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亚国家可以赶上工业文明，而其他地区却异常困难？_风闻
西方朔-11-01 16:30
白骨僧野生媒体人/民间社科/业余老法师好问题。
事实是，工业文明目前仅指东亚和西方。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好，就在于它引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海地、利比里亚，使用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宪法和制度设计，然而国家发展却大相径庭。
同样是殖民全球，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都是欧洲国家，科技水平相近，社会制度也相近，但是论及殖民地发展水平，盎撒一系就是要比其它列强好。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文明、一个国家，除了纸面上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是无法落在纸面上的隐形制度设计。
通俗地理解就是潜规则。
比如美国两党斗争极为激烈，这是明面上的制度设计。但是两党联手打击可能出现的第三党，这是不成文的潜规则。
你说好不好？当然好，因为它保持了美国政坛的稳定，包括日本的自民党也是这样处理，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也一样。
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第一把交椅，之所以在近现代落后于英国，就在于政权频繁更迭，内耗损失了大量精力。
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不好公开来讲，毕竟民主国家，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百花齐放，自由组织政党参选，所以只能是不成文的潜规则。
任何一个持久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它的制度设计里一定有一条就是维持稳定。你看其他拉美国家也好、非洲国家也好，为什么发展比较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权频繁更迭，路线左右摇摆。
这样的隐形制度还有很多。
比如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肯定不能公开来讲的，因为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嘛，老百姓怎么可能同意？
但是无论欧美东亚，这一条也是大国强国必然会有的制度设计。
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不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对高层无用，而是说一般会予以豁免，特别是不会上重刑和极刑。
因为在大夫那个阶层，他们自身就是法律的制定者，如果刑上大夫了，还是重刑甚至极刑，那就等于是让自己给自己套绞索，出于最基本的人性，没有人会这样做，相反绝大部分人还会撕破脸，干脆推翻法制。
所以与其彻底撕破脸让法律体系无法运转，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给予大夫一定的豁免，起码不上重刑和极刑。
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降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当法律制定者们开始斗争的时候，至少要确保他们的斗争可控，不要你死我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要留有最基本的余地。而一旦刑上大夫了，那法律很有可能被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像前苏联早期那样动不动就拉去枪毙，或者像英国国王被拉上断头台，过于极端，对国家的稳定伤害太大。
东亚中日朝韩越五个儒家文明圈的国家，只有一个这么能折腾的，就是韩国，但即便韩国在真正打基础腾飞的阶段，也是靠着军政府保持长期稳定的，直到现在富裕了才开始折腾，动不动就把前总统送进去，目前来看对韩国的经济社会的伤害在逐步扩大。
西方大国都是如此，哪怕如尼克松那样的，都能平安着陆。
当然，随着特大统领被批捕，美国政治也开始逐步失控。
让高层得到一定的法律豁免，看似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仅限于高层执政者寥寥数人，却能换来整个国家高层政治的可控和稳定。
包括当年的功德林，其中关押的战犯很多是血债累累，在苏区搞过大规模屠杀的，甚至不是屠杀，而是虐杀。
像徐海东大将回忆中反动派虐杀的场景，只是见于文字已经能让人如临地狱。
但这些人没有杀，反而是他们指示去做这些事的中下层军官，很多被正法。
按照知乎众的说法，就是这些战犯高官有“统战价值”。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想研究政治历史，第一条就是不要犯幼稚病。政治不是请客吃饭，政治是处理种种不同利益诉求的过程，而利益是最赤裸裸的，不要把政治上的幼稚当成理想主义然后只会热泪盈眶不会脚踏实地。
相比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相比于严惩反动战犯的复仇正义，让这些战犯活着接受改造，最后从心底里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个过程对中外各种反对势力的政治压力更大。
这就是所有大国都具备的另一条隐形制度——务实。
我当然有我的国家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各种价值观，但实际操作中，仍然要讲究务实。
带英不会因为它什么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就不把布尔人送进集中营。
美国不会因为它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就不割印第安人的头皮，更不会因为什么世界秩序主导者的矜持就不逮捕别国总统入侵主权国家。
这当然也不能公开讲，不能说我的价值观其实很灵活，需要用哪套就用哪套。
但的确有一些小国始终没有搞清楚这点，总以为一个伟大的价值观就能凝聚起一个伟大的国家，比如智利的阿连德迷信选举，比如乌克兰相信自由。
这些小国不明白的是，伟大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伟大的价值观而凝聚起来的，伟大的国家是选择让哪个价值观变得伟大。真正伟大的是背后的设计者，他们一代代人接力去设计各种隐形的制度、公开的制度，然后将这套方法固定教授给后代政治精英，再把公开的制度包装成价值观推送给普罗大众。
