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匠”和“技师”评判比较：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一种思考_风闻

    一、引子

      书法教师田一可等人把人生状态分成七个层次：即“奴、徒、工、匠、师、家、圣”这七个层。其实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持有这个观点的人有不少。如果进一步解释，则有如下之说。尽管这种“分层”从文化的角和知识域、悟性和能力的角度来看人的内在动能来看过于浅显，但一般来说还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一种基本定位：

       1、奴：指非自愿和靠人监督的人。 2、徒：指能力不足，又肯自愿学习的人。3、工：就是老老实实，按规矩做事的人。4、匠：指精通一门技艺或手艺，靠劳动 生存的人。5、师：就是掌握了一些规矩，又能将规律传授给他人的人。6、家：有固定的信念，让别人生活得更好的人。7、圣：精通事理，通达万物，大公无私，为民立命的人。

       在儒家文化中，强调一个社会是分层的结构：如“君君臣臣，子子父父”、“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根据文献释义：君子和小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君子的胸怀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无怨无悔；如春风吹拂，象秋月挥洒，看山河大地阳光明媚。而小人却愁肠百结，怨天尤人，心胸狭窄，猜疑嫉妒，视人生如坟场地狱。这是儒家的教化之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关于人生道德的一种划分。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奴、徒、工、匠、师、家、圣”这七个层划分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学说和自然科和技术学功能性性不同的另一种划分：

      1、马克思主义从资本的增值和剩余价值的产生带来的“剥削和被剥削”现象决定了人在资本条件下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工人靠资本增值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一小部分生存。历史上的中国劳动者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如果套用中国的语境就是在“奴、徒、工”这个社会层次范围内。

      2、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科学在整个世界形成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打破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共识：“资本家对机器技术的日益依赖”（《大繁荣》引述的马克思观点）。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创新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准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演化进程，自然科学的范畴，学科门类、技术的交叉叠加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进程呈指数型发展。于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体系和社会的技术经济结构，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劳动和劳动力”有了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如果与中国传统的的“奴、徒、工、匠、师、家、圣”这七个层划分近似相对应：那么就是有了“师、家、圣”这三个层次。需要解释的是，在西方自然科学哲学语境中关于“匠、师、家、圣”  这四个层次是有自己的相对定义的 ：

      ① 匠：指西方产业主体之外的民间技艺技术持有者，中国则认为是持有一定技艺并以此为生的个体劳动者 。② 师 ：一是指教书于人，二是西方产业主体中的技术流程中关键技术岗位的人才（包括技师、机师和工程师）。 ③   家：一种非职称序列词语，是对某些技术人才的尊称，也或许是学术圈里的 惯称。④   圣：大神 ，西方只有像亚里士多德、米开朗基罗、 但丁、 牛顿、爱因斯坦 等少数具有划时代科学成就的巨匠才可以称“神”，而西方的“神”也就是中国的“圣”。孔夫子之所以可以称“孔圣人”也就是因为“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中国的地位所决定的 。     

       二、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的身份“等级思维”

      宋・汪洙《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意为：天子历来重视有才学的英雄豪杰，读书学习就是教育你们做这样的人。天下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道，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在世界文化史中，中国的“士人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陈嘉映先生认为：“民本思想和中国独特的政治结构有关系。简短说，这个政治结构就是，中国有士和士大夫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最多有什么东西跟它有一点儿相像。士的历史，我们有籍可查是从孔子开始，紧接着是墨子，之后是儒墨两家，然后是诸子百家。到秦汉之后，士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士不像贵族或草莽英雄，由于血统或英雄气概获得权力，他们的长处是受过教育、富有理性。他们本身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统治者的助手，帮统治者干事的。”（《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

      在陈嘉映看来，士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只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富有理性，但这个理性，相当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县城，不愿封给我的宗族，但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管理，我就在士里选一个能干的去管理。另外一种士是像孔子、墨子、孟子这些人所提倡的，他们认为士不光是给统治者干事，士还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后来叫做“道统”。

