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也走过工业化和专业化这条路，现在还有香港电影嘛？_风闻

【本文来自《《流浪地球2》仅获金鸡奖3项提名，是因为动了“传统学院派”的蛋糕？》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雪人 /v
• “很明显是一种工业化产物”我们处于工业化时代， 却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逆工业化？田园牧歌不是没有，也有那么一群人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

上网，网络，4G，5G这种工业化的东西就不适合某些神人，适合的是看报纸，看纸媒。2G打打电话都是异端，电报才是高雅，毕竟是那才是语言的艺术。从前车马慢的生活才配得上传统。

一旦手段和目的错位，容易搞成原教旨主义。

一年28部黄飞鸿，十几部方世玉，绝大部分也是烂片，记得住的就那么3,5部，有啥好吹的，哪来的艺术性，不也都是迎合观众么。 只不过当年只有看票房，看影评慢慢改罢了。

韩延曾经有一个采访，何为影视工业化？具体内容网上可以找，我这里可以截取几段：

“等你们拍电影的时候，不会找不到摄影师，找不到工作人员。…… 从业者慢慢专业、行业日渐规范，这就是一种工业化的体现，是电影工业化留给我们的财富。”

“怎么能达到剧本工业化，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剧本工业化，就是你让故事的元素，能够抓到观众的最大公约数。**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讲，但为什么有人讲出来大家看完没感觉，但换一个人去讲述可能就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好莱坞出了很多书，比如《你的剧本逊毙了》，里面是各种公式，有次我去上海的一个编剧班讲课，发现这本书几乎是人手一本。麦基的《故事》就更不必说，都快变成编剧圣经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书看一看没问题，把那些公式往好莱坞的片子上去套，你都会套得准，但你顺着这个公式去创作，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会对。不可能有一个捷径，能让我们瞬间抓住那个最大公约数。”

“对于编剧来说，真正的直接经验就是坐到电影院里，跟陌生的观众一起看你的电影，你去观察观众的反应，哪个桥段被观众嘲笑了，哪句台词让观众兴高采烈了，这个经验特别影响一个编剧的写作历程，它让你在写作的时候，时刻想到观众的反应。”

“当然，我说的是工业化的编剧，各位如果想做个人表达的作品，那怎么写都行，有没有这种经验都无所谓。但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不能都这么任性，都任性这市场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拍一部电影，普普通通也得一千多万，加上宣发两千万，稍微用一点卡司就要三四千万，前两天有个特别著名的文艺片都花了四千万。我在想一个道理，如果我拍电影拍到，现场有一千多人蹲在那吃饭，这一千多人被我从天南海北调到一个地方来，就为了帮我表达一个我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这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大家看完之后没受一点触动，那我觉得花这个钱就是在浪费，我完全可以拿这些钱盖几所希望小学，说不定这几个希望小学里能培养出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人。”

香港电影也走过工业化和专业化这条路，现在还有香港电影嘛？所谓的香港电影已经僵化和类型化，再也创造不出新的剧本和题材了。当从业人员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结果是，一个科班出身人剧本里写不出生活，因为他的人生成长经历里就没有生活，他甚至得去剧场看观众，才能知道自己哪里写错了。而所谓的“剧本公式”不正是这一专业化精英化的结果么？当一个人在创作过程中 思考的是逻辑化语言，是今天我怎么承担4000万成本的压力，不可避免的需要对自身进行压制，限制本身的创造能力。但是其实话语本身就是具有乐趣的。当表达本身不再重要，而想的都是表达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单纯的说教，你认为谁会能有触动？

我建议你看一下 齐泽克 当年 是怎么批判波德维尔的中间层理论的。在波德维尔的认知电影学里，电影唯一的目的就是“迎合观众”，而观众就像莫的“人类感情”的小白鼠，或者说所谓观众让他“爽”就好了，他“爽”到了你票就卖成了。然后他用各种话语体系去包装这点。本世纪初诞生了一大堆DC 和 漫威烂片，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德维尔这派“中间层”理论的结果。 

电影不需要有意识形态；电影不能讲的太复杂；2个小时的电影时间里人类注意力有限所以我们得讲“中等复杂故事”；镜头里得选观众能够有生活概念的事情观众才能理解。

我没有对过去和现在的审美 优劣进行批判，我批判的是当代的艺术生成过程没有“你”“我”“观众”的参与。 我说不是“车马慢的生活” 就好，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以为用数字和大数据就能理解人类？用所谓的逻辑话语能生产大众艺术？当你以工业产品设计的角度去思考电影拍摄，自然而然的就用上了逻辑话语 —— 一种不存在的话语，逻辑话语的实质是审美界定，是霸权，是包装成理科中的私货。而建立逻辑话语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爽感——你看我做的多好，踩到了公众的爽点，赚了几十亿票房。

香港电影里很多人物设定，都是有先锋性的，是在西方影史里很多都走在了所谓更“文明”和“包容”的西方国家前面。甚至很多在我们今天中国电影看来习以为常的镜头、故事、和人物，在西方现在看来都还是离经叛道，或者所谓的“不入流”，“难登大雅之堂”，这样的“反精英”性质，恰恰就是香港电影曾经有过的大众性和艺术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