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毅同志《忆三年游击战争》有感_风闻

不愧是我党历史上最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员，他的一些经验教训总结放到如今依然是真知灼见。

“　四 　　

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 　　

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

……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