼的姐姐甚至在一次外出时被冻的失去意识，差点活活冻死。

这种落后原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了伊朗社会的巨大隐患。

50年代下半叶，巴列维国王开始大力推动经济建设，为此向经济部门提供了巨额投资，引发了财政开支的日益飞涨和严重通货膨胀，这进一步加剧了伊朗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农村受到的盘剥进一步加重，伊朗政府债台高筑，石油出口带来的收益无法覆盖巨额的投资支出，出口石油带来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1959年-1960年，伊朗发生严重饥荒，按照苏莱曼尼的说法，当时他们的部族穷的叮当响，好多家庭没什么可吃的，只能用草籽混着青豆勉强充饥，为了缓和局势，伊朗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寻求金融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难说是创造的好处更多还是制造的破坏更多，冷战期间许多国家财政的好转和破产都与该组织有关

当时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防止共产主义扩散，同时也为了填补英法因苏伊士危机而撤离中东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一直在积极笼络伊朗，这一政策当时叫做艾森豪威尔主义，另外当时中东国家普遍政局不稳，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1958年伊拉克政变，1960年土耳其政变，这一系列事件也对巴列维国王敲响了警钟，他开始利用美国的援助加快伊朗的军事建设，1957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增加到了8240万美元，在1956年-1960年期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总数达到了2.4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采购武器装备，其余部分用于建设军事设施，军事训练和运输费用。

但伊朗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也阻碍巴列维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的努力，美国内部也出现了对伊朗援助的声浪，要求伊朗要么对军事建设进行调整，要么就缩水对伊朗的军援，1962年，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敦促伊朗进行内部改革，缩减军事开支，处理贪污问题，启用温和官僚，放松政治控制，推行土地改革，消除共产主义思潮蔓延的苗头，稳住局面，否则美国将考虑停止对伊朗的援助，同时肯尼迪也暗示巴列维，要是巴列维不尽快推行内部改革，美国可能会考虑扶持伊朗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的头子巴赫蒂亚里取代巴列维。

哈梅内伊年轻时曾经被关押在萨瓦克的联合监狱里，萨瓦克是以色列协助巴列维建立的秘密警察部门，巴列维认为萨瓦克不够可靠，在萨瓦克的基础上搞提纯建立了超级萨瓦克，还嫌超级萨瓦克还是不够可靠，又进一步提纯建立了15人团，君主最缺乏的往往是安全感

为了改变内部经济困境，缓和社会矛盾，继续推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摆脱经济活动对石油出口的严重依赖，同时也为了满足美国要求，对抗苏联渗透，巴列维国王开始逐步推行全方位的社会改革，这次大范围的社会改革被称为白色革命，白色的意思就是指不流血。

这次改革起步于1962年1月，由时任农业部长哈桑·阿桑贾尼起草了一份土地改革法案，这份法案围绕着解决占伊朗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且日益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展开，力图解决因土地所有制问题引发的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问题，在伊朗1900万公顷的耕地中，90%属于地主所有，而由佃农耕种。

巴列维的土改政策是由政府从地主手中买下土地后，再以低于市场价30%的优惠价格出售给种地的佃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另外如果佃农无力支付购地款，则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政府的贷款利率低的微不足道，且可以分25年还清。

这一政策在南阿塞拜疆省，苏莱曼尼的老家克尔曼省和库尔德斯坦省进行试点，效果非常良好，这极大鼓舞了巴列维国王，促使他决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入，更彻底的社会改革。

巴列维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判断实际上还挺准确的，但他采取的应对措施往往是过于冒进的一勺烩

1963年1月，巴列维在德黑兰召开全国农民大会，在大会上，巴列维正式公布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最初由六部分组成，后续又扩充至十九个部分，内容包括：

1.将1962年经过试点被证实可行的土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2.森林和牧场收归国有，并开展植树造林和绿化工程，缓解城市地区长期面临的沙尘暴灾害。

3.部分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以股份制的方式出售给原本的封建领主和地主阶层，促进工业化。

