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大使夫人 | 见证奶奶故事里的中国_风闻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11-06 16:45
在胡同里和地摊上结交中国朋友
不用说也可以想象,古巴驻华大使夫人伊莱达在北京生活得一定非常愉快。尽管这里远离她蔚蓝的加勒比海岸旁的祖国,也没有她熟悉的热带海风,但只要她在北京的胡同里随意转转,就会发现,北京竟会有那么多同古巴人一样热情的老百姓把自己当作朋友。
她说:“我1999年10月21日抵达北京,这一天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从那天起,我就迷上了中国——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人,有很多朋友,我还学了几句中国话,可以和中国朋友交谈。虽然我只会讲几句,能听懂一点,但我觉得自己不是‘文盲’了。”
尽管语言沟通依然有障碍,但只要走出使馆,伊莱达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和北京市民很容易交流。
“我常到一些小地方去,比如胡同,人家看见我就问我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古巴人,他们都挑起大拇指说:‘古巴!中国!朋友,是朋友!’要知道,这不是官方场合,也不是正式场合,这些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就只知道我是古巴人,他们对古巴的这种友好情谊使我很感动。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互相讲故事,然后成为朋友。别奇怪,我们真的能够交流。”
每到周末,伊莱达都喜欢自己去商店采买些东西。采访那天,她穿的对襟红袄就是从小店里“淘”来的,而且她很爱穿中国传统服装。
她经常不带翻译,一个人去商店,而且和售货员交流起来一点障碍也没有。“是这样的,”伊莱达解释道,“我会点儿简单的中文,需要和售货员交流时,我们互相递根烟,抽一抽、聊一聊,连比带画,互相就都懂了。”

伊莱达在重庆水果摊前
她继续笑道:“不带翻译更好办,因为好砍价。我砍价砍得特好。我知道中国的数字怎么说,然后带上一个计算器,到了商店,我就在计算器上砍价,每次都砍得很成功。
还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次,我到外面买东西,一般情况下,店家一见到外国人,价钱就忽悠一下提上去了。我问:‘这个东西多少钱?’‘300元。’他答。‘低点低点。’我说。‘280元。’他降了点儿。我只好说:‘唉,我是古巴人。’结果旁边一个光着脊梁的小伙子一听,马上讲:‘啊?古巴人!好说好说!50元!’虽然我记不清那是在什么地方了,大概是在地摊上,因为使馆周围有好多这样的地方,但那次经历让我觉得真有意思。”
伊莱达喜欢交朋友是出了名的。她属于这样的人:胸襟开阔,性格豪爽,你很快就能被她的质朴和拉丁美洲式的热情和幽默所感染,如沐和风。“我适应能力强,到哪儿都感觉不错。加上中国老百姓热情好客,所以我很容易在中国交上朋友。”
属相相和的朋友式爱人
伊莱达出生于古巴中部农村,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后来我们全家人搬到城市,就是为了寻求好的生活并为了我能上学。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勤劳的人。我长得像我母亲——表面厉害,但内心丰富;我的性格像我父亲——勤劳、有韧性。从小我喜欢做很多事,但往往干着干着就没结果了。我父亲对我说,干什么都要善始善终。”
“古巴革命成功后,古巴农村开展广泛的扫盲运动,我也参加了。父亲问我:‘你是不是决定做这件事了?’我说:‘是的。’他说:‘你要去,就要做到底。’古巴扫盲运动整整进行了一年,我完全彻底地投入其中。这个运动不仅使古巴成了没有文盲的国家,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年轻的伊莱达在学校里学贸易。从小就向往当教师的她,直到革命胜利后才改学师范。后来她争取到奖学金,在哈瓦那语言学校学俄语,又取得了学前教育硕士文凭。来中国前,她一直在古巴的大学里从事语言、文学方面的工作。

