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初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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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初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了。那年的某一天，在杨家坪步行街遇到过一个卖艺的，年龄上来说应该是未成年，但浑身上下透漏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干练。那个卖艺的光着上半身先翻了几个筋斗，耍了一套拳脚。然后拿出一根六圆钢筋，一圈一圈往自己的脖子上缠，然后憋得头上青筋凸起，

拿一个盆朝看热闹的讨钱。

更早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在浙江宁波打工。

有一天厂里活不多，吃过晚饭就和工友四处溜达。

一块空地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一个大帐篷，里面有歌舞表演。

于是我和工友各人花了五块钱买了门票去看。

歌没有，只有舞。舞台上，在已经有些许寒意的深秋的傍晚，七八个妙龄女郎，仅着胸罩内裤，在台上随着音乐节拍扭腰摆胯，搔首弄姿。

时光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那个卖艺的小孩，那些“歌舞团”的青春女郎，今夕何处。

然后我四处辗转，为了生存而奔波。然后我在重庆安顿下来，一入厂门深似海，世事茫茫两不知。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好也不坏。

前些年，新冠爆发。人员聚集服务业场所的日子不好过。唯独制造业，因为贸易战，北美客户赶在关税生效前囤货，加上国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复工复产，制造业火了一把。

厂里扩大生产，大量招工。

一般对于新员工，都要由老员工传帮带，熟悉操作后再独立上岗。

我所带的新员工中，有火锅店老板。因为生意受新冠影响，火锅店交给家人打理勉服役强维持，自己出来打份工补贴家用。有手臂上纹一条张牙舞爪的龙的。

更有一位自述是当过武警的，在云南腊戌服役，退伍后开过公交车，再后来不知为何做了劳务派遣工，来到我厂。

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脖子上有个刺青。也许她自己也觉得在厂工面前这个刺青有点不大协调，所以经常把领子竖起来，遮住那个刺青。

这个小姑娘平时沉默寡言，不大合群。而且有一种与她性别和年龄不相称的邋遢——一头乱糟糟的染成酒红色的短发，工作服似乎从发下来就没洗过———所以大部分老员工都不待见她。经常给她白眼，问什么也装作没听见。只有我这个油腻大叔对她平等待之，她有什么不懂的，只要她问，我都会耐心地给她解答。

在某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小姑娘加了我的微信。

翻看她的朋友圈，似乎她是一位拉拉。而且喜欢现代舞。

再然后随着解封，厂里的生意也不复新冠那几年，这些人陆陆续续辞职的辞职，辞退的辞退。小姑娘也在被辞之列。

小姑娘出去后，还有过联系。好像她报了一个现代舞的学习班。

再然后，就没有联系了，她的朋友圈也设置成了三天可见。

火锅店老板，退役的武警，胳膊上纹条龙的社会哥，又回到了他们从前的生活，在我们这些厂工看来，似乎是惊鸿一瞥，仿佛是黄粱一梦——这些人来过吗？他们真的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