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情系列（130）——中秋时节对母亲的思念_风闻

1. 学城里人，置家    

    来自山东泰安农村的母亲叫粱玉环。长到23岁了，还大字不识一个。好在没有尊崇农村习俗：缠小脚。1948年，被公爹用独轮车，从泰安一路推到千里以外的长江边，来到准备参加渡江战役的时任35军105师315团2营营长的父亲身边。从此参加革命，成为光荣的人民军队一员。参军后第一件事是进军学习班进行扫盲。3个月学习结束后，进入军卫生队当护士。

    1949年，105师进驻杭州。不久转为杭州警备区卫戍部队。从此母亲一直生活在大城市中。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让母亲，这个淳朴的农村妇女每天都处在兴奋中。

    1955年，军队干部告别了供给制，实行薪金制。父亲评为少校，14级。每个月拿240多元。母亲高兴，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急急忙忙跟父亲要了45元，跑到市场，买了一床印有牡丹大花的“太平洋牌”双人床单。N多年后，充满幸福感地对我说：打一进城就想买这个床单。可是你爸爸那时没有钱。这个床单铺了好多年。真结实！

    母亲回忆：你父亲有了钱（后），我买了个三斤的蚕丝被和红双喜的真丝被面。多好的东西！现在已经看不到喽。

    蚕丝被一直用到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蓬松度没有了，又无法像棉花被那样弹一弹，所以母亲打算洗一下。结果杯具了。蚕丝见水立刻变成一绺一绺的，想靠人工撕扯开，不行。只好扔了。

    真丝被面用到时间长。文革中，生怕’破四旧"被造反派没收。记得被面呈洋红色，中央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红双喜字，一对凤凰围着喜字起舞。轻轻用手划过被面，会感到有细丝被带起来。 

2. 永远在赶已经过去的时髦 

    1974年8月，母亲被扫地出门。从生活了15年的繁华的大城市北京强制押送回离泰安市区50多里地的后粱家林村。 

    1977年探亲前，我到东安市场，遇到卖黑色绸子的。在征求了售货员的意见后没有多想，给母亲买了6尺。

    结果母亲高兴死了，说：“打在杭州（那可是1950年啊），我就想买一条绸子裤。你爸就是不愿意买，说我是资产阶级臭思想。哎呀，6尺，买多了。做条裤子，用不了这么多”。

    我打趣说：“多出来的（布料）留着做补丁呗”。

    “傻孩子，绸子衣服哪有打补丁的？”

    母亲立刻翻出画粉和直尺，在绸子上划线、裁剪，上缝纫机……甭说，第二天就穿上了。冬天啊，拿绸子裤当棉裤的罩裤穿。母亲特意美美地在村里转了好几圈。后来妹妹来信讲，那条绸子裤一直穿着。直到烧火时不小心被烫了几个洞，不能穿了，才脱下来。

    第二年再想买绸子衣料，市场上没了。

3. 始终没有穿上心仪的高跟鞋

    母亲非常留恋年轻时的时光。1988年夏季，她来到北京，治疗已经患病快10年的糖尿病。

    母亲跟我说：给我买双高跟鞋吧。

    我乐了。说：“妈，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穿什么高跟鞋呀？！”

    “你不知道！打进了杭州，我就想买双高跟鞋，跟城里人一样。但是你爸爸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不给我买。现在老了，老东西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得，您也别惦记什么高跟鞋了。这上楼、下楼的，不小心再歪了脚。得不偿失。哪天有空，带您去颐和园看看。您不是打进了北京城就一直没有去过吗？”

    就这样，到1996年8月份去世，母亲一直没有穿过打年轻时就心仪的高跟鞋。

4. 戴手表的哈哈

    1970年前后，母亲有一块空军情报部试制的黑色底盘“上海24钻”自动手表。1974年回农村后，辗转给了大女儿。1988年夏季来京治病时，我给了她一块“钟山牌”半钢手表。

    母亲很开心。每天戴着，睡觉都舍不得摘下来。它有意思的是，她还是频频地问我：“几点了？”

    “您不是戴着表了吗？”

    “嗨，我看不清啊！”

    敢情，老太太拿手表当手镯戴了！想想，有情可原。一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眼睛都花了。

    临走时，母亲又把手表还给了我。

1970年5月，父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