大使夫妇:朋友式的爱人
她和丈夫——当时在省共青团工作的阿鲁菲先生是在一个培训班里相识的。“我欣赏他坚强和开朗的个性。他属猴,我属羊,在西方有关中国生肖的书有很多,我也看过不少,所以根据中国的说法,属猴的和属羊的人能玩到一块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在一起比较和谐的原因吧。我们是好朋友。”
阿鲁菲先生先前在古巴共产党中央联络部工作,到中国后,他对工作照样是全情投入。作为夫人,伊莱达当然会全力辅助丈夫——“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切都尊重大使工作的要求。有时我和朋友说,我原来学教育,现在学怎么做好大使夫人。”
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34岁,两个小的是一对龙凤胎,也28岁了。她和孩子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在工作中结交中国文化界朋友
在中国,伊莱达主要从事和文化、教育相关的活动。“这个工作有意思,我也做得卓有成效。我帮古巴在这里办展览,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古巴文化,也帮中国在古巴办展览,目的也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我还常接待文化界人士,有时中国著名的学者、画家、教授都会来我这里索取古巴书籍和图片,而大学里如果搞电影周活动,也会来使馆索要音乐和影片。”
“一次,在我们举办的一个古巴画展上,我碰到一个中国学生,他当场就复制了一幅。很遗憾,那天人多,我没来得及和他说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画。我很高兴,每次我们举办展览,很多中国人都来,这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也结识了一些朋友。”
伊莱达特别谈到了几位好友。“李琦是我在2000年认识的一位中国画家,我曾经听过他关于绘画方面的报告。后来我有幸被邀请到其府上做客,并结识了他的夫人冯女士,原来她也是位艺术家,人非常好。由于她在前苏联留过学,懂俄语,我原来也学过俄语,所以我们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困难。而且她的剪纸剪得特别好,我非常喜欢。”
2000年,为给卡斯特罗画像,李琦找到了伊莱达。她给他提供了卡斯特罗的相片和生平事迹,又和他交流了卡斯特罗的事情。李琦画了4个月。
2001年夏天,伊莱达回国休假,她说她很荣幸亲自将此画带回古巴,交给卡斯特罗。“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朋友给他画的,而且画得很好,特别是背景,用了很少使用的红颜色。”

2001年6月14日,古巴驻华大使阿鲁菲夫妇邀请邢啸声(左二)到其哈瓦那寓所做客。
伊莱达另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是作家、历史学家兼文艺评论家邢啸声。
“他对我国华裔画家维夫雷多·林很有研究。他曾访问过古巴,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到了很多他在古巴的情形。后来他再度出访古巴并到我家做客,在我家吃了我给他做的午餐,然后我们一起游览了哈瓦那美丽的风景,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我也有幸到他家拜访,并结识了他的夫人,品尝了她为我们准备的晚餐。”
“另外,我还有一位在介绍古巴文化到中国的艰难道路上总是给我无私、慷慨援助的艺术家朋友袁熙坤。他也画过卡斯特罗的像,用我们古巴人的话来说,他是‘画菲德尔(即卡斯特罗)的画家’。”
编钟情结和旅途中的朋友
伊莱达说:“来中国之前,我们对这里有所了解,但只有到了之后才真正了解中国。在中国,我看到了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
要说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编钟。刚来中国后不久,她到武汉去,参观了一个有65个编钟的编钟博物馆。在看到这些编钟的瞬间,她忽然想起了儿时,奶奶给她讲过有关中国编钟的故事。
“那时我很小,老拽着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就给我讲。在我5岁时,第一次听奶奶说起‘国王的编钟乐师’的故事,后来经常挂在奶奶嘴边的就是大钟乐师和小钟乐师。小孩嘛,听老人一讲,脑子里就产生很多幻想。几年后,当我初读小说,又读到了钟乐师的故事,并且读了很多相关的解释。但说实在的,编钟是什么样子,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在真正见到编钟的那一刻,我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而且是65个编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每一个音质都不同。国王的钟乐师就是用这样的乐器演奏。当编钟为他奏响的时候,国王会感到何等幸福啊!”
那天,伊莱达同样感受了国王们曾经感受过的幸福:博物馆工作人员当场给她演奏了编钟乐曲。她感动极了,“那真是令人难忘的演出!我有幸欣赏了既质朴又神奇的编钟音乐会,真是不可想象!”
在感到满足和愉悦的同时,我联想到了古巴的钟。我国的钟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国王的钟乐师。但在古巴也有很重要的钟,其中一只在哈瓦那市老哈瓦那城区的奥比斯堡街,有200年的历史,是古巴第一所大学所在地的标志。在19世纪末,古巴独立战争期间,人们用敲钟来传递消息,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战。总而言之,我被钟的世界深深迷住了。我想,可能有一天,古巴会拥有一口中国的大钟,或中国会拥有一口古巴的大钟。”

