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谊纪念专号】硝烟中的国际友谊_风闻

文/吴星铎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是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人民都必须铭记的日子。9月11日，“从北京起步——约翰•拉贝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约翰•拉贝来京115 周年活动”在京举行。旨在弘扬拉贝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赓续中德民间友谊，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硝烟散去，警钟长鸣。

历史的时钟拨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中国人民冒着枪林弹雨，抛头颅，洒热血，艰苦抗战，团结一心，直到胜利。在其间，如拉贝这样的国际友人们，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将自己的一段段友谊故事烙印在浴血奋战的硝烟中，谱写在抗日斗争史册里，镌刻在反法西斯胜利的丰碑上。

硝烟中的国际友谊，值得我们铭记。

人道光辉

我们铭记在沦陷区用人道主义精神创立难民区，拯救中国难民的一个个国际友人。法国教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援难民区——饶家驹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随着战争深入，他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甚至二战结束后还赴德国救济难民，并终因劳累过度，于1946年去世。生于德国的约翰·拉贝，利用“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为南京的中国难民寻求国际援助，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让《拉贝日记》闻名于世。1937年在南京水泥厂工作的丹麦人辛德·贝格，与同事联合在水泥厂周围插满了丹麦、德国国旗，从日军的屠刀下拯救了近2万名中国人；美国人魏特琳与拉贝等人一起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妇孺收容所，收容了逾万名妇女儿童和难民。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英勇战地记者

我们铭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不畏艰辛深入抗日前线采访或考察，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的外国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采访，写下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西行漫记》等报道，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

“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却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一个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亲手拿起枪来同法西斯强盗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德国共产党人、著名记者汉斯·希伯曾经多次来过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希伯再次来到中国，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叶挺、刘少奇、陈毅等当时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用他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1941年9月希伯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完成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同年11月底，希伯随部队在大青山和日军遭遇，他不肯先行撤退，坚持与八路军战士一起投入战斗，后不幸中弹牺牲。

此外，还有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冈瑟·斯坦因等等，这些外国记者据估计在50人以上，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战场浴血奋战

我们铭记直接参与中国的抗战事业的国际战士们，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将鲜血洒在战场上。

从1937年8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4年间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其中约200名志愿人员在中国战场牺牲，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率领重型轰炸机大队，空袭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武汉，他们投下重磅炸弹，将机场化为一片火海，当准备返回时，突然遇到日本机群。库里申科的飞机被日机击中发动机，他用仅剩的一台发动机飞回四川上空。受伤的飞机摇摇欲坠，只能在长江江面迫降，机组其他人员均获救，唯有大队长库里申科最后一个脱离飞机时被江流卷走，牺牲时年仅36岁。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成立于1942年4月，1946年4月解散，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10月至1945年8月，“飞虎队”支持中国抗战成绩斐然。共击落、击毁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66700人。

红区白衣战士

我们铭记那些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都在多方面作出颇大成绩。

白求恩，这个名字多少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了。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前往延安后，很快奔赴前线。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一篇《纪念白求恩》连同这位名医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几代人。傅莱19岁时离开奥地利，到84岁逝世时，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傅莱来到中国不久便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他成功地研制了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他亲自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

另外，以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转战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他们中的4人后来陆续回印度了，可是有一位年轻的队员却因积劳成疾，永远留在了抗日根据地。他就是柯棣华大夫，毛泽东以“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的挽联，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之情。

（本文已全文刊登于《国际人才交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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