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大使夫人 | 见证奶奶故事里的中国_风闻

在胡同里和地摊上结交中国朋友

不用说也可以想象，古巴驻华大使夫人伊莱达在北京生活得一定非常愉快。尽管这里远离她蔚蓝的加勒比海岸旁的祖国，也没有她熟悉的热带海风，但只要她在北京的胡同里随意转转，就会发现，北京竟会有那么多同古巴人一样热情的老百姓把自己当作朋友。

她说：“我1999年10月21日抵达北京，这一天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从那天起，我就迷上了中国——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人，有很多朋友，我还学了几句中国话，可以和中国朋友交谈。虽然我只会讲几句，能听懂一点，但我觉得自己不是‘文盲’了。”

尽管语言沟通依然有障碍，但只要走出使馆，伊莱达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和北京市民很容易交流。

“我常到一些小地方去，比如胡同，人家看见我就问我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古巴人，他们都挑起大拇指说：‘古巴！中国！朋友，是朋友！’要知道，这不是官方场合，也不是正式场合，这些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就只知道我是古巴人，他们对古巴的这种友好情谊使我很感动。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互相讲故事，然后成为朋友。别奇怪，我们真的能够交流。”

每到周末，伊莱达都喜欢自己去商店采买些东西。采访那天，她穿的对襟红袄就是从小店里“淘”来的，而且她很爱穿中国传统服装。

她经常不带翻译，一个人去商店，而且和售货员交流起来一点障碍也没有。“是这样的，”伊莱达解释道，“我会点儿简单的中文，需要和售货员交流时，我们互相递根烟，抽一抽、聊一聊，连比带画，互相就都懂了。”

伊莱达在重庆水果摊前

她继续笑道：“不带翻译更好办，因为好砍价。我砍价砍得特好。我知道中国的数字怎么说，然后带上一个计算器，到了商店，我就在计算器上砍价，每次都砍得很成功。

还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次，我到外面买东西，一般情况下，店家一见到外国人，价钱就忽悠一下提上去了。我问：‘这个东西多少钱？’‘300元。’他答。‘低点低点。’我说。‘280元。’他降了点儿。我只好说：‘唉，我是古巴人。’结果旁边一个光着脊梁的小伙子一听，马上讲：‘啊？古巴人！好说好说！50元！’虽然我记不清那是在什么地方了，大概是在地摊上，因为使馆周围有好多这样的地方，但那次经历让我觉得真有意思。”

伊莱达喜欢交朋友是出了名的。她属于这样的人：胸襟开阔，性格豪爽，你很快就能被她的质朴和拉丁美洲式的热情和幽默所感染，如沐和风。“我适应能力强，到哪儿都感觉不错。加上中国老百姓热情好客，所以我很容易在中国交上朋友。”

属相相和的朋友式爱人

伊莱达出生于古巴中部农村，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后来我们全家人搬到城市，就是为了寻求好的生活并为了我能上学。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勤劳的人。我长得像我母亲——表面厉害，但内心丰富；我的性格像我父亲——勤劳、有韧性。从小我喜欢做很多事，但往往干着干着就没结果了。我父亲对我说，干什么都要善始善终。”

“古巴革命成功后，古巴农村开展广泛的扫盲运动，我也参加了。父亲问我：‘你是不是决定做这件事了？’我说：‘是的。’他说：‘你要去，就要做到底。’古巴扫盲运动整整进行了一年，我完全彻底地投入其中。这个运动不仅使古巴成了没有文盲的国家，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年轻的伊莱达在学校里学贸易。从小就向往当教师的她，直到革命胜利后才改学师范。后来她争取到奖学金，在哈瓦那语言学校学俄语，又取得了学前教育硕士文凭。来中国前，她一直在古巴的大学里从事语言、文学方面的工作。