4.股权激励改革，全国企业将20%的利润分给工人和职工，工人和职工自行开展的降本增效行为额外产生的利润和降低的成本由工人和职工自行分配。

5.授予妇女选举权。

6.组织扫盲队，在全国推行扫盲，有高中文凭且需要服兵役的人可以通过参加扫盲队来代替服兵役，给苏莱曼尼留下美好回忆的一年级启蒙老师塔什里就是其中一员。

7.组建农村卫生队，为山村和农业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伊朗用了3年时间培训了4500个医疗小组，他们走村串巷，深入田间地头，为上千万农民提供了服务。

8.组建农业服务工作队，将现代化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农化服务产品传授给农民，提高其生产效率和产量。

9.在各村组建基层自治部门，这种基层自治部门叫议事厅，一般由每个村或者部落里的5名年老的村民组成，他们由村民自行选举产生，充当仲裁者以调解农村矛盾，处理轻度违法行为，解决社会纠纷，任期3年，截止1977年，伊朗全境有了超过10000个议事厅，为上千万人口提供了大量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10.水资源收归国有，同时开始大规模兴建水利基础设施，苏莱曼尼后来成为水利设施承包商实际上就是吃到了这一政策的红利。

11.推行城镇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大量便民设施，例如大规模兴建公共浴室，厕所，学校，图书馆。

12.教育改革，扩大课程内容，特别是增加科学技术内容。

13.工业企业集体化，新建成立超过5年的工业企业实现集体化改造，将国有企业原股份的99%或者私营企业原股份的49%优先出售给企业职工，然后再面向大众出售。

14.打击投机倒把，严惩囤积居奇。

15.推广义务教育并且为所有学龄儿童每天提供一顿饭，国王掏钱。

16.向贫穷母亲及两岁以下的新生儿提供免费食物，国王掏钱。

17.引入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

18.控制地价，房价，严打炒地皮行为。

19.成立王家检查委员会，开展反腐败斗争。

该方案在公布后为了获得政治合法性，压倒反对者的声浪，同时也为了给后续的改革措施宣发造势，巴列维下令于1963年1月26日对该法案进行全民公决，经投票后，该改革法案以绝对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除宗教保守势力外几乎获得全民赞许，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认可，该方案由君主提出，由全民表决通过，政治合法性极高，因此，白色革命在当时也被称为“国王与人民的改革”。

巴列维给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索拉雅点烟，此时的他正志得意满于自己的改革成果，心目中描绘着一幅伊朗未来的广阔图景，日后客死他乡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风云际会

公允的说，巴列维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公平的，先进的，较为正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其中的一些措施正切中伊朗社会时弊，另外一些政策哪怕放到今天来看都不过时，按理来说伊朗的社会矛盾应该就此缓和，社会经济发展蓬勃兴旺，国势蒸蒸日上了。

可为什么白色革命最终失败了，巴列维自己也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而被迫下台流亡海外了呢？

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事未经历不知艰。

就像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一样，很多看似公平合理，面面俱到，逻辑自洽的改革方案，往往会因为各种计划外的变故和现实中的客观原因而变的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甚至不仅没有达成最初改良社会的目的，反而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进一步恶化了形势，激化了社会矛盾。

就像以改兼赈最终变成了毁堤淹田之后贱价买灾民的田一样，看似五光十色的白色革命为何失败，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以影响到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改政策为例。

许多佃农在购得土地之后，实际上从原本只需要按地主的要求干活的打工仔，变成了需要直面农业市场商业竞争的个体户，他们本来并不需要操心为农产品提供仓储，物流，渠道，市场等这些经营性的事务，只要种好地，领工资就好。但是土改之后他们突然需要直面市场竞争了，再也没有地主去管理这些事情了，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保存，运输和销售自己的产品，然后设法从中保本求利。

要知道伊朗的农村社会当时是很原始落后的，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看看苏莱曼尼一家就知道了，他们家经常上山去捡核桃，然后父亲拿着核桃进城去给大家换胶鞋穿，购买商品时常常用羊奶和羊绒来支付购物款项，这说明伊朗的很多地区的经济活动还没有进入商品货币关系阶段，更谈不上资本主义农业经济阶段，还处于粗糙的以物易物交换阶段，根本不存在成熟的农产品采购交易市场，干个体的自耕工很难在这种原始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有效开展农业经营活动，实际上地主租地，佃户种地是这种原始落后的社会环境下自然磨合形成的一种稳态，贸然土改其实打破了这种稳态，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失衡。

