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齐泽克论以巴冲突：要责怪哪一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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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冲突，要责怪哪一方？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一个令人称奇的扭曲出现在对哈马斯十月七日攻击事件的许多反应当中: 一旦有人提到，有必要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对加沙地带的铁桶式围困时，铺天盖地的反应就是，那个人会被指责为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或为之正名。我们意识到这一禁律有多不可思议吗？我认为这是一场道德灾难。

我说的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不是指那种伪装成一种深刻智慧的彻头彻尾的昏聩: “敌人就是那些人：他们的故事你闻所未闻。”我们是否也已准备好确认，希特勒只是一个敌人，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我们听到过？难道不是我对希特勒知道和“理解”得越多，希特勒就越是我的敌人吗？更不用说这样的事实了：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并非真相，通常是为佐证我在现实中对他人实施的恐怖行径的正当性，而生造出来的谎言。 

真相就在那里，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在所有种族清洗中，每个侵略者都把自己刻画成了回应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当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表示，以色列正与“人类动物”作战时，他就丧失了自己的人性。

在卡塔尔过着舒适生活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在攻击事件发生当天表示: “我们只有一句话要对你们说: 离开我们的土地。离开我们的视线……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你们无处可去，也没有安全可言。”

一清二楚，又令人作呕。但难道，以色列政府没有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说过类似（哪怕不那么残暴）的话？ 

以下是以色列现政府的第一条官方“基本原则”: “犹太人对以色列国土的所有部分拥有专属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将在加利利、内盖夫、戈兰和朱迪亚-撒马利亚的以色列国土所有部分推动和开发定居点。”抑或，正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所言，“以色列并非其所有公民的国家”，而是“犹太人的国家，而且只是犹太人的国家”。

有这样一条 “原则”编入其国家法律，以色列怎么能指责巴勒斯坦人拒绝与其谈判？这一“原则”不排除任何严肃谈判吗？除了暴力抵抗之外，难道它没有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任何其他选择吗？以色列国家从未为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地位提供任何希望或积极愿景; 他们被严格视为一个需要通过武力和法律来对待的麻烦。

那么，面对巴勒斯坦人可能遭遇的第二次浩劫，要责怪哪一方呢？我们应责怪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它的特工部门？

电影制作人德罗尔·莫雷赫（Dror Moreh）的《守门人》(The Gatekeepers ，2012)是一部纪录片，记下了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六位负责人的采访，他们都警告了政治家可以有多危险。采访了他们之后，莫雷赫告诉《经济学人》 ，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构成巨大威胁”。

他接着表示: “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我们的领导人真的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我们需要的领导人的胆识、勇敢、意志和勇气。我没有只要求以色列领导人负责。我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患有同样可怕的疾病。我认为，阿巴·埃班（Abba Eban）有关巴勒斯坦人是怎样从不错过任何一个错过机会的机会的说法适用于双方。” （阿巴·埃班，生于1915年，卒于2002年，1966至1974年担任以色列外长。——译注）

以色列国防军也是如此：请记住对那些不想在西岸服役的“抗议者”（refuseniks）的谴责。在以色列，上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最纯粹的政治过程，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原旨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一种甚至与这个合法国家背道而驰的民粹主义。

1989年，大屠杀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写道: “以色列国家的持续胜利，不能永远仰赖向‘受害者’展示同情。”伟大的反共变节人士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换了一个说法: “假如权力会腐败，反之亦然; 迫害行为会腐蚀受害者，尽管可能是以更微妙、更悲惨的方式。” 这一点对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双方来讲，都是成立的。

第一代以色列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权利无法建立在普遍正义的基础上，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那只是两个集团之间的一场征服战争，不存在调停的前景。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写道: “每个人都能看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没有人看出，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方案！这里是一个深渊，没有什么能把它的两端连接起来……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望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希望这片土地是他们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一群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过边界，洗劫了纳哈勒奥兹（Nahal Oz）集体农场。在这家农场田间巡查的年轻犹太成员罗伊（Roi）挥舞一根棍子，策马追向他们。他被巴勒斯坦人抓住，带回加沙了地带，同一天，联合国归还他的遗体时，他的遗体已遭肢解。

第二天，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称: “今天，我们不要责怪凶手。我们有什么权利反对他们对我们的致命仇恨？过去八年来，他们生活在加沙的难民营中，而就在他们眼前，我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我们必须探寻罗伊的家世，但不是到加沙的阿拉伯人那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我们怎么能闭上双眼，拒绝正视我们的命运，正视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所有残酷。难道我们忘记了，这群生活在纳哈勒奥兹的年轻人肩负着加沙大门的重担吗?”

我们今天能想象一个类似的声明吗？只消记得我们距离几十年前的局面有多远就好。当日，我们谈论“土地换和平”协议，谈论两国方案，当日，哪怕是今天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不要在西岸建立定居点。一九九四年，以色列如同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前那样，建起了一道墙，将西岸与以色列隔开，由此承认了西岸是一个特殊实体。

所有这些进步，无论多么有限，眼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欧洲必须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不只是加入全球抗议之列。它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已有几十年了，总是随时准备洞见局面的复杂性，并倾听各方意见。将这一角色留给普京和中国会是一种耻辱。

（作者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本文原题“Who is to blame?”，见于英国《新政治家》杂志，2023年10月19日出版。译者听桥，无法确保理解准确，并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