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谊纪念专号】老专家们的燃情岁月_风闻
北京环球英才促进会-09-21 16:26
文/吴星铎 闫彩萍
“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中国革命的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者了。我们属于这里,因此我们选择永远留在中国。”外国老专家的话语,掷地有声,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那是他们的燃情岁月。
柯鲁克、伊莎白:烽火伉俪华夏情
柯鲁克、伊莎白一家
1941年的夏天,6位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川西。他们循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小心翼翼横穿大渡河,满头大汗取道泸定桥。旅途间,柯鲁克与伊莎白始终结伴而行。他们默默体会着红军是怎样克服险情,攀爬铁索,勇猛冲锋,被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他们携手爬上高峰,俯首遥望,青春的豪情壮志绿遍了山岗。在中国革命热血的感染下,这对年轻人订下了终身。
柯鲁克是英国犹太家庭的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共青团,又参加了支援煤矿工人罢工等活动,于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二战初期,柯鲁克在西班牙国际纵队战斗。在被派往后方执行任务途中,他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书中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5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特别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革命首府窑洞之镇延安和那里的生活气息,广大中国老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坚强意志,都深深打动了我。”柯鲁克曾这样说。
1938年,柯鲁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成都华西大学谋了教职,虽身在校园,却时时关心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在教学中,柯鲁克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在工作中逐步加深,对参与抗战的热情亦愈发强烈。
同年,23岁的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来到了中国,或者说是回到了中国,因为伊莎白就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是华西大学教务长,母亲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回到中国,抗日战争已在华夏大地燃烧了一年之久,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伊莎白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来到兴隆场,与同事俞锡玑一起,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
这一年多时间里,她们身着朴素的蓝色外套,脚踩草鞋,在兴隆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登门家访。当时的政府强行征粮、征兵,四处匪患猖獗,农村地区人心惶惶。晚上,伊莎白把当天的调查材料用打字机记录下来。在那个只有英文打字机的年代,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就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用伊莎白的话来说,与村民的谈话内容“漫无边际”,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兴之所至。从耕地数量到婚丧嫁娶,从病人的鬼神观到秘密会社哥老会,无一不成为家访的话题。“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很大麻烦。”回想起这段工作经历,伊莎白感慨道。
抗战结束后,柯鲁克夫妇受新中国领导人的盛情邀请,来到“石家庄外语训练班”(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工作,他们参与创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60年教职生涯,二人桃李满天下。
2000年,柯鲁克逝世。伊莎白仍然生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进行西南地区人类学研究至今。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演讲中,晚年的伊莎白深情回忆道:“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中国革命的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者了。我们属于这里,因此我们选择永远留在中国。”
2023年8月20日,伊莎白·柯鲁克逝世,享年108岁。她一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怀着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热爱与眷恋在北京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马海德:革命浇铸医学梦
马海德(右)和苏菲
“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美国医生马海德曾用这样的语句,道出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满腔赤诚。
1933年,马海德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把父亲在国内行医的愿望抛在脑后,选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考察东方热带病。1936年春末,受宋庆龄推荐,马海德与斯诺一道前往陕北。
初到陕北,面对偏僻落后的黄土高坡,马海德萌生了复杂的情愫。“这片陌生的土地,会实现我的医学理想吗?”不久,马海德等人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毛泽东同志的乐观精神,非常吸引我,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精髓,我深受感动。”马海德迅速融入了当地环境,他穿上了红军简朴的服装,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之路。
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把自己的美国名字改为马海德。“马”这个姓,在边区回族同胞中极为常见。这是马海德决心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历史节点。他把自己当作红军中的一员,与斯诺一起,在边区兢兢业业地工作采访了4个余月。完成任务后,斯诺离开边区,马海德却说:“我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这位26岁的洋博士,在抗战爆发后继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备受毛泽东的信任。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马海德被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期抗争的岁月里,他与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毛主席有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细心的马海德决心从医学角度,帮助主席调整好生物钟。他时常拉着主席外出,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当发现主席有轻微风湿性关节炎后,他常常陪主席散步,以增强肌体的抗病能力。“主席同志的作息,对完成全国抗战的指导工作十分关键。”马海德说。
1939年,周恩来总理在骑马时不慎跌落,摔断了右臂。马海德立即组织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华、柯棣华等著名医生,一同对周总理进行会诊。“周总理的臂骨愈合很不理想,右臂肌肉出现萎缩。”伤情严重,马海德想尽办法,帮周总理休养调理,渡过难关。
保证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是马海德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延安汇集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大部分从前线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领导,都接受过马海德医生的检查和治疗。他认为:“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健康。”
马海德对中国革命的款款深情,亦结出了爱情之果。1940年3月,他与鲁艺艺术学院一位叫周苏菲的年轻女学生一见钟情,结为终身伴侣,从此,他更是将自己的满腔抱负与全部热忱,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
抗战胜利后,马海德面临离开中国与否的二次选择,这一次,他仍然选择留在这片热土,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我就是个中国人。”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马海德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喜欢我,中国人民喜欢我,这就足够了。”马海德说。
爱泼斯坦:以笔为剑显峥嵘
青年爱泼斯坦
作为少有的几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裔人士之一,爱泼斯坦用自己的笔,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路艰辛,直到胜利。
爱泼斯坦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5岁时,年少的爱泼斯坦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作为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他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深入采访。
1938年4月,爱泼斯坦与同行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一行人吃力地向前线进发,采访孙连仲将军与池峰城师长。爱泼斯坦在自己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战事:死去的农民尸骨未寒,他伸出的手臂旁,躺着一只死鹅。难民营里,年轻的妈妈在给孩子喂奶。而他们的附近,则新中国建立后,在对外宣传阵地上,二人继续长达三十余年的密切合作。1993年1月,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爱泼斯坦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作为厚礼献出。“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因为受宋庆龄的嘱托,也出于对她的无比的爱。”爱泼斯坦深沉地说。
耄耋之年,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鸿篇巨著。在书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本文已全文刊登于《国际人才交流》杂志)
促进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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