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市场失灵”论是要求“鹅生鸭蛋”》中一个观点的思考_风闻

 一、  引语

      ​冯兴元先生在《“市场失灵”论是要求“鹅生鸭蛋”》一文中开篇说“最新的争论发生在国内两位重量级北大经济学家之间：一位是林毅夫教授，另外一位是张维迎教授。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比较迷恋产业政策。张维迎非常反对产业政策，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两者12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展开了一场对辩，为国人所瞩目。其背后存在的观念分野之一就是有关是否存在“市场失灵”的看法。首先要说明，本人不是“市场万能论者”。市场只是一种实现交换的自生自发秩序，不可能去承担人类所要求的一切种种功能。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认为市场做不了这个或者那个，就说“市场失灵”，就太不负责任了。

       林毅夫虽然口头上承认市场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又口口声声认为存在“市场协调失灵”，也就是“市场失灵”，因而需要大力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产业部政策上的作用。张维迎所提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真正的个人基本权利经济学。它强调人应该是行动着的人，而不是被操纵的木偶人。它强调市场过程存在两面，一面是企业家，一面是竞争。新古典经济学漠视竞争过程和企业家的作用，其所提出的完全竞争范式只反映一种终极状态，否定竞争的市场过程，它把这种真正的市场过程视为病态，把对完全竞争均衡的偏离视为“市场不完全”，“市场缺陷”，或者“市场失灵”，实际上由此撇开真正的市场和竞争而不谈。新古典经济学也因此反而变成了“市场失灵”论的吹鼓手。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这个毛病。萨缪尔森写的《经济学》(第十六版)教科书里边就讲到了“市场失灵”。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也讲“市场失灵”。

       由此看来， 冯兴元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张维维。不过，早先 冯兴元先生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到了“统治主义”这一概念， 冯先生在文中给“统治主义”做了这样一个解析：“只顾当下”。而且冯先生所说的“统治主义”仅存于“中国”条件下的限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框架受制于“统治主义”思维。

       好了，关于市场失灵的问题就需要剖析一下在中国的情境下，市场失灵是什么原因。

“林——张争论”的学术源头

      冯兴元在文中说：“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是指“价格体系中存在的不完美，它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它提出的“市场失灵”例子或者理由包括：公共品的提供，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张维迎教授提出，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理论失灵”，这是非常到位的。”

      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学家的概念中，一般就学术理论而言，市场经济的概念中没有特别提到“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的干预。倒是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到了计划经济的一种优势。即计划经济中的的政府干预问题：“如果对发展的目标和措施明确，相关的步骤和措施有效，那么在具体的目标实施上计划经济所发挥的作用优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逐利的，是根据市场机会而行动的。计划经济由于是从一个恰当的整体目标需要来决定的经济体制。”其实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从来也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

      大家都知道的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是政治”，即使到了当今的“后资本主义阶段”，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意识无关。欧盟是这样，“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取决于“保持单级世界”的政治态度：美国对法国阿尔斯通“收购”、对日本电子产业的清算以及对韩国的“三巨头”遏制是这样，中国和俄罗斯受到的美国经济制裁无一不是来源于美国“单级世界”的政治态度。这一点， 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不是看不出问题，而是不能说“，根子就在于”胳膊拧不过大腿“。其实美国人也清楚”制裁别人也等于限制自己“的道理：最新的例证就是上海进博会来的客商最多的就是美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有政治意识介入，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道理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的“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样生存。”

                                                                                            三、  关于统治主义

       回过头来再说“林毅夫教授和张维维争论”的观点。 冯兴元是国内学术界比较早的意识到中国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统治主义现象的学者。关于“统治主义”，经管之家给出的解释是：

      “ 统制主义也叫统制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就是涉及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换制度，让市场供求主体自发地组织运作，价格发挥信号作用，市场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供求双方达致供求平衡，每个人的自利取向行为无意当中达致公共福祉。计划经济跟统制主义又不一样，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配置资源，然后组织生产。但是统制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干预经济，统制主义对市场秩序和宪政秩序危害非常大。 统制主义有很多形式，比如说价格控制，劳动力最低工资制度，这是统制主义最明显的做法。然后每个人要强制参加社会保险，保险的费率应该是多少，这都规定很死，这也是统制主义。统制主义的具体的特征就是ZF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非常大。”

