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夏人原初居地的迷雾_风闻

揭开夏人原初居地的迷雾

国学易学

一

刘起釪先生曾对车载斗量的历史文献做了认真检索，结果发现，记载“夏虚”的三处地址和记载“大夏”的五处地址都在晋南。

三处夏虚分别是：《左传·定公四年》提到的晋国始祖唐叔虞始封之地，在今曲沃、翼城一带；《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的古虞国所在地，在今晋南平陆一带；以及同一文献所说的夏都安邑，在今运城夏县一带。

五处大夏分别是：《括地志》所提到的“大夏之墟”，在今襄汾、曲沃、翼城一带，与上述第一处夏虚地址相同；《史记·齐太公世家》提到的卑耳山，在今平陆东北；《史记·晋世家》“正义”所记载的安邑，即今夏县，与上述第三处夏虚地址相同；《左传·昭公元年》所提到的大夏，在今晋南永济虞乡西；《史记索隐》引《世本》提到的鄂，在今乡宁一带。

这五处大夏都分布在汾河下游拐弯汇入黄河这一片广阔区域内，因此，在晋南，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大夏，也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夏虚，而是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所以，凡是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换言之，晋南这片大地，原本就是夏人的故墟。

再从文献记载的夏人祖先鲧原始居地和陶寺遗址出土的观象台来看，夏人的故墟也是在晋南。

夏人的祖先是鲧，鲧系大禹的“父亲”。《史记》对大禹的家族是这样记述的：“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我们知道，司马迁关于“五帝”之间血缘关系的记述是错误的。这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社会后，为维护帝王血统纯正，进而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由孔子肇始，经司马迁等继承后所编撰的这么一个血统论古史体系。其实，“五帝”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血统关系，他们是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在6000年前至4000年前这个时段内，在不同的时代，分别占领着历史舞台，领导着历史潮流的五个不同的古国或者古国首领。

从这个意义上说，鲧和大禹也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具体生命，他们更可能是延续了两三代，甚至是更多代的先夏族首领的统称。鲧和大禹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父子关系，也可能是同一族系内部“王”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大禹都应该是继鲧之后的先夏族首领。也正是因为如此，鲧被视作夏人的祖先。

《国语·周语下》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

《国语·周语中》说得更明确：“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此外，《帝王世纪》《逸周书》《史记正义》等，都有类似的说法。

这说明，鲧国或曰夏人的兴起是在崇或崇山这个地方。

二

襄汾陶寺崇山

那么，崇或崇山在哪里？《论衡·书虚篇》说：“夫舜、禹之德不能过尧，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驳也？”

尧之所以“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一是因为作为尧都的陶寺遗址就处在九州之冀州的中心，冀州系帝尧所居之中州，就是今晋南地区；二是因为尧都陶寺遗址就在崇山脚下；三是因为崇山乃尧陶唐古国及其联盟集团心目中作为“天下之中”标志的神山。这个神山在五帝以前，人们名之曰昆仑，既是支撑天地之间的中央支柱，也是“帝王”赖以上下来往于天地之间的天梯，在尧舜时代则被称为崇山，这正是古代“王者逐中”思想的集中反映。



《说文》云：“崇，嵬高也。”崇山就是极为高大、可以与天看齐的山脉。

2003 年，考古人员在陶寺中期古城遗址东南角，发掘出了陶寺古国时代的大型宗教礼制建筑观象台。这个观象台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祭天，二是观天测象以授民时。

前者通过祭天告诉天下，只有陶唐古国及其联盟集团之“帝”才是秉承了天庭意志来统治天下四方的天神代理者，是为唯一的正统；后者是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农时，指导黎民百姓的农业生产来体现并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观象台由一个居中的观测点和一溜排下来呈弧形的13根夯土柱子组成。面向东北至东南。观测点通过13根夯土柱子间的12道缝隙观测对面崇山一年四季中太阳升起的规律，以确定不同季节的20个节气。天象观测台和后面绵延起伏的崇山山脉共同组成了陶寺古国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既有“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精神感召力，又有观天测象、指导农时的现实功能，可谓将上天意志和国家功能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

崇山作为连接天地之间的“中央支柱”昆仑的变种，在夏王朝建都二里头遗址后，被位居河南中部的外方山即今嵩山所替代，改称为崇山，其意味不言自明。

尧舜“观天测象、以授农时”的观象台复原图（陶寺遗址）

文献中关于崇山在冀州或者和尧相连在一起的记载很多，譬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又譬如《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

郦道元在《水经注·瓠子河》中说：狄山“一名崇山”。崇山，因其“顶有塔”，故又被当地人称作塔儿山。崇山还被叫作卧龙山、岳山、汤山等，都和尧有一定的关系。

卧龙山一名，显然和帝尧即陶寺早期6代统治者去世后埋葬在崇山脚下有关，而其中4座王陵中出土的彩绘龙盘就是极好的证明。

明成化《山西通志》明确指出，现在陶寺遗址东边海拔达 1493 米的大尖山就是崇山：“卧龙山在襄陵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崇山，其巅顶有塔，俗名大尖山。东南接曲沃、翼城，北接临汾、浮山，俱名分水岭，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有内容相同的记载。

