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巴勒斯坦人权奋斗25年的以色列人：差点倒在了犹太同胞的刀下_风闻

日新说Copernicium2023年10月19日 20:03:175人参与2评论一名以色列拉比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奋斗已超过25年，尽管哈马斯发动了袭击，但今天的他仍在坚持着这份事业。

25年来，以色列拉比阿里克·阿舍曼（Rabbi Arik Asherman）走遍了以色列的各个地区，试图解决种族间的冲突。他曾站在挖掘机前阻止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曾因抗议而被捕，他曾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免受以色列人的袭击，自己也险些倒在同胞刀下。许多以色列人因为阿舍曼帮助巴勒斯坦人而鄙视他，他自己则回应说，他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在哈马斯袭击之后的今天，他仍在继续帮助巴勒斯坦人。俄罗斯独立媒体寒冷采访了阿舍曼，讲述了他自己多年来的奋斗故事。

从六岁起我就知道我会成为一名拉比。我一直很喜欢我们家庆祝安息日的方式，我们全家去犹太教堂的旅行仍然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回忆。只有犹太人才能成为拉比，这对孩提时代的我来说也显得特别且诱人。

我出生并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之前并没有打算搬到以色列，尤其是我之前只去过几次祖先的故乡。但1981年，我参加了和平实习生计划，并在下加利利的一个小镇塔姆拉生活了一年半，下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在那里，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世人急需的运动的一分子，并意识到那里是我能够为民众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

和平实习生计划由美国拉比布鲁斯·科恩和以色列阿拉伯人法尔哈特·阿格巴利亚于1976年创立，旨在改善以色列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大学毕业生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并被派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以色列城镇。在那里，志愿者们开展了各种以缓和关系为重点的活动：例如组织艺术节和联合植树活动。

我以为我自己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种族隔离情况了解很多，但在塔姆拉听到的情况却让我措手不及。当地人告诉我，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一直受到歧视。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痛苦，我决定尽我所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巴勒斯坦人的人肉盾牌

1994年，我移居以色列，一年后加入人权组织“拉比为人权”并成为其联合主任。在这个组织中，来自犹太教不同派别（改革派、重建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拉比聚集在一起，共同捍卫被占领土人民的权利。我们来自犹太教正统派，而犹太教正统的基础是正义、平等和爱邻之心--我们前往人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地方，努力帮助他们。

自1997年以来，我们开始参与反对破坏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家园的行动。自以色列于1967年控制东耶路撒冷并开始将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分配给犹太人社区以来，许多阿拉伯人不得不在该领土上非法建房，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建房许可。这是我国为遏制阿拉伯人口增长而采取的隐性政策。

我们充当“人肉盾牌”：我们来到房屋受到以色列当局威胁要拆除的巴勒斯坦家庭，站在他们和推土机之间。2004年，我因类似的行为被捕并被判公民抗命罪。我被逮捕并被判非暴力反抗罪。最终我成功洗脱了罪名（他同意接受了120小时的劳动改造）

我们组织最著名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97年。我当时不在场，但我们团队的其他活动人士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之一。他们没能阻止推土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被毁了。居民开始向士兵投掷石块，士兵开枪回应，一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受了伤。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件事发生在犹太历的全国哀悼日，当天犹太人民需要全国举行哀悼仪式，我们纪念耶路撒冷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毁的日子。

已故的拉比马克斯·帕什科夫斯基（Max Pashkowski）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游击队员，并在法国与纳粹作战，他也参加了那次行动。他年事已高，家人都很担心他，让他离开冲突点，但他一直重复说，留在这些人中间是他的职责，并拒绝离开他的地方。

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后，我们组织的成员继续帮助巴勒斯坦人民重建自己的家园。

2021年11月，阿里克·阿舍曼 (Arik Asherman) 被以色列定居者殴打

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利是一个思想问题

我们还帮助巴勒斯坦牧羊人和农民，他们受到犹太定居者的恐吓，不得前往被占领土的牧场和土地。例如在收获橄榄的时候，我们陪同他们，给他们录像，以免犹太人发动袭击，并与警察交涉，如果我们不在场，警察要么根本不会来，要么就会站在袭击者一边。

我们在场时也发生了冲突：定居者不止一次试图用金属棒殴打我们这些拉比。我本人曾经被一名定居者用刀袭击过。但是暴力程度仍然无法与如果我们放任巴勒斯坦人独自前往会发生的情况相比：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受重伤，就会立即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共鸣，而当巴勒斯坦人在此类冲突中的遭遇从未被广泛报道。

最终，我们的斗争取得了部分成功：2006年，我们在以色列最高法院赢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法院命令以色列安全机构向巴勒斯坦农民提供土地并保护他们免受袭击。不幸的是，这一裁决经常被违反。尤其是现在，定居者因哈马斯的行动而对巴勒斯坦农民进行报复。

我们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令那些赞成以色列民族主义，并认为他们对犹太教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犹太人群体大为不满。他们不喜欢我们提请人们注意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喜欢我们呼吁人们不要把这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而要当作一个道德、思想和宗教的问题来思考。

在领导拉比人权组织21年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我们是境外势力和叛徒的指控。但也有许多积极的评价。2006年，我们团队荣获庭野和平奖（注：由日本日教庭野财团颁发给对促进和平做出宝贵贡献的宗教活动的奖项。），2011年荣获圣雄甘地和平奖，2017年，我们因在促进法治、民主价值观、保护人权、促进相互尊重和睦邻友好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以色列议会（以色列立法机构）议长奖提名。

