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件快乐的事儿_风闻

从前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要做翻译的。

　　有些鬼使神差，有些阴差阳错。我不知道，除了相信命运之外，还能相信什么。

　　先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学习俄语。

　　老天爷，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即使说了，你也许不会相信。

　　在中国河北省河间市（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应该叫县，在更早之前，它还是有名的府）景和镇的所有初中开办的外语课竟都是俄语，因为景和高中只有俄语。

　　是的，1970年，我就出生在这块冀东平原的土地上，我只要上中学，就要学习俄语，没有别的选择。

　　为什么河间四中开设俄语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办的，我说不清。有一个道听途说的来由，据说是文革时期，一位俄语教授发配到我们这里，他培训了第一批俄语老师。80年代初，我二哥上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有俄语老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舌头打嘟噜了。俄语课让二哥头疼，他的提前退学与之不无关系。

　　值得自豪的是，河间四中因开办俄语提高了不少升学率，而且也可算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俄语人才。尽管到了大学后，大学的俄语教授们指出，我们说的是“河间俄语”，这也伤害不了我们多少自尊；等俄罗斯外教与我们交谈时，更是弄得他们张口结舌，大耸其肩，因为听不懂从我们口中说出的俄语，但这也没有伤害我们多少自尊。因为我们的学校向来培养的是纸上功夫，而不是嘴上功夫。我们考上大学俄语系的，好像没有低下过80多分的（这让学英语的听了会忿忿不平）。

　　我的俄语学得不错，初一就成为课代表，高中因为更换老师频繁，成绩出现过一段低谷，但一直到大学，可以说俄语都是我平衡偏科的法宝之一（另一门当然是语文了，我的数学自始至终都是一团糟，每“考”是必糊无疑的）。

　　我自认为大学里没有学到多少俄语知识，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俄国人，听到了纯正的俄语，使我的发音得到及时的纠正，再就是学会了几首俄罗斯歌曲，让我至今受益。

　　毕业前我没有刻意去为工作奔波，我充满信心地等待着党的分配，准备做一颗罗丝钉，党把我拧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待一生，直到生锈腐烂为止。也就是说毕业后99.9%的可能，我是要从农村来，回到农村去的。

　　然而，一位老师改变了我的思想和命运。我将对他感恩终生，他就是任石径先生。任石径先生并不是我的授业老师。他当时教的是我们的下一届。但他为人古道热肠，有口皆碑。也许是几次联欢活动中，我的活跃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毕业分配时，他第一个便想到了我。

　　那是1992年。苏联解体，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陷入恶性泥潭，向那些曾经结仇的国家伸手有些不好意思，它便把脸转向了东方的邻居。仿佛刹那间，中俄边境贸易得如火如荼，成为一块有着巨大引力的磁场，中国对外贸易一时向北倾斜。断绝了若干年来往的两个邻居，一时打得火热。与此同时，俄语翻译人才也成了抢手货。年轻的人才青黄不接，于是，一些五六十年代学过俄语的大爷们让商人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披挂上阵，应付了一气，可怎么说也是岁月无情呀，翻译也得算是个体力活儿，体力的不支，或经不住出差俄国的颠簸，水土的不服，又加上头脑中固有知识的陈旧，所以他们辉煌了两三年也就退出了舞台。同时，一些像我这样还青涩的俄语毕业生被别无选择地推上了前台。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去做翻译，我以为自己的一生板上钉钉地要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了。自己心里清楚，想改变命运仅靠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其他的一些坚挺的物质保证，而我的家境是不容许我通过这个门路来改变回乡的命运的。

　　我们的90级俄语专业共有22人，17个女生，5个男生，其中保定3人，张家口3人，廊坊1人，剩下的15个都是我们河间人。我们回老家景和高中实习，本来要半个月吧，其实也就上了几节课，便由我们的老师写出极高的评定，让各自回家去了。说实话，我们知道那些任课老师并不尿我们实习大学生这一壶，人家按部就班讲得好好地，我们上去插一杠子，耽误时间不说，说不定还会把年幼无知的学生引入歧途呢。

　　顺便提一下，实习期虽然短暂，但它的收获，却令我终生受用。因为，我现在的妻子小芹就是当时我那个实习班的学生。说实话，实习一结束，我便把那一帮学生忘在了脑后，可我给小芹当初留下的印象（据她说）至今仍不磨灭，这为我们后来重新相识相爱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至于其中细节已经在其他文中提到过，不再在本文赘述。

　　话说回来。实习结束后，我回家帮助二哥收割麦子，正在打场，任老师派遣的一名天使（这样称呼我觉得不为过，他叫王红军，他就是给我传递福音的使者）——我的这位师弟兼老乡风尘仆仆来传我速回石家庄。任老师把我介绍给了他弟弟任石平所在单位，河北省轻工厅下属的一家公司。回到石家庄，正好他们在接待一个俄罗斯代表团，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开始作翻译。当然，我不是主译，只是负责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这家公司还在绥芬河建立了办事处，暂时聘请了一个当地的混血做翻译。