但由于分布在全国的崇山众多，哪里的崇山才是众“崇”之源，自古以来就争论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河南嵩山说、湖南大庸说、山西霍山说最为著名。不过，细究其论，皆为枝节之说，没有抓住崇山在尧都陶寺遗址附近这个关键，更没有涉及崇山本身所蕴含的“天子之中”“君权神授”这个“帝都”赖以存在的精神依托概念。

再者，所有关于崇山在其他地域的说法，都在时间上晚于鲧、尧所处时代。

三

“崇山”之所以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应该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鲧部族后来的逃亡、夏王朝的建立，以及随后夏王朝的覆亡、夏人的逃亡。众所周知，古人迁徙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把自己原居地的山水名称嫁接到新的居址，全国各地众多崇山的出现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河南嵩山原叫外方山

二是尧舜在崇山脚下建都，将崇山视作“天下之中”的神山，崇山因而有了特殊的含义，当尧舜王朝覆亡后，尧舜部族后人，甚至尧舜古国联盟的其他部族，在迁徙到新的地点后，也可能把他们心目中的神山名称一同迁了过去。

三是崇山后来演化成所有高大巍峨山脉的统称，尤其是崇山峻岭这个成语的出现，导致全国诸多地方都以崇山之名来称呼那些无名大山。

但追溯其源，只有襄汾陶寺遗址以东的那座俗名塔儿山的崇山才是名副其实的众“崇”之源、万“崇”之冠。



四

从考古学上观察，庙底沟二期文化极有可能就是夏人在晋南最早的生活遗存，这一点在考古界也基本上属于共识。

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分布在晋南、豫西和关中等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间上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龙山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有交叉，共分三段7期，从公元前2800年至前1800年，持续了1000年左右（学界对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时间有争议）。

该文化因1956年首次发掘于和山西运城一河之隔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并且因该文化层居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层之上而得名。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西芮城西王村，垣曲古城东关、龙王崖 、丰村，襄汾陶寺，河津固镇，以及河南灵宝涧口、陕西华阴横阵等地，发现了20余处遗址，经调查更有二三百处之多，而绝大部分在晋南。

陶寺遗址出土的小口折腹斝

陶寺遗址1978年开始发掘时，根据工作的需要曾将遗址划分为五个发掘区，III区在陶寺村与南沟之间。考古人员对III区发掘后发现，除陶寺文化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外，还有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较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如房屋、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其中，清理房子17 座，清理灰坑 70 余座，清理陶窑 1 座，清理瓮棺葬 l 座。

这也就是说，陶寺文化早期遗址是建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之上的。换言之，早在陶寺遗址建立之前，这里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主人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

有学者根据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遗址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将庙底沟二期文化所覆盖地区分为南北两个不同区域：南区是指峨嵋岭以南的运城盆地及豫西西部等黄河两岸，北区是指峨嵋岭以北的临汾盆地，大致和陶寺文化覆盖的范围重合。当然，其他学者也还有其他不同的划分法，但总体而言，都肯定了其各区域差异上更有共同的一致性。这表明作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所有主人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个较为庞大的族群，甚至大部分可能还存在着共同的血缘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庙地沟二期文化早期主要分布的晋南等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城址出现，这和《逸周书·史记解》的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达到了高度一致。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起釪先生对文献梳理后所记载三处“夏虚”和五处“大夏”的地址都在晋南这个情况，那么文献记载、晋南当地民俗传说、人文遗迹和考古发现，在这里也基本上是统一的，四重证据可以互相印证。

陶寺文化早期，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 年。其文化因素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斝、筒形罐、釜灶、扁壶等主要日常陶器种类，为继承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第2期而来；二是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大口缸、陶鼓、鼍鼓、钺、厨刀、琮等器类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严重分化的大小墓随葬品等多表现“礼制”相关的因素，这“和庙底沟二期类型第2期风格迥异，而与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至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这就清楚地表明，陶寺类型的形成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同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应以东方’殖民者’为主，他们力图维护原有文化传统和等级制度”（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的陶寺扁壶

庙底沟二期文化第2期属于该文化系统偏早阶段。按规律，两支文化互相碰撞、融合后，属于当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第2期应该在扬弃中得到发展，但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阶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原来陶寺遗址里庙底沟二期文化第2期的主人已经被赶尽杀绝或逃之夭夭。

但以侵略者形象远来乍到的尧族群也仅仅是实现了对临汾盆地的控制，尽管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高出了周围文化，但他们向更南地区的拓展却受到了夏人最坚决的抵制，这恐怕也就是陶寺文化基本上局限在临汾盆地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地区都处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控制之下。典型的遗址代表有山西垣曲丰村、龙王崖、古城东关，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阴横阵、华县泉护等。

晋南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主人即先夏人的始居地，崇山及其周边地区是先夏人活动的核心地带，或者说崇山及其周边地区是先夏族其中一支的活动核心地域。这支夏人的首领正是夏朝奠基者大禹的“父亲”鲧。鲧被称作崇伯，正是源自他们的居住地——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