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加沙战争中心的道德问题_风闻

图源：Avishag Shaar-Yashu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加沙战争中心的道德问题

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

以色列士兵正集结于加沙地带之外，准备发动地面入侵，这可能导致异常激烈的城市战斗。一群人知道这些士兵将即将面对什么，他们也知道，不经历悲伤、困惑和可怕的心碎，这场战斗是无法完成的。 

经历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理解对抗哈马斯之类武装（拜登总统称之为“纯粹的邪恶”）的必要性，和那一决定带来的可怕选择。我们也明白，有关法律和战术的讨论固然重要，但只能提供部分答案。战争的道德挑战，是无法回避的。

“伊拉克自由行动”发起期间，我曾作为军法署署长兵团(Judge Advocate General’s Corps)军官，被派往伊拉克的一支作战部队。我知道你不能只是结合了法律和战术，就宣称所有法律上和战术上在理的事情也是道德的，更不用说是明智的了。我们这些退伍军人明白，对加沙的以色列国防军而言，挑战不只是在战争法约束的范围内赢得与哈马斯的作战。有第三道律令，这一律令将在未来多年里定义那些作战的士兵和他们保卫的国家: 不要毁掉你的灵魂。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难很多。因为作战是艰苦而复杂的，且对士兵和平民而言都充满风险，于是就畏惧邪恶，这既是在奖励野蛮行为 (所释放的信号是，足够多的兽性将收获奖赏而不受惩罚) ，也是在放弃保护你的公民免受伤害的神圣职责。投入战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伸展你的暴力触角，既可以在平民人口中制造痛苦和仇恨的海洋，也可以在战斗人员自己的灵魂上留下伤痕，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

为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它的致命风险，我想分享我所在的作战部队2008年部署在伊拉克迪亚拉省（Diyala Province）期间发生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月10日晚上。一枚路边炸弹夺去了年轻中士科雷·斯派茨（Corey Spates）的生命。他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一周后去世。有其他士兵在爆炸中受伤，医疗疏散直升机正前往接收伤员。

当时，我在己方总部，通过附近飞机提供的视频监控事态进展。我们发现一小队像是年轻男子的人马藏在一处灌溉沟里，那里是正好是即将到来的直升机会经过的路上。我们没有看到武器，但我们的视频信号模糊不清。他们俯卧的姿势与敌人的战术相吻合。我们知道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叛乱分子经常爬过灌溉沟，渗透到我们的行动区域，而这些人正处在绝佳位置，可以击落几分钟路程外低空飞行的直升机，让这个可怖的夜晚变得更加凶险。

你会做什么呢？根据战争法的一般原则，我们有能力向那些影子般的人物开火，以确保直升机能安全着陆。他们正在展示我们所称的敌方战术、技术和程序（TTPs）。但你有能力开枪并意味着你应该开枪。

我的指挥官选择了中间路线。他下令一支骑兵分遣队迅速行动，展开调查，直面可能的伏击。我们的骑兵到达时发现的不是武装人员，而是一小队惊恐万状、中学生年龄的男孩，他们听到爆炸声后跑出，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当时正被吓得瑟瑟发抖。一想到假如我们选择开火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那不只会给我们试图保护的群体带来痛苦，还会伤害那些杀害了儿童的人的心，哪怕法律会允许这种攻击。

这总是意味着，我们收获的教训是，要表现出耐心并承担非同寻常的风险吗？不是的。2008年9月24日，我们的队伍追捕一辆逃离了警戒线的汽车，负责警戒的士兵正试图隔离和抓捕一小队被怀疑是基地组织叛乱分子的人。当汽车疾驰而去时，一个问题出现了: 我们的士兵可以交战吗？

答案仍是否定的。一个强悍的理由是，战争法会允许我们的队伍发动攻击，但谨慎再度成了那一天的主旋律。所以他们追踪那辆车，把它逼到了角落，我的朋友迈克·麦德斯（Mike Medders）上前，准备调查并扣押车里的人。这次没有男孩在场，只有恐怖分子。其中一人穿着自杀式炸弹背心。他把自己炸飞了，我朋友则受了致命伤。他在同志们拼命提供医疗援助时死去。

有些读者可能会思考这两个故事，以及我们在中东数十年战斗中经历的无数类似故事，然后想：“这太可怕了。与其面对如此糟糕的选择，不如不打仗。”但有关我们的部署，还有故事，关乎迪亚拉省的大部分地区如何被伊拉克基地组织控制。2008年，这个组织选择的武器是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样的袭击者对伊拉克平民造成的屠杀令人毛骨悚然。击败他们，给予该省人民安全和自由生活的机会，是一个道德律令。 

2008年在迪亚拉省，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击败了恐怖分子，在有疑问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平民。那些决定的骄傲和悲伤仍然伴随着许多曾经服役的人。

以色列士兵和指挥官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公民不受野蛮行径的伤害。他们必须遵守战争法。此外，他们必须在极端压力下做出一系列道德选择，那些选择可以界定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同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群似乎毫无良知的恐怖主义敌人。

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见证了这些困境的展开。命令大量平民离开冲突区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火力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选择是更糟糕的。例如，哈马斯希望平民留下，这是有原因的。在平民人口中展开对阵战的挑战将使以色列的攻击更加艰难，并夺走更多平民的生命。但拒绝进攻并让哈马斯控制加沙，则会制造自己的道德危机。

1776年12月，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暗黑时刻，托马斯·潘恩写下了美国建国史上最著名的文句之一: “这是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他指的是可能输掉一场战争的绝望。他写道：“暴政，就像地狱那样，不易征服。”

以色列即将展开一项考验其灵魂的军事任务，对抗一座不易征服的地狱。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讨论战术和法律，它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最低行为标准。但冲突的最终进程将取决于无数道德选择的结果，而那些选择会是最困难的。

（作者是美国专栏作家，退伍军人，曾参与“伊拉克自由行动”，近著为“Divided We Fall: America’s Secession Threat and How to Restore Our Nation”。本文原题“The Moral Questions Faced in the Trenches”，见于《纽约时报》，2023年10月16日出版。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不保证正确理解了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