大使夫妇：朋友式的爱人

她和丈夫——当时在省共青团工作的阿鲁菲先生是在一个培训班里相识的。“我欣赏他坚强和开朗的个性。他属猴，我属羊，在西方有关中国生肖的书有很多，我也看过不少，所以根据中国的说法，属猴的和属羊的人能玩到一块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在一起比较和谐的原因吧。我们是好朋友。”

阿鲁菲先生先前在古巴共产党中央联络部工作，到中国后，他对工作照样是全情投入。作为夫人，伊莱达当然会全力辅助丈夫——“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切都尊重大使工作的要求。有时我和朋友说，我原来学教育，现在学怎么做好大使夫人。”

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34岁，两个小的是一对龙凤胎，也28岁了。她和孩子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在工作中结交中国文化界朋友

在中国，伊莱达主要从事和文化、教育相关的活动。“这个工作有意思，我也做得卓有成效。我帮古巴在这里办展览，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古巴文化，也帮中国在古巴办展览，目的也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我还常接待文化界人士，有时中国著名的学者、画家、教授都会来我这里索取古巴书籍和图片，而大学里如果搞电影周活动，也会来使馆索要音乐和影片。”

“一次，在我们举办的一个古巴画展上，我碰到一个中国学生，他当场就复制了一幅。很遗憾，那天人多，我没来得及和他说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画。我很高兴，每次我们举办展览，很多中国人都来，这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也结识了一些朋友。”

伊莱达特别谈到了几位好友。“李琦是我在2000年认识的一位中国画家，我曾经听过他关于绘画方面的报告。后来我有幸被邀请到其府上做客，并结识了他的夫人冯女士，原来她也是位艺术家，人非常好。由于她在前苏联留过学，懂俄语，我原来也学过俄语，所以我们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困难。而且她的剪纸剪得特别好，我非常喜欢。”

2000年，为给卡斯特罗画像，李琦找到了伊莱达。她给他提供了卡斯特罗的相片和生平事迹，又和他交流了卡斯特罗的事情。李琦画了4个月。

2001年夏天，伊莱达回国休假，她说她很荣幸亲自将此画带回古巴，交给卡斯特罗。“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朋友给他画的，而且画得很好，特别是背景，用了很少使用的红颜色。”

2001年6月14日，古巴驻华大使阿鲁菲夫妇邀请邢啸声（左二）到其哈瓦那寓所做客。

伊莱达另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是作家、历史学家兼文艺评论家邢啸声。

“他对我国华裔画家维夫雷多·林很有研究。他曾访问过古巴，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到了很多他在古巴的情形。后来他再度出访古巴并到我家做客，在我家吃了我给他做的午餐，然后我们一起游览了哈瓦那美丽的风景，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我也有幸到他家拜访，并结识了他的夫人，品尝了她为我们准备的晚餐。”

“另外，我还有一位在介绍古巴文化到中国的艰难道路上总是给我无私、慷慨援助的艺术家朋友袁熙坤。他也画过卡斯特罗的像，用我们古巴人的话来说，他是‘画菲德尔（即卡斯特罗）的画家’。”

编钟情结和旅途中的朋友

伊莱达说：“来中国之前，我们对这里有所了解，但只有到了之后才真正了解中国。在中国，我看到了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

要说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编钟。刚来中国后不久，她到武汉去，参观了一个有65个编钟的编钟博物馆。在看到这些编钟的瞬间，她忽然想起了儿时，奶奶给她讲过有关中国编钟的故事。

“那时我很小，老拽着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就给我讲。在我5岁时，第一次听奶奶说起‘国王的编钟乐师’的故事，后来经常挂在奶奶嘴边的就是大钟乐师和小钟乐师。小孩嘛，听老人一讲，脑子里就产生很多幻想。几年后，当我初读小说，又读到了钟乐师的故事，并且读了很多相关的解释。但说实在的，编钟是什么样子，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在真正见到编钟的那一刻，我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而且是65个编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每一个音质都不同。国王的钟乐师就是用这样的乐器演奏。当编钟为他奏响的时候，国王会感到何等幸福啊！”