伊莱达:家有中国编钟,心系中国朋友。
从那以后,她对钟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北京,她去大钟寺,看到了中国最大的钟。另外,这几年她还搜集了40多只小钟,而且就摆在她的住宅楼梯旁,客人们一进门就能看见。
除了武汉,伊莱达印象最深的中国城市还有哈尔滨。
“第一次去哈尔滨是来中国不久,我们去参观冰雪节。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在零上20多摄氏度生活的人,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体验真是难以表述。在那广袤耀眼的白色天地里,我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招待,交了很多好朋友。”
“和看编钟一样,如果不去的话,很难想像冰雪节是什么样的。冰雪节上的冰灯花园太漂亮了,特别是看到很多人在冰冻的河上凿出一个冰窟窿,然后跳下去游泳,真是很新鲜。对于我们生活在加勒比海边的热带国家的人,平时只能通过看书了解这些,很难亲身体会。至今我已去过哈尔滨两次,但我还想第三次访问这个白色的人间天堂。”
对于自己所到过的中国“每个地方,我都保留有一段经历、一些故事,最重要的,那些地方有我的朋友。”伊莱达最后总结说。
厨房里的朋友和古巴饭菜
“很多在使馆工作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怎么评价我,但他们提到我时都双手一抱拳说:‘好朋友!’”
“我们都觉得她非常开朗、和善、友好,非常容易打交道。”她的一位朋友告诉笔者说。
伊莱达最喜欢下厨,而且做得一手正宗古巴饭菜。到中国后,她发现使馆新来的一位厨师不大会做古巴饭,就和这位厨师一起在厨房里待了3个月,结果这位厨师不仅学会了做古巴菜,她俩也成了好朋友。

古巴菜结合了西班牙和加勒比菜系
名师出高徒,很多中国人到使馆吃过饭后都不敢想象,这么地道的古巴饭难道是中国人做的?“都是我教的!”伊莱达自豪地告诉他们,“当然,她不可能完全和古巴人做的一样,但相当不错了。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一起进厨房。”说罢,她抬起一只手让我看,上面有一个被热油烫起的大泡。“这是我做饭时烫的。”她说。
“我做的什么饭我丈夫都爱吃。”她很自豪地说,“其实,我们结婚时我根本不会做饭,因为在家里都是我妈妈做。后来我们自己生活了,我就不得不开始学做饭了。”
后来就说到了中国菜。她说:“我很喜欢中国菜,虽然我可以肯定地讲,现在我吃到的才是正宗的中国菜,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过去我所熟悉的我们国家的‘中国菜’。在这里我学得不多,中国阿姨只教我做过蘑菇、汤和沙拉。2002年回国休假时,我做给孩子和朋友们吃,他们都喜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鲜事。中国菜的花色让我着迷,中国菜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漂亮,我特别喜欢吃香菜粉丝汤、蘑菇、豆腐、包子和炒饭。”
伊莱达说:“总之,正像我们古巴人跟我说的那样,‘你在中国不会饿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会用汉语要吃喝,起码会叫几个菜;二是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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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驻华大使夫人们》
作者 | 姜馨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