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先生投净业湖说_风闻

说梁济先生，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我说的哪个梁济先生，但如果说梁漱溟先生之父梁济先生，人们都知道了，原来是梁漱溟先生之父啊。但这对梁济先生不公平，虽然梁济先生似乎没有儿子梁簌溟先生名头响亮，但梁济先生一生的志业都是自己做的，没有沾儿子丝毫的光，所以不需要用梁簌溟先生来介绍梁济先生。

清朝灭亡前后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为时局自杀的人不少，如武昌起义前陈天华、姚宏业等，武昌起义后梁济、王国维等。起义前自杀多是为了激励人们迅速觉醒，兴起革命，尽快推翻满清政府，实行共和，推行自由和民主之道；起义后自杀，多有殉清之意，同时也对革命有所恐惧。但不论是起义前、起义后，但从文化价值的考量来看，梁济先生的自杀对文化价值的考量最为深切。

梁济一脉可能是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后，至于是否是忽哥赤后裔曾封为云南梁王的巴匝剌瓦尔密之后不一定，但不管怎么说，梁济一脉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可能性极大，也就是说祖先是蒙古族人。更可以肯定的是到梁济、梁簌溟父子已经完全汉化，满脑子都是儒家思想，成为汉族的士大夫，不然梁簌溟也不会被说成是最后一个儒家。

1918年11月18日清晨，梁济先生在他60岁生日前三天成功实施了他在清朝灭亡六年之后，也筹划了六年的自杀计划，自投北京城北净业湖。

梁济先生的自杀是倔强的自杀，他完全可以不自杀，因为他并没有受到多少清朝的恩德；梁济先生的自杀是文化价值的自杀，因为他表面上是为殉清而自杀，实质上是为殉文化价值而自杀，从文化价值角度说他自有必须自杀的理由；梁济先生的自杀是理性的自杀，他为自杀筹划了六年，一切可以不自杀的理由应该是都思考过了，而且他对身后事的种种预料及安排都完全正确和有条不紊，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自杀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这个巨大的工程在他六年来精心的掩盖下竟然丝毫不为人知，这就使他的自杀更具有文化价值的意义。

说他的自杀更具有文化价值的意义还有一条就是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自杀默默无闻，像穷途末路不得不死一样，而是希望自己的自杀多少能起到一点对世道人心的警醒作用，这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字以及身后事详尽的安排能看出来。他的希望从形式上说达到了，产生了不小的回应，但由于中国社会死气太重，他的死又能产生多少的警醒呢？所以从实质上看他的希望没有达到。从主观目的上看他的自杀比王国维的自杀更具有文化价值意义，王国维恐惧为多，他是对现实绝望而又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不论怎么说自杀都是非理性的事，而他偏偏把非理性的事做成理性的事，拿六年的时间来做，足以证明他非常的倔强，而从这里也找到了梁簌溟先生的倔强的源头。他们父子俩居然把不太好的倔强性格做成了很好的倔强品格，很伟大。

梁济先生的自杀只能从文化价值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

他真的有殉清的一面，而且是真心的，不然不会从清朝灭亡之日才准备自杀，但这只是表面的。因为他说过，汉、唐、宋、明灭亡都有人自殉，其实连元朝灭亡也有汉人自殉，那么为什么清朝灭亡没人自殉呢？这说明为一个朝代灭亡自殉是一种文化价值要求，并不是单独要求为某一个朝代自殉，他就是要补上清朝灭亡没有人自殉的文化价值的缺环，所以实质上他是为文化价值自殉。至于有这种要求的文化价值是不是真有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

从这里来看，他的自杀似乎是为旧的、过去的，但他说过他的自杀是为旧的，但也是为新的、未来的。

儒家文化恋旧情结很明显，动辄唐尧虞舜、三代以上、大同之世，但这只是手段，其实儒家文化更主张变革，革故鼎新，寄希望于未来，这才是精神实质。孔子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个朝代，各有损益，周朝是多么的文明绚烂啊，我遵从周朝的各种制度。他也并不是认为越古老越好，一味儿的复古倒退。那他为什么不赞美他所在的当时，而要动辄赞美过去，赞美西周，因为他所在的东周春秋时天下大乱，很令他失望，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儒家有一个作新民理念，《大学》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新就是革去其旧，弃恶从善。作新民讲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是一个过程，要不断日新，不断去旧迎新，越来越新，无有止境。