       关于士人文化的特征，陈嘉映先生的解读有两点：

       1、“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

      2、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实际上不应该这样问，大家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所以比较富有意义的问法应该是：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对这些问题，陈嘉映经过比较，解析如下：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士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圆！”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中国虽然也一直有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比如崔杼杀了齐国国君，齐国的太史兄弟几位一个接一个甘愿杀头也非要纪录这件事，非要写下“崔杼弑庄公”这几个字。但是只有希腊传统的人才会为一个“圆”舍生取义，著名的例子是布鲁诺，在火刑柱上还坚持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些故事体现了西方人的纯智性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论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源头。

      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刚才讲到中国人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不但历史上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论创新，没有当过真。中国人在理论建设上是最没有成就的。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去做田野研究，给人家的理论作例证。

       18世纪，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工业革命等等。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在1793年访华的目的是关于开启两国通商。但乾隆皇帝不认为大清与英过是对等的国家关系，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四轮金马车，钟表和火枪等）被乾隆和下臣下臣看作是“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停滞的帝国》）。乾隆的“大清江山万物皆有”的思想实际上与18世纪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进程已经完全跟不上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以蔡元培和陈独秀等先进文人提出“开启民智”的口号，中国新文化运动才有新时代的“音符”。实际上王德峰先生授课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与西方人的看法不同：在中国人看来，我们用一双筷子夹起食物这不叫主体克服实体，这叫艺术，叫‘天人合一’，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和文化的精神中永远不会发展出技术来，手工劳动者的手艺叫技艺而不是技术，是中国人的艺术，即‘天人合一’。”（《P2【王德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中）》）。

       因此由上所述，关于中国人把“人生状态分成七个层次：即“奴、徒、工、匠、师、家、圣”这七个层”不过是士人文化中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至今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

      三、中国人思维中的匠人与师者的“品味”

      其实，辛亥革命以后的在华企业和几个比较大的民族工业中并没有“匠人”这个称谓。社会上的所谓“匠人”不过就是走街串巷的“理发匠”、“磨刀匠”、“泥水匠”之类的匠人。也就是王德峰先生所说的“劳动者技艺”。这种社会认知延续到现代工业中就延伸变成了“工匠”。而在华企业和几个比较大的民族工业则延续下来了西方的“技师”、“机师”和“工程师”“技术岗位”序列。工匠也好，“大国工匠”也罢，它们都算不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中的技术岗位体系。因为“技师”、“机师”和“工程师”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中的职能作用与“工匠”不同：

       1、中国传统的“工匠”概念是掌握某种技艺的个体劳动者，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中的“技师”、“机师”和“工程师”不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还承担着一定的“教授于人”的职能——也就是有“施教”的职能。这应该是欧洲人对此称之为“师”，而不称“匠”的原因所在。

       我们接着王德峰先生关于中西文化对“技艺”和“技术”的不同看法进一步思考一下：对前者，中国人认为技艺是一种艺术，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技艺”的本质是要求个性化的——比如《江山万里图》中的沿江山峦是各具情态没有重复的——这符合艺术的基本要求。而对于西方工业文明要求的是“标准化”，这是现代工业必须遵守的技术规则——也就是批量产品中的基本结构件规格要一致，比如螺纹、轮轴配合、钣金构建的结合部等等都要按照《公差配合》技术规范生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国都有义务执行标准化的技术规范，而在企业和技术实体中，“标准化”早已成为技术规范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而在所有现代生产体系中，执行标准化监督管理的一线人员就是机师或工程师。因此可以这样比喻：“技艺讲个性”，“技术讲标准化”——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这就是匠人和机师之间的根本不同之处。

       作为可以作为王德峰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中关于“技艺”和“技术”概念不同的一种说法，那么1783年英王特使马戈尔尼来华谋求中英通商而带来的英王礼品，被乾隆和大臣看做不过是洋人的“奇技淫巧”。殊不知作为英王礼品的“四轮金马车”已经采用了类似现代车辆的转向架原理，马车减震的钢板弹簧以及车轴的“滚动摩擦技术”“大英帝国”也已经有了。而中国的“技艺”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这种先进性。一直到1970-1971年我去农村工作队工作，看到的农具“四轮车”还只是没有“自由转向”的四轮车（当地称之为“太平车”——人力或牲畜牵引是转向需要靠“人力+撬棍”使四轮车拐弯。）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灿烂，却也有很多的遗憾。由此，陈嘉应先生纠正了普遍的一个说法：“我们不应该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而是应该问为什么科学从欧洲诞生。”