也就是所谓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么说着有点阴谋论的调调了，其实不要这样想，阴谋论者是没有前途的，这些隐形的制度设计只是不公开讲，而不是要制造阴谋。只要多看点史书都能总结出来。
比如我们一直说西方西方，实际上你会发现西方真正超过东方，基本上是完全是靠着盎撒系一支的努力，然后带动了其它西方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远据不列颠岛，既可以吸收欧陆的先进文化，又不必受欧陆的直接掌控，享有独特的“边缘优势”。（这个我以前回答过。）
所以英国最早出现君权对神权的打击，最早确立新教地位，最早开始议会化进程。
但是英国人从来不公开说他们不信上帝了，他们只是说不信罗马的那个教皇。
董仲舒推出“天人感应”，什么叫天人感应？明面上是说上天和人类之间有所感应，而君王就是在这种感应中，因为顺应天心民意，从而被上天选中成为皇帝，为君权神授奠定理论基础。
但是你稍微想一想就不对劲了。
董仲舒之前，周王也好、秦汉皇帝也好，是“天子”，天之子，只有他有资格跟天扯上关系，但是经过董仲舒这么一解释，君权好像更有正义性了，但代价呢？代价就是其他人也能跟天联系了。
你皇帝勤勤恳恳的时候，那一切皆好，天心民意，该你家当皇帝。那假如民意不在你了呢……
董仲舒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天子完全是血缘决定的，天之子嘛，他是一个父子关系。但董仲舒之后，这个问题变成了民意决定，民意能感应上天把你推上帝位，也能感应上天让你国祚中止，天子的合法性从血缘制的父子关系变成了民主化的聘用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儒家这一套，是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隐形设计。它给了君权以更合理的解释，也给了农民造反最充足的理由。
（对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回答里也讲过，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
像这样的隐形制度设计还有很多，正是它们保证了大国能够成为大国，保证了西方和东亚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核心。
而且这些隐形的制度设计不同于成文的宪法和明面上的制度，是无法教授给别的国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既然这些制度是隐形的，它就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该如何遵守和传承。
明面上的东西好教，隐形的制度怎么教？难道美国会去告诉海地，说你学我宪法没用，你得学我背地里的精英政治贵族共和？难道带英会去告诉印度，说你学我议会没用，你得学我的海外殖民全球掠夺？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海地学精英政治贵族共和，也会变成几个寡头家族的政治，成为另一个菲律宾，即便印度学海外殖民全球掠夺，也会变成四处挑事四处挨打，另一个西班牙。
隐形制度是无法用这种方式传授的，传授就会走样。
真正的传授方法只有一个——文化浸润。
霍金敬不敬酒不好说，毛主席是敬过钱学森的。
而这一敬，一般国家是做不到的。尊重学者，尊重知识，是成为伟大文明的第一步，可惜绝大部分小国、落后国家，就是卡在了这一步。
因为学术这东西，往往不能很快产生收益，相比之下，选票和军权的直接收益更大。正常的人性一定会选择见效更快、付出更少的捷径。
而尊重知识这条隐形制度没有写在任何法典上，却被东亚的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共同遵守。牛津大学有近千年的校史，我们的儒家教育体系更是两千多年。
那为什么重视知识呢？
因为试验过了，大量的社会实验证明了，一个国家尊重学者和人才才能兴旺。
在中国，这个过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生了，一直绵延两千多年，由无数史书记录下来，供后世参考。
在西方，史学相对薄弱，但是好处是小国林立，在纵向的历史上面没有太多案例参考，但是在横向的比对中有大量可以参考的例子，因为西方有一个跨越封建领地的知识传播载体——教会。
（事实上完全可以将欧洲中世纪看作是西方版的春秋战国，两种形态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古老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就是西方版的稷下学宫。）
所有的隐形制度设计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那些血淋淋的试错，用无数人命探寻出来的规律。
就拿前面说的“天人感应”作比，中国人到了今天依然是世界上平等观念最强的民族没有之一。
民国时候老先生们说中国人有奴性，现在也有很多营销号天天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的头脑没有抗争的精神。
那是因为鲁迅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见识有限，他们面对的史料还不如现在一个初中生在网上能找到的多，而营销号就纯粹是靠辱骂中国文化来博取流量。
就从来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谈谈这么几个最基本的事实：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周期性的、席卷整个文明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
除了中国。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广泛传播的、被奉为经典的、鼓吹造反的文学作品。
除了中国。
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真正世俗化，不受神权的控制。
除了中国和中国的几个附属国。
能认清这几个基本事实，才能明白中国的老百姓从古至今就是反抗精神最为强烈的，纵观人类历史无出其右，独一档。
（这也跟我之前的回答里提到的中国秦代以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背景，以及儒家思想的作用有关）
两千年儒家思想明面上教育人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暗藏着军功爵制度、察举制度、科举制度等多种打破阶层的隐形制度设计，暗藏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造反哲学，暗藏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进取心。