就像设计公司的设计人员一夜之间成了项目经理，必须自己去跑业务，找甲方，说项目，问需求，这种身份上的转换来的太过猝然，很多人难以适应这种断崖式的身份调整，因经营不善而亏损严重，身上又背着买地的国家贷款，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向农村里的财主借高利贷，无力偿还高利贷，只好将土地拿给高利贷贩子抵债，土地就这样又流回了地主手中。

供需关系的建立是商业活动中最复杂最困难的工作，从零开始建立一套供需关系绝非朝夕之功，用科班一点话说，这叫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跃，在没有任何事先铺垫的情况下盲目把旧的供需关系破坏掉，短时间内又无法建立新的供需关系，结果往往是经济结构紊乱

如此一来，土改政策不经没有改善佃农的经济状况，反而使得很多佃农因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而破产。

再比如伊朗大部分国土地处高原，相当一部分农业地区处于山地丘陵地带，这些地区开展农业耕作所需用水高度依赖暗渠和坎井，通过暗渠和坎井将高山融化的雪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苏莱曼尼的父亲就经常在引水渠里洗冷水澡。

而这些坎井和引水渠又往往是接受雪水灌溉的土地的地主自费修建的，当土地属于他们的时候，这些基础设施引来的灌溉用水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对维护这些基础设施非常上心，经常主动上山疏浚渠道，加固井岩，但是土改之后，土地分散到佃农手里了，引水渠的用水收益归大家所有，于是公地悲剧出现了，所有人都依赖引水渠，所有人都不维护引水渠，坎井体系日益失修并大面积瘫痪，土地失去灌溉，农业大面积减产，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

伊朗山地地区有大量的土地都依赖坎井进行灌溉，坎井失灵，农业跟着减产绝收，这对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基本民生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这重创了伊朗的农业生产。

坎井是一种中亚地区常见的水利灌溉设施，我国新疆地区也有不少

再比如村社结构，伊朗很多农牧混合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反映的是当地的基础社会结构，地主和佃户之间并不是针尖对麦芒的阶级矛盾关系，更不是黄世仁和杨白劳式的敌我关系，而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以部族为载体的近似于大家族的共生关系，地主只是土地经营工作的分工方，佃农只是土地生产工作的分工方，双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地主佃户不如说是集体企业里的销售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关系，地主和佃户之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抬头不见低头见，双方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实际上大体公平。就比如苏莱曼尼他们部族就这样，一个部族的女人在一起做饭，在一口锅里吃饭，没有人独自做饭，做了大锅炖菜所有人都可以分到一份，谁家没吃的了可以去别人家里要一口，到了挤奶的季节互相交换灌满牛奶的水壶，今天喝你家的，明天喝他家的，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默契构成的微妙的动态平衡。

而粗暴的土改从天而降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击碎，动态平衡被打破，原本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口锅里吃饭的自家人突然变成了分家各过个的陌生人，这对原始落后的农牧混合地区原有的社会生态来说是颠覆性的破坏，迅速造成了社会矛盾激化和严重的社会生态紊乱。

另外，巴列维在土改中还盲目推行农业集体化，让分散的小农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合并在一起建立农业公司，然后按照土地份额领取农业公司的股票，以股东形式参与收益分红，这么做极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农民刚刚拿到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土地马上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股份，这让伊朗农民极其不满，严重破坏了农民对土改的支持度。

