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I）（风闻调研委员会）_风闻

什么是大科学发展的动力？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中国从苏联继承的政治经济学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分别强调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真实的科技发展史表明：科学发展的动力既不是经济制度，也不是资本，劳力，和资源的规模，而是领军人物，包括组织大规模科研队伍的领导者和辨别研究方向的科学家。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话说，路线或战略决定之后，干部是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战争如此，科技竞争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发展新的科学经济学**，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局限。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都走了曲折的弯路。

国庆前两大科学故事引起我对科学强国崎岖路的反思。

一是美国新公演的历史电影《奥本海默》，讲的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美国的反共浪潮中，接受调查的真实历史。电影中没有提到的一个中国科学家彭桓武，是我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彭桓武和奥本海默，费米，泰勒一样，都是德国犹太物理学家玻恩的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出走爱尔兰。彭桓武则是中国研究核武器的理论部主任。这段历史，我替中国学生们补充。在中国实现强国的过程中，杰出科学家的贡献，应当和革命战争中的大将上将们相比美。而能识别科学家的伯乐，则是现代科学的萧何。没有萧何推荐，韩信不可能受命打败项羽。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国不缺人才，缺的就是伯乐。

二是节日前**《今日头条》在9月29日发表的长篇报道《科学斗士何祚庥：年轻时参与氢弹研究，年老时关心社会问题》。两个故事中涉及的科学家，都有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导师，使我能接触大众不了解的美国和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苏联，与中国研制核武器，都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的战时经济**，也就是现实的计划经济。参与的人员都包括有复杂社会关系的科学家，在战时如何保密和协作，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就成为计划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在国家领导拍板核武器工程之后，具体操作上如何选择大科学的领军人物，可能是胜败的核心问题。没有任何所有制能保证科学探索项目的成功。反思中国科学强国走过的崎岖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实现中国强起来，理解毛泽东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破解西方科学中心论的迷信，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先回顾自己亲历的科学家的历史贡献，再反思科学强国探索中走过的弯路，给下一代的领导者和科学家参考。我已年近八十，为科学教育改革奋斗了近七十年，离开预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其中原因，我愿意和我的云学生们公开讨论。

我生于日军飞机轰炸下的重庆郊区，因为缺乏营养，从小体弱多病。小学四年级才开始正规上学。大跃进下乡劳动结束我的多病历史，开始参加学生的组织活动。科学教育大跃进的教改试验，开启一生研究科教体制的初心。困难时期下乡四清，参加体力劳动和社会调查，是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大学的开始。文革中分配到四川眉山成昆铁路当工人。在业余研究理论物理和历史，开始思考李约瑟问题和普利高津的演化热力学。铁路运营的观察颠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西方经济学神话。

我的外公是民国驻吉隆坡，新加坡，和惠灵顿的领事，他的族兄施肇基是民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牢记英国帝国主义在海外歧视华侨的历史。所以，我小学时的理想就是要研究军舰，打到英国去。初中时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才转变兴趣为物理学，希望将来能参与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上海格致中学组织数学竞赛的黄松年老师，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弟子龚升的朋友。我初中时做的数学竞赛的练习题就包括华罗庚推广的优选法，比二十年后我到美国留学时，美国考研究生的数学题相比，中国中学生的数学题比美国研究生的数学题还要困难。

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选了上海三所中学做教改试验。课程设计在五年制的高中两年，学完传统高中三年加大学一年的数学和物理化学的内容。我1957年（13岁）以语文，数学双百分的上海最高成绩考入上海格致中学，并成为学生干部。上海数学竞赛的两个主要竞争者是上海中学和格致中学。1960年（16岁）我在格致中学初中部是五年制试点班的学生干部，帮助中学教导主任为五年制高中试点的学生分班。传统分班是按居住地，我建议按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分班，可以因材施教，尖子班更能增强格致中学数学竞赛的竞争力，被格致中学的领导接受。成为一生科学教改试验的起点。我所在的中五（6）班是数学入学考试的尖子班。黄松年老师教数学课。他第一堂课开讲一道数学题，讲完就有学生举手，指出他有比老师更简单的证明方法。黄松年老师大为赞赏。从此以后，黄老师所有的定理和课题都只出题，自己不讲，让学生们竞争，谁的解法最好，谁的反应最快。学生们也不需要上课预习，下课背笔记。连高考准备也是学生自己出墙报总结课程内容和解题方法。出国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德国大学创立的研讨班模式（seminar)。出国后竞争科学前沿，198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43岁了。但是毕业成绩获得平生第二个满分(GPA 4.0)。我用事实回答美国大学说中国大陆文革后班毕业的学生是“失落的一代”，几年后中国大陆研究生的成绩就列为各国留学生之首。我的科研基本功就是在上海格致中学的试点班打下的。我家两代六口人住在上海9平米的半间房内约三十年，学生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下乡劳动和政治运动频繁。我中学时代几乎所有的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反而没有课外作业的负担。回顾历史，大跃进时代中学生的发展潜力，比现在的应试教育大的多。

