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制”的艰难出台_风闻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假期是在1950年，假期为两天。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我国法定假日的基本格局。

每年4个节假日：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劳动节1天、十一国庆节2天。

全民法定假日共7天，这一法定假日的安排，持续了整整50年。

需要说明的是，从1950年颁布休假制度，到1994年进行改革，这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国一直是六天工作制。

即每周休息一天，周一到周六为工作日，只有周日为休息日。

年纪大的朋友，回忆80年代的工作和上学，普遍都说：那时候每周上六天班/课。

随着改开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相关舆论环境也在变化，原来的六天工作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1994年3月，我国对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假期制度，进行探索式改革。

为尽量减小震荡，相关部门采用“过渡”模式，在过渡期内，实行“大小周”并行的休假制度。

即一周六天工作，隔周五天工作，轮替执行：周日单休的星期，被称为“小礼拜”，而周末双休的星期，被称为“大礼拜”。

这个休假制度，在当年的相关影视文学作品中，都有涉及。

我记得小时候的杂志里，经常出现“小礼拜”、“大礼拜”，那时候还不懂事，以为他们是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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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一年后，到了1995年3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

要求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每周5天的新工作制，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周六周日双休。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94年，还是95年，这两次假期改革，都是针对国企职工。

对民企职工的休假安排，相关部门以鼓励为主，没有强制要求。

所以直到今天，我国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双休、单休、大小周的制度依然并存。

时间来到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内经济开始出现收缩。

如何刺激消费，通过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已经成了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

1998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湖北省是其中的一个重灾区。

抗洪救灾结束后，朱总理到湖北灾区视察并慰问灾民。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国宝，陪同参加。

在视察慰问结束后，已是农历除夕，考察组在湖北省一起过春节。

在此期间，张国宝向总理提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提高社会工资水平、延长公众假期？

张国宝（右二）向朱镕基总理（右一）汇报有关建议，左二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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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认为长假有两大好处：一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二来也可以扩大消费，消解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他在自己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披露了具体的出台过程。

为了增强说服性，张国宝不仅调查了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还调查了一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节假日情况。

从对比的几十个国家来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

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节假日，也是比较落后的。

和中国同一假期水平的，只有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

在9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名声很不好：朝鲜被世界孤立，越南跪求西方投资而不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被当做负面典型。

除了对比不同国家假期，张还提出了具体的节假日修改计划：

五一劳动节的假期，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

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

其余假期不变，这样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

虽然只加了三天，但可以将节日前后的两个周末，进行合并使用。

这样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但争议巨大的“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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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一起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

除经贸委保留态度外，其余12个部委，都非常赞成增加假期。

教育部认为：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

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这不但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也多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公安部认为：根据统计，节假日的犯罪率低于平时工作日。

但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比如让清明、中秋也放假，而且清明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增加假期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交通部、铁道部也支持，但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

但经贸委的相关同志则提出了一些顾虑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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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许多工厂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

如果延长假期，这些企业为了保证生产，必须在假期给员工双倍工资。

这岂不是增加了劳动成本？影响了经济发展？

第二，假期多了，难免有干部利用节假日游玩，引起不正之风。

但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需要注意，但和能不能实行长假没有关系。

最后相关领导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要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

在与会者最终通过增加假期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

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因此要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

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

尽管时间非常紧张，但朱总理依旧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实施这一计划。

增加假日并非小事，涉及到各个方面，这么大的事，虽由国务院发文，但必须提交党中央，由中央做最终决定。

于是朱总理紧急联系了中办，提出在9月份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就这样紧赶慢赶，终于在当年的9月23日，中央通过了增加假日的报告。

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

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在新中国的50华诞上，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

亿万中国人与祖国一起欢度国庆，迎接千禧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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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从后来的结果看，它完全实现了设立时的初衷。

1999年设立当年，全国出游人数猛增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

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它直接开启了节假日旅游热潮，黄金周制度从此被视作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黄金周这一创举，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但与巨大成绩伴随而生的，是这一制度的巨大争议。

集中休假的措施，具有天然缺陷，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集中休假所造成的问题，也容易被加倍放大。

有观点认为，黄金周并没有创造新的需求，只是释放了原本存在的需求，而且是过于集中的释放，人为制造淡旺季。

最后旺季过旺，淡季过淡，加剧了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烈度。

尤其是假期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以及安全等各方面，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这些年来，呼吁取消黄金周的声音就始终存在。

2006年，国家发改委在总结2005年经济的报告《2005：双稳健政策下的宏观经济走势》就建议：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2007年，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再次提案呼吁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新的放假安排，自2008年开始取消“五一”黄金周，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各一天为法定节日。

2014年9月，被公众熟知的“假日办”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国务院旅游工作部联席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从2020年开始，原本有7天被压缩至3天的五一假期被再次扩张到5天。

这也说明，节假日的设立需要通盘考虑全局，是一个动态调整、持续优化的过程。

文章来源，公众号：特例的猫

原文链接：国庆“长假制”的艰难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