农业合作化是一种典型的以为事情会按照预想剧本发展的拍脑袋决策，最后结果往往是一地鸡毛

再比如伊朗社会快速的经济建设和工业投资带来了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市民阶层开始兴起，繁荣的都市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服务业需求，城市与工厂里迅速出现了大量新的工作机会，许多佃农因土改获得土地后，对农业不再感兴趣，而是进城务工去碰碰运气，对于手里的土地，他们干脆一卖了之，比如苏莱曼尼自己就这样，他在城里发迹之后，他的家里人也陆续卖掉了牲畜和土地，搬进城里与他团聚，对于这些农转非人群来说，你土改不土改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根本无所谓，但这些人无法真正融入深度西化的伊朗大城市，他们成为伊朗城镇中潜在的不安分力量，后来在巴列维的倒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来说，苏莱曼尼个人的一生实际上在伊朗社会中颇具典型性，从农牧混合部族到进城打工，再到发迹成了小老板，他一个人的成长阅历就是伊朗在20世纪中期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的缩影。

这些还只是农业领域的改革造成一系列后果，其他诸如工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也一言难尽，比如毫无征兆突然一下子授予妇女选举权，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员做辅助，导致的结果是许多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没出过村，只知道绕着锅碗瓢盆和孩子转，毫无政治意识的女性成了政治腐败的牺牲品，全国各地贿选成风，她们手里宝贵的选票被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用以满足腐败政客的投机需求，在各地引发的乱象数之不尽。

中国人最熟悉的选举舞弊案，显然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库姆惊雷

当然，白色革命也绝非一无是处，从宏观角度来看，它对伊朗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综合国力的提升，民生的改善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依据伊朗中央银行提供的信息，1962年-1963年，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404亿里亚尔，1972年-1973年暴涨至12260亿里亚尔，人均GDP提升了两倍左右，1971年-1973年伊朗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4.3%，1974年爆发式提升40%（与当时国际环境有关），1963年时，伊朗的人均收入只有174美元，到了1978年，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540美元，且伊朗成了中东地区最工业化，最现代化，最城市化的国家之一，伊朗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就连问题重重的土改都获得了不错的成果，1971年9月，伊朗宣布土地改革结束，至此，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耕地，土改使超过250万户1000万以上的农户收益。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虽然毛病重重，但毕竟是一次对伊朗现代化事业的有益探索，其效果是显著的，成绩是明显的，仅就账目成效而言是利大于弊，就算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充其量也就是社会层面闹一闹，不会超过一般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期矛盾集中爆发的程度，断不至于发展到导致政权更迭的地步。

但最终的结果是伊斯兰革命发生，巴列维流亡海外，伊朗自君主制转型为奇特的教法学家监护下的神权共和制政体。

这说明，是一些账面数字之外的东西发挥了作用。

先说个人结论：巴列维的改革本质上是对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的世俗化西方化改革的一次模仿，其目的都是企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通过快速全盘西化来实现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和社会矛盾的大幅缓和，区别在于，凯末尔的改革通过暴力手段得以落地生根，军队成了土耳其世俗政治秩序的监护人，世俗政权压住了教权，凯撒打倒了上帝。而巴列维的改革则未能有效压制教权的反扑，改革后的世俗政治秩序未能获得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终在挤压和对抗中被宗教势力压倒，上帝打倒了凯撒，得胜的宗教势力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社会走向政坛，掌握了伊朗最高政治权力。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伊朗版本的脱亚入欧，图为当时的德黑兰街头行人

宗教保守势力在伊朗内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政治力量，实际上历次伊朗的重大社会变革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主导，比如19世纪末反对卡扎尔王朝出卖烟草专卖权的斗争，比如20世纪前半叶伊朗的立宪运动，宗教保守势力在其中都功不可没，就连制宪会议拥立巴列维王朝取代卡扎尔王朝，都有伊朗宗教保守势力的密切参与。

50年代伊朗权臣摩萨台一度把持政务，此后巴列维在英国情报部门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下通过“八一九”政变成功推翻了摩萨台，大权独揽，对此巴列维投桃报李，将国内的石油产业大量托付给英国资本，并积极笼络和讨好教士阶层，双方一度如胶似漆。

可以说，没有宗教保守势力，巴列维自己根本登不上王位，更谈不上掌权。

教士群体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绝对核心，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在伊斯兰革命中其实相对超然，城市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虽然也因为一些经济诉求而对国王的许多政策持不同观点，但始终未能形成较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工人群体在整个伊朗政权更迭中基本上全程挂机，虽然1978年到1979年伊朗石油工人的罢工被认为给了国王沉重一击，但其影响力无法与教士阶层组织起来的动辄百万人规模的社会运动相提并论，总体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非常典型的宗教性社会运动。