最重要的是，儒家极为巧妙地用孔子批改《春秋》让“乱臣贼子惧”的pua话术，让后世皇帝都以为史学极其重要。
这帮二百五皇帝就没想过，史书固然能让“乱臣贼子惧”，又何尝不会让“昏君暴君惧”？
历代史书，那不是史书，是教科书，一方面教育皇帝该如何做明君，不然就会被造反的老百姓推了去砍头，另一方面教育天下读书人该如何收聚民心造反称帝。
科举制又让读书人越来越多，毕竟还是编制香啊，但编制再香数量有限，考不上编制的读书人就只能去当私塾先生，再不成就只能去当说书先生。
所有的说书先生，本质上又是史书的二次创作者，比如《三国演义》最开始就是评话本子，将史书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到民间，相当于是对不识字的百姓进行了造反学的普及教育。
我一直认为，儒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聪明的一群政治学者，制定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治理体系。
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是因为儒家思想至今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成败与否。
举个例子，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十亿人口量级的近乎单一民族国家。
论及人口体量，只要能生，印度、孟加拉、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都能到十亿人口级别，但十亿人，一种文化，一个语言，彼此认同，这是非常非常难的，近乎不可能。
而中国能做到90%的人口为同一民族，99%的人口说同一种语言。这对于中国国内建立统一大市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减少内部矛盾，意义非凡。
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庞大的人口，还特别看重教育，人口素质明显高于同等收入国家。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笔泼天的财富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基础，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辩，东夷族、百越族、鲜卑族等许多民族不会融入汉族大家庭，如果没有儒家设计的隐形的阶层跃升制度，中国人不会有尊师重教和喜欢内卷的传统，内卷？西方人从来不懂什么内卷，因为他们从古至今都没有多少阶层跃迁的渠道，至今上大学还要推荐信，内卷没有意义。
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兴亡更替，一次次的血流成河赤地千里，都成了史书上的一行行凝练文字，都是中国人用时间和生命进行的一次次社会实验，都是为人类文明进行的一次次试错。
这些社会实验的结果不是写进史书之后就封存于高阁，而是按照儒家先贤们的制度设计，经过私塾里的教师、经过村头巷口的说书先生，向中下层民众不断反馈，再从底层民众中选拔出的状元秀才或是造反起家的义军领袖，修正参数，继续下一次社会实验。
我一直非常想对当今的中国人说，一定要无比珍视你们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实验成果。
所以回到问题，你说只有东亚追上了工业文明吗？不是的，是东亚一直就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高峰，只是因为这套制度长期运行后，导致过多的智力资源倾斜于此，从而没能为产业革命提供足够的资源。
就像今天的美国，绝大部分最优秀的毕业生都选择当律师或者金融家，过多的智力资源向虚拟经济倾斜，实体经济因此空心化。
东亚不是追上了工业文明，而是早早地走到了全人类的前面，然后发现有身后出现了一辆叫做汽车的东西，于是又回头来学车。现在不过是刚刚发动汽车罢了。
相反，西方发明了汽车，这是无可争议的伟大壮举，但是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没有走过，没能实现族群的整合、没能实现欧洲的统一、没能实现美国的世俗化、没能彻底扫清血统决定论的雾霾、没能建立起成熟的公民文化和集体意识。
这就导致西方虽然有发明汽车的先手，但是却要在没摸清路况的情况下就上了全球化的高速，结果就是一步一个坑，什么分裂主义、教会势力、反智主义、社会分裂……愈演愈烈。
而东亚社会，感谢先贤的馈赠，能够做到许多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已经有自己宽广的历史视野，已经有一定的政治素养，能够在宏大叙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当西方的巨婴们还在为宗教与世俗、为吃肉还是吃素、为男人能不能穿裙子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我们一千年前的佛印和尚已经和东坡居士探讨红烧肉与的创新与改良，两千年前的断袖龙阳分桃都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的年轻人关注的是改革和发展，因为我们历代都有变法图强的传统。
我们的年轻人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因为儒家老祖宗就说了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我们的年轻人关注的是美国大选，因为四百年前大萌亡于党争。
我们的年轻人关注的是围堵与突破，因为两千年前就有秦齐之间的合纵与连横。
潜规则这三个字难听，可它背后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是一卷卷史书的温度。
这些幽微的、隐形的东西怎么传授？传授不了的，要么你全国上下彻底放弃自己国家的文化，从孩子一出生就用汉语给他讲美猴王怎么反对神权，宋江怎么杀官造反，贾府怎么盛极而衰，魏蜀吴为什么一个得了天时一个得了地利一个得了人和，什么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什么叫先天下之忧而忧，什么叫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叫粪土当年万户侯，什么叫人民要教育和引导，什么叫人民万岁。
要真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并入中国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