那天，伊莱达同样感受了国王们曾经感受过的幸福：博物馆工作人员当场给她演奏了编钟乐曲。她感动极了，“那真是令人难忘的演出！我有幸欣赏了既质朴又神奇的编钟音乐会，真是不可想象！”

在感到满足和愉悦的同时，我联想到了古巴的钟。我国的钟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国王的钟乐师。但在古巴也有很重要的钟，其中一只在哈瓦那市老哈瓦那城区的奥比斯堡街，有200年的历史，是古巴第一所大学所在地的标志。在19世纪末，古巴独立战争期间，人们用敲钟来传递消息，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战。总而言之，我被钟的世界深深迷住了。我想，可能有一天，古巴会拥有一口中国的大钟，或中国会拥有一口古巴的大钟。”

伊莱达：家有中国编钟，心系中国朋友。

从那以后，她对钟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北京，她去大钟寺，看到了中国最大的钟。另外，这几年她还搜集了40多只小钟，而且就摆在她的住宅楼梯旁，客人们一进门就能看见。

除了武汉，伊莱达印象最深的中国城市还有哈尔滨。

“第一次去哈尔滨是来中国不久，我们去参观冰雪节。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在零上20多摄氏度生活的人，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体验真是难以表述。在那广袤耀眼的白色天地里，我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招待，交了很多好朋友。”

“和看编钟一样，如果不去的话，很难想像冰雪节是什么样的。冰雪节上的冰灯花园太漂亮了，特别是看到很多人在冰冻的河上凿出一个冰窟窿，然后跳下去游泳，真是很新鲜。对于我们生活在加勒比海边的热带国家的人，平时只能通过看书了解这些，很难亲身体会。至今我已去过哈尔滨两次，但我还想第三次访问这个白色的人间天堂。”

对于自己所到过的中国“每个地方，我都保留有一段经历、一些故事，最重要的，那些地方有我的朋友。”伊莱达最后总结说。

厨房里的朋友和古巴饭菜

“很多在使馆工作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怎么评价我，但他们提到我时都双手一抱拳说：‘好朋友！’”

“我们都觉得她非常开朗、和善、友好，非常容易打交道。”她的一位朋友告诉笔者说。

伊莱达最喜欢下厨，而且做得一手正宗古巴饭菜。到中国后，她发现使馆新来的一位厨师不大会做古巴饭，就和这位厨师一起在厨房里待了3个月，结果这位厨师不仅学会了做古巴菜，她俩也成了好朋友。

古巴菜结合了西班牙和加勒比菜系

名师出高徒，很多中国人到使馆吃过饭后都不敢想象，这么地道的古巴饭难道是中国人做的？“都是我教的！”伊莱达自豪地告诉他们，“当然，她不可能完全和古巴人做的一样，但相当不错了。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一起进厨房。”说罢，她抬起一只手让我看，上面有一个被热油烫起的大泡。“这是我做饭时烫的。”她说。

“我做的什么饭我丈夫都爱吃。”她很自豪地说，“其实，我们结婚时我根本不会做饭，因为在家里都是我妈妈做。后来我们自己生活了，我就不得不开始学做饭了。”

后来就说到了中国菜。她说：“我很喜欢中国菜，虽然我可以肯定地讲，现在我吃到的才是正宗的中国菜，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过去我所熟悉的我们国家的‘中国菜’。在这里我学得不多，中国阿姨只教我做过蘑菇、汤和沙拉。2002年回国休假时，我做给孩子和朋友们吃，他们都喜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新鲜事。中国菜的花色让我着迷，中国菜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漂亮，我特别喜欢吃香菜粉丝汤、蘑菇、豆腐、包子和炒饭。”

伊莱达说：“总之，正像我们古巴人跟我说的那样，‘你在中国不会饿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会用汉语要吃喝，起码会叫几个菜；二是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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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驻华大使夫人们》

作者 | 姜馨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