巴列维的改革措施在公布之初就招致了巨大的反对声浪，且反对力量五花八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教士群体为代表的什叶派宗教保守力量。

早在1963年1月巴列维在德黑兰召开全国农民大会并公布改革方案后，什叶派教士群体就对巴列维的改革措施发出公开声讨，他们激烈反对白色革命中的部分措施，例如授予妇女选举权，再比如允许非穆斯林人士当任法官和公职人员，还有土改工作导致许多原本用于资助教士的地租被废除，一些被宗教组织占有的土地被分给佃农，什叶派教士开始鼓动宗教学院的学生抗议巴列维的改革措施，煽动暴动和骚乱，游行示威不时发生。

当时什叶派宗教学者博鲁捷尔迪公开表示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侮辱了伊斯兰教法，并号召国会阻止批准这个法案。

伊朗宗教保守势力当时对白色革命的改革措施极端抵触，伊朗当时实际上已经深陷内战边缘，巴列维政府的血腥镇压引发了激烈反弹

巴列维的回应是派遣军队对发起暴动的学生和教士进行血腥镇压，大规模的驱逐，逮捕和杀戮在全国各地上演，国王与宗教保守势力的关系日益紧张，在这一过程中，伊朗什叶派宗教神权体系内资历相对较浅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一系列反国王斗争中逐渐崭露头角，并日益成为伊朗宗教保守势力反国王斗争的主要领袖。

1963年3月22日，霍梅尼在什叶派圣城，伊朗宗教中心库姆发表演说，悼念在反国王斗争中被杀的宗教学生，同时抨击国王的改革措施让伊朗有面临着去伊斯兰化的风险，此事让霍梅尼声名大噪，他由此开始被视为什叶派宗教保守势力反国王斗争的中心人物，并开始踏上政治舞台的中心。

2个月后，在伊斯兰传统节日古尔邦节中，霍梅尼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指责国王是一个可怜的，卑劣的人，并质疑国王是否是一个犹太人，给国王和国王的支持者扣上一顶犹太复国者的帽子，阴谋破坏伊斯兰教，此事激怒了国王。

6月5日，霍梅尼被逮捕，此事引发了长达3天的大规模暴乱，数百人在冲突中死亡，按照霍梅尼的追随者的说法，当时国王的军队屠杀了不少于15000人，当然，这个说法是严重注水的，但冲突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后来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软禁之后，霍梅尼被释放，他出来之后继续领导宗教势力展开激烈抗争，尤其对巴列维承认以色列，并与以色列签订条约和开展合作进行激烈抨击，不胜其烦的巴列维于1964年11月再次下令逮捕霍梅尼并将他驱逐出境，他被一架军用飞机扔到了土耳其。

此后霍梅尼辗转多地，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身处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也在土耳其的布尔萨和法国的巴黎居留过一段时间。

霍梅尼在海外也并没有消停下来，而是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伊朗国内的政局，促使局势变化，充分利用白色革命在伊朗社会中广泛造成的不满情绪来宣扬反对国王的思想，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外流亡时期获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助和支持，包括土耳其的情报部门，法国的情报部门，海外的什叶派宗教团体，外国的阿亚图拉，其它的伊朗政治流亡者，伊朗内部的异见分子等，各种三教九流的人和势力都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为他提供了不少资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五花八门的赞助者名单中，有一人的身份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当时的伊拉克统治者萨达姆，霍梅尼从萨达姆手中获得了不少资助，萨达姆对霍梅尼长期旅居伊拉克的事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霍梅尼住在纳杰夫时为他提供了诸多便利，一般认为萨达姆试图通过资助他来给巴列维制造一点麻烦，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制造的麻烦并不只属于巴列维一人，要不了多久，萨达姆就会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霍梅尼当时提出的口号相当有意思，叫“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倒是颇有几分第三条道路的意思在里面，萨达姆养虎为患，放虎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