2016年，我离开拉比人权组织，并很快创立了自己的人权组织：正义的托拉（Torat Tzedek）。现在我们只有10个人在团队工作——有宗教犹太人也有世俗犹太人，但许多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解决与拉比人权组织相同的问题：我们帮助贫困犹太人开发社会住房，维护巴勒斯坦农民和牧羊人的权利。但我们也在开发以前未开发的领域，比如帮助贝都因人，内盖夫沙漠的原住民。

“我儿子才10岁，但他已经想成为恐怖分子了”

当下以色列的反占领活动目前正经历困难时期。上周我们亲眼看到许多志愿者开始拒绝保护巴勒斯坦牧羊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由于对阿拉伯人的袭击增多，他们继续尝试太危险了；另一些人则承认，在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他们的心情很复杂，还没有做好继续帮助巴勒斯坦人的准备。

我不认同这些情绪，尽管我也曾经在情感上受到过挑战。那是在2000年代中期，哈马斯开始在各地的选举中获胜，甚至在约旦河西岸。我明白，许多支持他们的人并不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他们投票给哈马斯是对法塔赫政府的不满，因为法塔赫政府在那里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腐败。我当时就明白，我必须与他们谈判，以帮助他们控制下领土上的人民，但仍然无法摆脱自己卷入邪恶势力和不愉快的感觉。

不久之后，我第一次会见了巴勒斯坦一个城市新当选的市长，他是哈马斯的代表。然后我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握着他的手，要么转身离开。我选择了前者，因为我认为这会给巴勒斯坦人一个信号。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愿意与一个不承认他的生存权、想要杀死他和像他一样的人的势力妥协，让他可以为他们的权利而战，而他的母国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很多时候，巴勒斯坦人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找我们这些反占领活动家。母亲们会说：“我的儿子看到穿着以色列制服的人是如何羞辱他的父母，如何摧毁我们的家园，说希伯来语的人是如何将我们的橄榄树连根拔起，使我们无法收获。他才10岁，却已经说要成为一名恐怖分子，要为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耻辱报仇。请和他谈谈，让他认识到并非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会做这些事，并非所有人都希望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死。”

在这种时候，我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毕竟，我们不仅在努力拯救这些人的灵魂，消除他们的愤怒，而且我们还在帮助拯救我们亲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家附近经常有哈马斯炸弹爆炸的人，我知道我选的道路是我能保护家人的最好办法。如果认为我的话适用于每个人，那就太天真了，但像这样发声，帮助巴勒斯坦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有帮助的。

阿里克·阿舍曼 (Arik Asherman) 在橄榄园里负责监督收成，并确保农民不会受到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人就是在拯救上帝

不幸的是，现在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避免暴力的发生了。许多以色列人处于侵略的想法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他们无法区分哈马斯恐怖组织与哈马斯多年来一直恐吓的那些向往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我的同胞们现在经常谈论自卫权。许多人开始提及《犹太公会法典》的内容（Sanhedrin，犹太教教义汇编中的一部法典，是犹太法律的基础。） 但他们忘了，这篇小册子还说，尽管我们必须自卫，但我们在道义上无权杀害无辜的人，即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就在现在的加沙，以色列的袭击正在夺走这些无辜者的生命。

虽然在轰炸加沙的情况下会出现让人纠结的问题，哈马斯有时候会故意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平民居住的地区，但假如说的是侵占巴勒斯坦农民和牧羊人土地的情况，就没有任何借口能为这些行为辩护了。犹太定居者在以色列安全机构的默许，有时甚至是积极支持下，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从而迫使巴勒斯坦的社区离开他们的土地。

上周我们开始重读《托拉》（犹太教的核心经文）。第一章二十七节说，我们都是照着主的样式造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如果我们不仅能在言语上，而且能在行动上学习这一平等原则，理解每个人心中都有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无论你称之为上帝还是其他什么，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容易生活在我们历史上这一难以忍受的艰难时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和残害了上帝，那么就可能会使我们人类免于陷入犯罪、谋杀和滥用权力的泥潭中。

早在 19 世纪中叶，现代正统派的创始人之一，一位名叫希姆森·拉斐尔·赫希的德国拉比指出，《托拉》中的许多诫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我们必须尊重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非犹太人。仿佛上帝知道这将是最难满足的条件之一，因此故意在经文中反复强调。《托拉》的一篇注释表示，古埃及的可憎之处在于，它认为自己有权奴役我们的人民，而理由仅仅是它拥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

《托拉》仿佛在警告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国家，我们将面临一个选择：让人们的权利取决于他们的归属、出身和财富，还是把每个人都当作按照上帝的样式创造的人来对待。

心理学家早已证明，童年时期遭受殴打的人长大后，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强奸犯。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折磨的民族：我们在整个生存史上都遭受过殴打，我们很难摆脱几千年来在压迫中学会的行为，也很难摆脱痛苦和创伤。但我们遭受的痛苦不应成为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借口，我们的痛苦并没有赋予我们伤害他人的权利。

这就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是否能够在不诉诸古埃及统治者的压迫经验下，保持着我们的国家地位，我们是否能够明智地使用赋予我们的权力，而不是利用赋予我们的权力来奴役他人。在我看来，以色列人还没有完成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