    大概问题难就难在陈佳映说的：“中国人通过跟传教士的交往，像徐光启、李鸿藻等人，从不多的西方传教士身上，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和哲学中看到了有一个伟大的文明在他们的背后，从这种伟大的文明映照之下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缺陷。这种缺陷中国人很难看到的，尤其是在宋明的时候。因为在周边地带，中华文明的辉煌和优秀是压倒性。（《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

       2、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就是管理体系。下图一种简单的划分可以看出工业化国家的基层岗位作用和职责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任职的七层人生状态：

   

     3、历史上的匠人属于个体行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比如鞋匠修好客户的一双鞋）。现在的“技师”、“机师”和“工程师”不仅要直接拿出自己的专业技能做好技术工作，还要参与和承担所在生产流程中的过程管理和培训职责。一个企业的计量技师或工程师不仅要维修保养企业的计量仪器设备保证生产流程正常运行，而且还要检查分析生产过程中的的计量数据变化状态，并根据QC管理的要求做出未来的可能变化供生产部门参考做出决策。

       4、现在的“技师”、“机师”和现场“工程师”按照工艺技术流程均处于“关键节点”的位置上。质量和效率是对他们的基本考核。也就是说，其过程和功能与传统的匠人完全不同。所以现在那些企业退休的“技师”、“机师”和“工程师”对现行企业人员退休的规定颇有微词：“卸磨杀驴”。

       其实自1949年以后，企业很长一段时间保留着“技师”这一技术岗位，文革前后的“破四旧”时期才消失。

       5、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工科和农科中专和高等院校的毕业实习基本都是在相关实习单位里由机师和工程师负责实践培训。即使到了1996年，我带领21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到上海实习也是由实习单位派出的一线技术人员负责授课和现场指导的（前后21天）。所以回单位后参与试车投产一次成功。

       6、我的一个总结：历史上的中国匠人只有手艺没有知识——因为他们都是底层劳动者在多年的辛勤劳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感知——“没有文化，只有一个经验”。现在的这些技术能人大多有基本的文化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实践积累出一定的经验和理论认知。他们的长处在于比老师傅能更快更容易接受新的工艺技术。

       7、企业当人也需要匠人——因为一个不错的熟练工总比新学徒适应性强得多。山东有一个工程机械公司设有自办的技工学校，每年毕业的学生还没出校门就被个分厂“提前预定”了。2003年到2007年我替单位招聘人员，几年来基本没有合适的本科大学生可以招录。一个工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应聘时说“我们老师说了，学会CAD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办公室的同时一听跟我说：“拉倒吧，这老师肯定是毕业留校的，没有实际经验根本不懂机械制造。”

       8、现代工业完全不同于手工作坊：元宵店的掌柜可以将手艺传宗接代以续祖上香火——从“照本宣科”开始。但在以“创新为标志的现代国家迭代进步时必不可少的。（《大繁荣》）”也就是说，匠人的“历史传承”已经不适用于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目前的工匠群体也要与时俱进，使用时代的发展。

      9、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工匠”在社会公众认知中其实与“技师”、“机师”和“工程师”的价值衡量是不同的，这在现行的“职称序列”上也看得出来。尽管人的理性各不相同，但如果缺乏阿玛迪亚·森在《理性与自由》中所说的“如果缺乏自我的审查，那么这种理性就是理性的白痴”。

     10、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道理大家都懂，那么为谁么留不住人才？这就需要“自我的理性审查”。有位老先生跟我讲：别看美国佬很凶，可在人才的争夺上比我们强得多，就拿院士评选上来说，颜宁的研究成果算是国内没有第二人就此可以超越，既然如此又怎么来评审她的当选资格？还有那位“民科”数学家陆家羲，他在“组合论”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为什么连当个大学数学老师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再说国内数学界没有人能超过他的研究水平又为什么此后又可以提出中国科学奖的评审意见？安抚逝去的人可以理解，但陆家羲一生的研究坎坷又怎么总结呢？

      总之，对历史，对未来，我们不能总用“一评天下而了之”来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