作新民理念影响很大，康梁变法别称百日维新来源于此，梁启超自名为新民子，著有《新民说》，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现在以新民命名的各种报章杂志仍然很多，足见儒家并不是顽固落后的，更不赞成顽固落后。

所以梁济先生自杀是为旧的也是为新的，都是自殉文化价值的当然之意。

假设，北洋军阀在清廷退位之后，说大一点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真正实行共和，实行自由民主之政，国富民强，说小一点能够施行仁政，社会安定和平，人人安居乐业，弃恶从善，梁济先生也可能不自杀。但现实是军阀混战，社会动乱，贪污腐败，民不聊生，不要说自由民主，连尊严也没有，更有甚者文化价值遭到肆意践踏，文化价值的载体社会基层组织、书籍、建筑、文物遭到普遍的摧毁，人心不是不古而是肆意为恶，有不少地方比清朝时期还要坏。对此，梁济安得不自杀，又岂能没有对清廷的小小的怀念。

儒家文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家国情怀，救世济民思想，以天下为己任观念，像张载的四句教，范仲淹的忧乐观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但他又毕竟只是一个乱世中又老又穷的书生，面对如此时局，不死而何。

他自杀前，有几句和他儿子梁簌溟的对话，他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簌溟说会往好里发展的。他说：“能好就好啊。”他所谓的世界应该不是指现在的世界，而是中国社会，他也显然并没有相信儿子会往好里发展的话。这也说明他自杀主要的不是为清朝的灭亡，而是现实社会里看不到希望。

说他的自杀更具有文化价值的意义，这就不得不说他所在的《京话日报》核心团队的集体自杀行为。

1918年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老板彭翼仲在烟台海面投海自杀被人救起。这是梁济自杀半年前的事。

梁济自杀11天后，《京话日报》当任主笔吴梓箴效法他，在同一地点投湖，应该是自杀成功。而其实吴梓箴在这之前曾经企图触电而死，因为不会玩电没有死成。

关于《京话日报》同人的几起自杀事件的原因，除了时局，还有个人前途及经济困顿外，有人结合老板彭翼仲及《京话日报》赋予他们的属性，提出了启蒙武器的贫困说。

《京话日报》主要同人大多当过清朝的中下级官员，当然也是读书人，具有家国天下情怀。不过他们的知识及认知应该还是以儒家的积极面为主，同时接受一些西学东渐来的新知识和认知，其水平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而不会高于康梁，更达不到胡适、陈独秀们，虽然如此，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有能力更有责任对社会进行启蒙，启蒙是老板彭翼仲办报章杂志的主题，同人自然也是这个主题。

他们的启蒙应该具有三层意思，一是像儿童学习新知识一样，囫囵吞枣的介绍一些新知识，二是像张载《正蒙》一样，在传统文化范围内进行一些心性方面的启蒙，三可能性较小，但也可能有少量的浅层次的庸俗化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

据说彭翼仲他们启蒙的武器就是立宪思想，中国的立宪思想主要不是革命而是保皇，其积极性主要是反对专制、保守、顽固、没法治，甚至不民主，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思想，市场不小，所以影响很大。彭翼仲们自然从这里获得成就感，以为自己在开化民智，向作新民发展。但用立宪思想做武器启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一个专制帝王，这在1912年前是可以的，在1912年就不行了，于是出现了启蒙武器的贫困。

专制帝王没有了，他们的立宪启蒙武器无用武之地了，而他们的知识及认知又不允许他们与时俱进，人性方面的通达权变又不如康梁，于是他们不仅启蒙武器贫困，思想也贫困了，成了思想落伍的人。原来居于思想的中高端，可以启蒙他人，现在流于思想的低端，连接受启蒙都难，这在他们这些读书人来说，是难于接受的，感到人生崩塌了，没价值了。

他们当然是有价值的，除了梁济先生自然是很有价值，彭翼仲们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们曾经居于思想的中高端，启蒙别人，尤其是他们曾经是也始终是有思想的人，要知道无数的人是始终一点思想也没有的。

是为纪念梁济先生，也纪念梁济们。

附带一句，梁济先生一生的志业自然是与儿子梁簌溟先生无关的，但我之所以知道历史上有梁济先生这个有价值的人肯定是因为他的儿子，但这只是别人知道梁济先生的机缘，是他不被历史埋没的机缘，而不是他儿子对他一生的志业有帮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