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在美国，没有大学文凭是要折寿的_风闻

图源：Nadia Hafid

原文截图

译按

本文第一作者安妮·凯斯生于1958年，第二作者安格斯·迪顿生于1945年，两人均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是夫妻关系。第二作者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人合作的代表性近著为《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新著为2023年10月出版的*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

本文原题“In America, Not Having a College Degree Can Take Years Off Your Life”，由《纽约时报》网站发布于2023年10月3日。超链接和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不确保正确理解了原文的术语。

​在美国，没有大学文凭是要折寿的

安妮·凯斯（Anne Case）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根据许多指标，美国经济是欣欣向荣的：失业率接近4月间创下的五十年来最低水平，25岁至54岁年龄段就业人口比例处于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通胀率下降，标准普尔500指数较新冠疫情爆发前高出三分之一。

此类经济统计数据尽管令人鼓舞，但所提供的是关于这个国家状况的一个不全面描述。美国国内有一种根深蒂固、始终如一的不满：在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称，这个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盖洛普公司(Gallup)报告称，糟糕的生活满意度正处于创纪录的高位。

被那些经济统计数据掩盖在平均数字中的事实是，美国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受教育程度则是一条勾画分裂情势的清晰线条。有四年制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经济上丰衣足食，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则苦苦挣扎。

但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们在新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死亡和令人震惊的更短寿命已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士构成的那个美国弄得伤痕累累。

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好的工作机会、政治权力和社会尊重之外。当他们的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时，他们的寿命就会下降。

1970年代，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增加约四个月。到1980年代，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与其他富裕国家相近。从那时起，其他国家持续进步，预期寿命每年延长两个半月以上。

但美国人已被缓慢地、逐步地，然后是突然甩在后面了。

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落后于其他富裕国家。橙色线条代表美国人，上方和下方深灰色线条分别代表日本人和葡萄牙人。

这些不断扩大的差距长期以来困扰着人口学家，并促使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布了三份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差距变得更大了。

但哪怕在那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不只远远低于其他22个富裕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日本和瑞士），还比表现最差的国家（德国和英国）低了两年多。

美国的公共卫生当局在民众死亡时记录他们的学历，这样，1992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大学文凭计算始于25岁的预期寿命。到25岁时，绝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在运用这些个人死亡记录的新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新冠疫情爆发前夕，那些拥有四年制大学文凭的人士在25时的预期寿命(成人预期寿命)上升至59年，所以一个普通个人可以活到84岁，较1992年的54年（或79岁）有提高。新冠疫情期间，到2021年，美国人的成人预期寿命下滑了一年。

但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士的预期寿命在201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此后一直在下降，这场正在呈现的灾难几乎没有引起媒体或民选官员的注意。

1992年，这一群体的成年预期寿命比有大学文凭的人士少了两年半，为51.6年，因此一个普通个人的平均寿命接近77岁。但到2021年，这个数字为49.8年(或者将近75岁) ，比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士少了大约8年半。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士在新冠疫情期间少活了3.3年。

有四年制大学文凭（深色线条）和没有的25岁美国人的平均剩余寿命对比。

一组上升，一组下降，大学文凭所决定的这一预期寿命分化既令人震惊又罕见。现代历史上，我们只发现了其他一个例子可供参照，即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像那些国家一样，美国正令自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失望，这是对这个国家今天所处地位的可怕谴责。

假如所有美国人都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那样的预期寿命，那么在预期寿命方面，美国将是富裕国家中表现最优秀的国家之一，而不是最差的国家。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士的经历可以解释美国的失败。

教育方面的分化一样体现在经济条件上。自1979年以来，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人士的薪资远远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士。2019年，没有一位家庭成员拥有大学文凭的家庭，其收入中位数仅比1970年高出4%，而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拥有大学文凭的家庭，其收入中位数要高出24%。据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1990年，财富在拥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士那里是平均分配的，但今天，大学毕业生拥有四分之三的财富。

为什么这发生在美国？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已记载了相对于工人的企业力量增进，这包括竞争力下降，工会衰落和它们为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提高薪资的能力下降，工人更少从发展不太成功的地方向更成功的地方流动。

其他富裕国家不太倾向于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缔造精英阶层，与此同时，美国设计的一套制度太过适用于自己，而不适用于工薪阶层的美国人。他们越来越被排斥在地方和国家权力之外，这些权力曾伴随工会而来，但因过高的医保成本、全球化和自动化而无法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和薪资。此外，精英阶层的孩子绝少在军队服役，并越来越多在顶级名牌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健康的行为在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但那些行为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生活的环境、缺乏工作机会和社区衰败，以及他们在阿片类药物流行的第一阶段成了制药业的目标。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来讲，好的工作机会的消失也有助于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何以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当中，稳定的双亲家庭的数量下降了。我们也越来越相信，大学文凭通过往往任意分配地位的方式起作用，因此，工作机会的分配不是基于必要的或有用的技能，而是通过将文凭用作招聘过程中的筛选工具。

与欧洲的背离一样引人注目。欧洲国家通常通过政府支持而不是主要通过单一就业税(雇主对工人保险费的贡献实际上从薪资中扣除了)为它们成本低得多的医保提供资金，而且其更广泛的安全网可以帮助人们处理工作机会中断的问题。

其他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会有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通过涉及最低工资、工作权利法、枪支、污染或烟草税的企业友好型举措，这些举措会损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社区、生活和健康。它们也没有某位共和党州长会建议一些选民不要接种疫苗。

随着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在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一直表现得更好。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改善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像过去那样，随着市场形势走弱而逐渐消失。

我们能做些什么？一些欧洲国家可以提供一系列适合不同种类工作的学历，没有那种在美国极具腐蚀性的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可以向那些欧洲国家学习。

公共和私人部门的雇主都在努力修补这方面的问题，这鼓舞了我们；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政策，可以带来绝大的好处。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取消了92%的州政府工作岗位的学士文凭要求; 犹他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和阿拉斯加州也实施了类似政策。

任何降低医保成本的措施都有所助益，取消雇主出资的医保，取而代之以由一般税收支付的代金券也会如此。打击邻避行为(NIMBYism，“不在我家后院”的首字母缩写，用来描述抗疫当地发展措施的邻居)和在发展成功的城市更多提供廉价住房可以提升流动性。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创造就业机会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有了更强大的工会，并减少诸如工作权利法之类的敌对措施，劳苦大众可以生活得更好。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个美国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必定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其他人取得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能够在其他每个人都没有更美好未来的情况下无限飞黄腾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