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天工作制是怎么来的？_风闻

当下，“996”正成为热议的话题，但这显然与法律相悖。常规的是“五天工作制”。

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是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提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胡平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他发现联合国每周工作四天半，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很多国家也都实行每周五天甚至四天半的工作制度，工时大都不超过8小时，这样算下来，这些国家每周工时大都不会超过40个小时。

他统计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当时他就很困惑：为什么别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还能发展，而我们工作六七天还不够？生产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

本文为胡平讲述“五天工作制”的由来。

来源：百年潮

原标题：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

胡平   口述   谢文雄  整理

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是我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议的，我当时担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他的支持下，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组长为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杨果，成员有后来成为中心总工程师的吴志纯等，课题组的成果由我向科委有关领导汇报)，课题组最终形成了向国家提出的研究成果:《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周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 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我国五天工作制正式开始实施。我们烧开的“一壶水”，终于被拿出来“沏茶”了。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科委直属的综合性软科学研究机构，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于1982年10月。开始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兼任主任，我为副主任。不久，我接任主任。对于研究中心的工作，我的设想就是:中心作为国家级的战略研究机构，一定要急国家之所急。

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政策，而研究政策的目的全在应用。它不仅需要研究回答中央正在考虑的问题，而且更需要超前思考和研究一些中央尚未考虑，但迟早会考虑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心的思想非常活跃，也很解放，敢于提出各种问题，我们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命题，如:新技术革命与中国的对策;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但是现在看来，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建议实行五天工作制。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人是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他就在他的汽车公司里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他认为，假如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就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这对经济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当时的其他企业界老板却不同意亨利·福特的做法，批评他给予工人太多的休息时间。不过，也有一些企业开始仿效，这就使每周五天工作制迅速在美国传开。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美国人买东西的钱不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多，这又导致了工作时间减少，从而推动了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实施。在此情况下，美国通过了一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从而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到1940年，美国人一天工作8 小时，一周工作五天，已经很普遍。一周的工作于星期五晚上结束。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美国建立和普及以后，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

新中国成立时，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仅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将干部职工的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天8小时至10小时，至于每周工作多少天，并没有涉及。

由于当时国家正在掀起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一些党员干部一直每周工作六天，加班加点，也没有提出加班费的问题，这样一周工作六天的劳动制度就延续下来。

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严格规定，在历史的沿革中，我国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劳动时间规定:夏天可以提前一个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摄氏度就集体放假;每个月每人可以请三天带薪病事假;一年除去七天的节假日外，还有十几天的带薪休假;女职工的产假各个单位给的时间也不一样;工人加班也很正常⋯⋯

而且因为一周只有一天假，大部分人把所有的家务活留在周日干:换煤气、洗衣服、看老人、购买必需品等等，当时有个说法很形象:“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从1979年我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开始，我就代表我们国家每年参加联合国组织的有关科技方面的国际会议，所以经常出国，去过很多国家。

慢慢地，我就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仅工作五天，联合国每周仅工作四天半。这样算下来，这些国家每周工时大都不会超过40个小时。我统计了一下，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与短工时相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生产的高效率和低能耗，以及教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当时我就很困惑:为什么别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还能发展，而我们工作六七天还不够? 生产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当时很多国内的研究把这些归之为我们没有竞争力、生产率低以及技术落后等等客观原因，就是没有涉及到人和管理的因素。

通过进一步了解，我发现甚至是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近28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所以我就想:假如我们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益，有什么样的后果? 

刚开始仅仅是我个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正式向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议论一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建议在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我说，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好处最明显的就是可以让那些被浪费了的人力、电力、设备减少1/7，那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大家对此表示赞同。1986年初，在一次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我私下向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个五天工作制的课题，研究在我国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效率的可能性。

这不仅仅是国家给人民的一种福利，而且对国家也是一种增产节约的措施，可以提高管理水平。

宋健说:好啊，你们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务会来汇报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我回中心后宣布:我们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要正式立项研究五天工作制。这样，中心就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制定了很多细则，并于1986年5月，开始着手开展关于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

但也有人觉得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说“七天都干不完，你还五天!”我理解反对意见的由来。当时，我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加班加点十分普遍，生产力水平不高，似乎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效率的不足。

但工作时间并未有效利用: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曾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民主德国专家格里西指出，民主德国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6小时，中国每周工作48小时，表面上看多了12小时，可实际的劳动时间与民主德国工人几乎一样。据调查，当时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作时间只占制度工时的40%至60%。

宁愿增加一天休息， 也不要增加一天工资

缩短工时课题组先后在全国上千个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其中抽样到的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课题组还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城市进行了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开展了关于缩短工时的社会意向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发达国家短工时的效率、能效比，带来的冲击和已有的经验;我国工作时间的利用程度;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心理接受度;学校、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该如何应对;地区、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第三产业市场承接力;等等。经过调查，我们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工时较长的国家之一