       ⑴、 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2、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3、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4、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⑵、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

       2、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它们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和1／6左右。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近年来，在美国数百万新的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约占90％左右。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4、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或者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或者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所有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4、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或者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或者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所有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5、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这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

     2、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这种观点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3、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四、结语

       冯兴元在《“市场失灵”论是要求“鹅生鸭蛋”》一文中的观点疏漏在于忽视的自己早先意识到的“统治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干扰问题。“统治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在对经济的干预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政治意识对经济体系的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实非常注意“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这个问题。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政治文化”在经济中的显露的“皇权意志”延续下来已经有几千年。陈嘉映在《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中明确提到：“中国的政治史，跟西方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合”为主流的比较单一的政治体，西方则是一个比较分散的政治体。和西方比，这种差别可能从周朝就出现了。”

     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 

     宋・汪洙《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意为：天子历来重视有才学的英雄豪杰，读书学习就是教育你们做这样的人。天下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道，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在世界文化史中，中国的“士人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陈嘉映先生认为：“简短说，这个政治结构就是，中国有士和士大夫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最多有什么东西跟它有一点儿相像。士的历史，我们有籍可查是从孔子开始，紧接着是墨子，之后是儒墨两家，然后是诸子百家。到秦汉之后，士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士不像贵族或草莽英雄，由于血统或英雄气概获得权力，他们的长处是受过教育、富有理性。他们本身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统治者的助手，帮统治者干事的。”（《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

    在陈嘉映看来，士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只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富有理性，但这个理性，相当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县城，不愿封给我的宗族，但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管理，我就在士里选一个能干的去管理。另外一种士是像孔子、墨子、孟子这些人所提倡的，他们认为士不光是给统治者干事，士还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后来叫做“道统”。”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没有类似西方的那种经济思想产生，中国的“士人文化政治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士人文化的特征及影响，以及对中国人的思维的解读可以有如下几点思考：

    1、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刚才讲到中国人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不但历史上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论创新，没有当过真。中国人在理论建设上是最没有成就的。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去做田野研究，给人家的理论作例证。

   2、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新文化先哲”提倡“开启民智的核心”就是“西学东践”。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所以对西方的“现代”背后的理性认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西方经济理论中纯粹理论和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了。纯粹意识代替了理性的认知。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没有深刻全面地厘清“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苏联的计划经济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体系认知始终没有跳出“修昔里德陷阱”的阴影。

   3、陈嘉映说：“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实际上不应该这样问，大家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所以比较富有意义的问法应该是：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18世纪，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工业革命等等。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在1793年访华的目的是关于开启两国通商。但乾隆皇帝不认为大清与英过是对等的国家关系，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四轮金马车，钟表和火枪等）被乾隆和下臣下臣看作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停滞的帝国》）。乾隆的“大清江山万物皆有”的思想实际上与18世纪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进程已经完全跟不上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以蔡元培和陈独秀等先进文人提出“开启民智”的口号，中国新文化运动才有新时代的“音符”。

     实际上王德峰先生授课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与西方人的看法不同：在中国人看来，我们用一双筷子夹起食物这不叫主体克服实体，这叫艺术，叫‘天人合一’，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和文化的精神中永远不会发展出技术来，手工劳动者的手艺叫技艺而不是技术，是中国人的艺术，即‘天人合一’。”（《P2【王德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中）》）。问题关键在于西方人的技术概念在乾隆皇帝和大臣们看来不过是“奇技淫巧”，所以，这种中西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不同于西方人。、

   4、冯兴元对“统治主义”行为下的一个结论“只顾当下”非常精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只顾当下”的现象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的后果就是只顾当下”。比如，长期以来的“上届借钱，下届还账”、朝令夕改的“决策”以及只图“规模宏大，场面气势，不看效益”的行动和改革决策等等其背后都有“只顾当下”的考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缺乏科学系统的“层次性”、“关连性”、“可持续性”思维。

   5、 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无关于政治干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也不存在一道非此即彼的历史鸿沟。

6、实际上，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中也讲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程度越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时，所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的发展方向上和分工合作体系中的环境和风险都会空前扩大。而这种风险的背后的政治干预无疑成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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