1962年高考前，华罗庚先生来格致中学讲演。那时正值苏联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导弹。华罗庚当场考学生能否破解苏联导弹发射基地的位置，巧妙地破解几何学在战争中的应用。然后介绍1958年科学院初建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以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一箭（火箭）为目标，鼓励格致中学的优秀学生报考科大。我们班4个优秀学生报考了科大，格致中学一共9个学生进入科大。

我进入科大物理系学习。与一般大学不同，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亲自给低年级大学生讲基础课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所有的理科学生都听副校长严济慈先生讲普通物理课。我上课采用黄松年老师教过的自学方法，不是忙于记笔记，而是在严济慈先生提出问题和定理之后，独立演算是否成立。有一次严济慈先生按照西方教科书讲气体理论的三大定律，我发现其中只有两大定律是独立的。我就写了封信给严济慈先生，第二天严济慈在课堂上对我的质疑大加称赞，讲温度的实质是定义，不是定律。并从此平等称呼我为“陈平同志”，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从此以后，我得以了解中国科学家进入世界科学核心的艰难历史。三十多年后，我用严济慈的方法研究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发现多数是没有经验基础的假设，有效市场的定义是空想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中国科大的基础教育走在世界前列。可惜黄松年老师和严济慈先生的宝贵经验，在四清和文革运动中都受到冲击而没能发扬光大。

中国以严复和胡适为代表的第一代留学生，都没有进入科学的核心，只是业余水平的科普。在中国留下拿来主义，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传统至今。所以，第一代的科学家，包括华罗庚，严济慈，不少人是自学成才的创业者。严济慈当大学生时编著了商务出版的《几何证题法》，是我中学数学竞赛时最重要的数学方法论参考书。严济慈靠稿费和几个大学恩师（包括他未来的岳父）的资助，到法国自费留学。头一年在乡下补习法文，第二年参加巴黎大学的公开考试，在数学物理等三个科目中都考的第一名，成为主考官实验物理学家法布里的学生。严济慈的论文被恩师选择为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获奖演说而一举成名，和英国剑桥卢瑟福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生，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发展史上著名的”卡皮查俱乐部“的创始人，后来苏联实验物理学的鼻祖，俄裔物理学家卡皮查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的理事，在中国引起轰动。严济慈受中央研究院的邀请在北平创办物理研究所，同时在巴黎居里夫人领导的放射性研究所工作。严济慈发现清华毕业的学生钱三强是科学人才，介绍给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助理，和夫人何泽慧一起参与发现核裂变。约里奥-居里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钱三强回国时建议中国研究原子弹，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支持，授权唯一在比利时接受过科技教育的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科学研究。聂荣臻主动给科学家做政治后盾和生活的后勤部长，拍板让社会成分和家庭关系复杂的科学家参加绝密研究。

后面提到的我在合肥中国科大研究生的导师何祚庥，在保荐杰出科学家的关键时刻，起到伯乐的重要作用。中国研究原子弹，可以和美国奥本海默比美的留苏科学家周光召，发现美国公布的铀原子反应的截面数据造假。美国欺负中国没有原子加速器，无法用实验验证反应截面，就不可能成功设计原子弹的临界体积。周光召用基础理论简化核物理的计算，推导出可能的反应截面，使中国的原子弹试验一次成功，远超美英苏法的原子弹研究进程。当初周光召因为家庭关系复杂，政审通不过。是清华学生地下党出身，担任过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助手，然后求战加入核武器研究部担任联络员的何祚庥的保荐，才使周光召有了创造历史的机遇。中国可以和杨振宁的老师，美国氢弹之父泰勒比美的科学家于敏是北大物理学家张宗逊的学生，没有留学资历。也是何祚庥推荐，发明比美国苏联更高明的氢弹设计方案，使中国的氢弹研究也实现大跃进。于敏的老师却在文革中被北大造反派迫害而死。

文革中，七机部（火箭工业部）的领导保护了钱学森，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却不让何泽慧加入核武器研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前，又把钱三强送到农场改造。导致不少科学家退出国防研究，回归保护科学家的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能够网罗科学人才，有大功的是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和中科大党委书记郁文，把大批科学院和北大被错误定为右派和右倾的科学家与教授送到中科大任教，这才有今天科大的成果远超北大清华。历史功过，要问责到部长一级，不能全归最高领导负责。

科学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在美国，苏联，中国都有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附注】2002年陈平与彭桓武在北京李约瑟国际研讨会发言后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