缩短劳动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从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各国相继缩短工时。到70年代，世界各国已普遍实现五天工作制，而且普遍实行了年带薪休假制，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不断地继续缩短劳动工时。

目前美国和英国已经将每人年平均工时减少到1850小时，法国减少到1650小时，等等。当时我国劳动者的法定年工时量为2448 小时。

同时，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4个没有实行年带薪休假制的国家之一。如果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法定年工时减为2032小时，并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确定每年20天的带薪休假，则我国劳动者的年工时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

从国外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经验来看，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结果。在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量的增加。在经历了“血汗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扩大生产的规模。

而进入现代经济和工业文明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则是技术进步和内涵性发展的投资。劳动数量的投入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次要因素。技术、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技术等，上升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实行五天工作制，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提高专业技能，改善劳动力素质，使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质量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要求。缩短劳动工时还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娱乐和消费，创造对服务业的新需求，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变。

国外的经验还表明，推行五天工作制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的。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过程越来越短。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和苏联用了20多年完成了这一过渡。

60年代以后东欧各国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我国目前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已超过东欧国家60年代的水平，从这点上看我国立即着手缩短劳动工时，在2000年以前全国实现五天工作制是能够做到的。

二、我国具有缩短工时和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现实条件

要实行五天工作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我国目前经济活动中所投入的劳动工时是否够用?减少工时是否会使经济指标下降?减少劳动工时后社会活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增加闲暇时间后社会服务设施能否支撑得了?人们是否会利用新增闲暇时间进行学习和从事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 这些问题是我国能否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关键所在，也是在我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必要条件。

在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造成工时利用率过低的主要原因是停工。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大量的请假缺勤是在停工时发生的。三线职工结构性冗员所造成的非生产性工时过多也与停工过多有关。因此，造成工时利用率低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大量停工背后的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任务不足。

这说明了能源及原材料的投入与工时投入匹配不当，工时投入量相对能源及原料的投入量来说明显过剩。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人工劳动需要的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则是产品、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的表现，以及未能充分预料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无论是什么原因，在这种人工大量闲置的状况下，劳动效率必然低下，企业管理水平无法提高，企业结构性冗员有增无减。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缩短工时的有利条件和机会。缩短工时是现实条件下提高效率，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出路之一。同时，缩短工时和提高工时利用率，反过来必然会促使企业对技术进步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我们从对北京密云机床研究所、阿城继电器厂等十几家已经实施五天工作制的企业进行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中发现，这些企业在缩短工时之后，企业内部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一、二、三线职工的比例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在缩短工时后提的幅度较大。

由此看来，缩短工时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在缩短劳动工时的社会意向调查中发现，人们对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普遍要求强烈。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两者的选择中，80%以上的人选择了后者。这说明缩短工时的要求已成为比提高工资要求更高的普遍的社会要求。

调查分析表明，如果增加一天休息时间，人们所选择的活动主要是:1. 教育子女;2. 料理家务;3. 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而人们目前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1. 家务;2. 看电视等;3. 业余学习。这说明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强烈要求，其动因主要来自改善家务、加强学习和提高技能的需要。

这不会对社会服务设施带来过大的冲击和压力，而且对服务行业的调查还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服务设施利用率较低。不论是商业性服务设施、城市交通设施还是文化服务设施，都是短时的高峰超负荷，长时的利用不足，提供的服务时间也过短。

如果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社会活动会趋于多样化，对服务设施的利用趋于均衡。服务设施的开放时间将会增加，人们也会逐步习惯于夜生活。人们在利用这些社会服务设施进行文化活动、消费活动、学习活动等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中，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为合理的需求。

这样，目前以对高档耐用消费品过度需求为特征的消费结构，将向多元化的消费结构转化，使消费基金转化为第三产业的收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必然会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

人们在家庭中更好地料理家务，会使他们在劳动中有更好的精力和体力，使劳动的有效性有所提高。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三、推行五天工作制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为了充分估计实行五天工作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征询了大量专家的意见。专家们对缩短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可能遇到的问题，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尽管我国浪费的工时很多，但简单地缩短工时解决不了相当普遍的“出工不出力”的怠工现象。有效工时不能提高，缩短工时还是要使经济指标下降的。

2. 推行五天工作制的过程中先行企业和后行企业间会产生攀比现象，出现不利的社会情绪，导致工时的利用率进一步下降。

3. 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过程中，近期可以通过社会服务设施的利用率来解决第三产业的承受问题。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投资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中长期还是难以承受新增闲暇时间所带来的需求压力。

4. 缩短劳动工时后，如果能源和原料的供给能力提高，产品、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缓解，订货大幅度增加，劳动工时的投入量是否会显得不足，如果劳动投入量不足，需扩大就业来提高工时投入量，则我国经济能否承受得了工资总额上涨的压力?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我们对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过程中应采取如下对策:

1.以企业经济指标递增为条件，下放缩短工时的自裁权。政府掌握条件指标的设定权和调整权。

2.开展必要的社会调查工作。准确地把握新增闲暇时间所带来的新增消费的意向，为正确引导和使用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及时有效地调整缩短工时的条件指标提供可靠的数字依据。

3. 开展小样本的随机抽样调查和分析评价工作，用以监察企业是否按条件要求缩短工时，并对不符合条件缩短工时的企业重惩重罚。

4. 做好有关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宣传工作。指明五天工作制是2000年的目标，在此期间要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逐步实施。把国家的实际困难和缩短工时的政策向群众讲清楚，说明国家要根据经济、社会等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随时对工时进行调节。

对于每一企业和个人来说，在推行五天工作制的过程中，工时会有一个小波动的时期，但最终将全面实现五天工作制。在宣传工作中注意不要把群众缩短工时的近期期望搞得过高。

这样的措施实际上是把缩短工时与经济指标的增长挂钩，使新增闲暇时间所带来的新增消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由于人们对缩短工时的要求强烈，增加闲暇时间对人们来说是很大的利益实惠，因此，这样的措施构建了提高劳动效率、增产增收的利益机制。此外还扩大了企业的权限，增加了企业管理人员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效率和效益的有效手段。

用经济指标的增量作为条件，下放工时的自裁权，使状况不尽一致的企业有较为相同的起点，在缩短工时问题上得到的机会和付出的努力大体相同，从而产生积极的竞争，而不是消极的攀比。

对能源及原料供给能力上升，经济运行状况好转后的劳动力不足和工资总额上升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60年代末和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面临的是就业问题。

在推行合同制等用工制度的改革下，如果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效益不断提高，工资总额问题不会成为需要担心的问题。而需要担心的是90年代能否充分就业的问题。

我国已经实行了合同制等用工制度的改革，今后增加就业所带来的工资总量的增长，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直接的压力，只要企业能够保证按经济指标递增的条件要求来缩短工时，就能保证新增就业所带来的工资、消费的扩大与新增供给能力相适应。

从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缩短工时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这对就业的需求结构会产生合理推动作用，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现代化转变。

我们认为，只要把握住上述基本措施，不断地根据调查数据调整缩短工时的条件指标和调整第三产业的投资结构，就可以保证短工时所带来的新增消费与新增供给能力之间的平衡，新增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与服务业新增能力的平衡，而且不仅是总量上的平衡，也包括结构上的平衡，使缩短劳动工时、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工作，得到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你们烧开的这壶水，迟早是要拿来沏茶的

在上述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完成了“总体报告”(名为《关于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1份和分项报告21份。

总体报告的基本结论是:目前我国已具备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实施五天工作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建议有关部门立即着手研究缩短工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力争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报告完成后，我和杨果在国家科委的委务会上向科委领导汇报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大家听后很感兴趣，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对我说:老胡，你们研究的这个课题可是造福于民啊!你们很有新意，敢提这些问题，值得表扬!

宋健说:你们这个方向是对的，五天工作制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都会逐步走向缩短工时，也不一定就是一周五天，也可能更短。之后，科委领导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关服务行业如学校、医院、商场如何实行等问题。要求我们把那些容易引起人们怀疑的问题以及一些对策上的漏洞加以解决。课题组对这些问题请专家们讨论解决之后，形成了正式的《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再次提交给科委。

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听国务院对于我们这个报告的看法，问有没有决定何时实施。他回答说，领导上很重视你们这个报告，这个建议提得很好。你们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这壶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要等合适的时机。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提出的报告没有原则性问题，具体内容也没有问题。至于具体实施的时间，我当时的估计是一两年以内。没有想到，随着1989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报告被搁置了几年。

1988年2月，我决定在研究中心先试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国家科委的领导请示，否则就会破坏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们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上画了圈，但没有说明同意与否，相当于默许。我们随即报送给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蒋明宽，他也画了圈，但同时对我说:老胡，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扬。

当我们报送给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时，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画圈。他给我打电话说:老胡，你们这个做法，我告诉你，不能做。他说我们现在七天都做不完，你们还上五天班?你们上五天班对我们科委有什么影响，对全国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老实说，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实行五天工作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

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了。他说，你要实施，我跟你没完!我没有把宋健和蒋明宽的意见告诉他。我说，你别生气，你的意见我们会消化!回到中心后，我告诉大家，这件事不能公开宣传了，因为有的领导同志坚决反对。

仔细考虑，中心实施五天工作制对科委的工作也会有影响，虽然我们是研究机构，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试行五天工作制对研究中心影响不大。但是试行以后，中心内部要掌握，每个科室要安排好一个人值班，处理有可能来自外单位的联络。这样，小范围的五天工作制实验悄悄开始了。试行开始后，课题组结合实际，对五天工作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1990年底，我从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孔德涌继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五天工作制最终得以实行。

五天工作制实行后，我国的第三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周末的两天放松、“充电”，旅游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