　　后来，据说是没有进人指标（？），我便没有得以进入这家公司。

　　再后来，任老师给我和同学纪执先找到了一家民营公司——海德社会服务公司。我们怀着毕业生都有的一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公司招了一批去俄的留学生。我们负责在国内培训几个月，然后送出国。当然，我们清楚他们这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留学纯粹扯淡，大多人实际都是想到俄罗斯掘金子的。

　　记得第一月工资我拿到了120块钱，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寄回了家里。后来，好像再没有寄过，反倒都是家里一直贴补我：（

　　学生招了不少后，我没有参加培训，就又经任老师的弟弟介绍，认识了新华服装厂的一个副厂长张树超（好像是吧，姓名记不太清了，罪过！），又通过这位厂长认识了他的朋友陈云海经理。认识陈总的第二天，我便跟随他到了满洲里，半年后，到了俄罗斯的鄂木斯克，我的翻译生涯由此掀开全新的一页。

　　就这样，1983年开始学习俄语，1990考上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1993年第一次到俄罗斯，1997年底离开西伯利亚，2001年最后一次到远东布拉戈维申斯克。我青春最为美好的这几年光阴都是在俄罗斯度过的。

　　做翻译之初，我才发现自己有些白痴。因为大学的知识都特基础，只能用于日常交流，轮到商业谈判是一点都用不上的。当陈经理把一沓厚厚的俄文合同、俄罗斯法规、关税条例放到我面前，让我一周译完时，我眼珠子差点没飞出来击碎眼镜片。可我一狠心，想，我是没脸再回家了，分配已经结束，同学都已上岗，我没有退路了。于是，我开始疯狂地恶补知识。边查词典边翻译，终于在规定日期把译稿交给了陈总。

　　我的翻译是逼出来的。当时做的易货贸易，交换的东西五花八门，白糖、罐头、服装换钢材、汽车、毛皮，小到针头线脑，大到飞机大炮，今天谈这个，明天又谈那个……我想，我那时像极了填鸭，成堆的新鲜词汇被一股脑地塞进大脑里肠胃中，我必须做到谈什么，那些专业的词汇就能脱口而出。谈判时谁也不会给你翻查词典的机会。

　　我的胃病也许就是那时犯下的：消化不良导致胃溃疡！

　　在满洲里集训了半年后，我于1993年3月第一次踏上了我所心仪已久的俄罗斯土地。四五天的国际列车坐下来，窗外的风物如电视中的镜头样时时翻新：森林，山脉，大河，贝加尔湖，灰色的城市，宁静的乡村，林间掩映的别致木屋……

　　应该说在俄罗斯的生活是我所喜欢的。在俄罗斯人看来，好像什么事都不必着急，懒散，优雅，忧郁，偏激，时而激情似火，时而温情如水，刚才还温顺如羔羊，瞬间又会狂暴如黑熊……这些俄罗斯人的性格，好像也很适合我。他们一周两天的休息制度（当时国内休一天）、丰富多采的节日，他们广袤无垠的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都让我着迷。那短暂夏季的漫长白昼，那漫长冬季的漫长黑夜，时间仿佛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在按着另外的步伐前进，缓慢而充裕。有那么多的光阴可以让人们尽情消磨。我惊叹于西伯利亚大自然的神奇瑰丽，昨天还是白雪皑皑冰天雪地，一觉醒来，冰销雪融，竟是花红草绿，蜂飞蝶舞。这也许就是俄罗斯尽管历史短暂，却创造出那么辉煌灿烂、韵味独特的文化的缘由吧。

　　于是，工作忙碌之后的休闲时光，我几乎都是在当地的博物馆、话剧院、歌剧院、画展厅、书店度过的。

　　每到秋天的演出季，我都会关心剧院的海报，好提前订上自己喜欢剧目的票，晚了就会买不到，尽管每年的剧目都大同小异，而当地人民观看的热情却是丝毫不减。另外，票价也是可以接受的，普通票价当时也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二十几元的样子。

那几年，我大约看了不下二十场各种剧目，其中芭蕾舞《天鹅湖》是每年都要看一次的。我如今还收藏着那时看过的所有剧目的节目单或者票根。

　　鄂木斯克的大小剧院、甚至小剧场我都去过。其中，在小剧场看到的契诃夫的《三姐妹》，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说是剧场，其实平时那里也搞同仁画展，也举办过新书推介会，仅能容纳百十个人。而那一天，他们简单布置了一下自己设计的布景，三分之二的地方摆上观众的座位——形态不一的椅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是演出的舞台，其实，演出后我才发现，演员们并没有局限在那三分之一的空间里，他们是把整个场地都化作了自己的舞台，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表演。演出结束后，我与演员们见了面，知道他们都是业余票友，来自不同的行业，而其中的一些人平时是连工作都没有着落、吃饭都成问题的。他们经常在一起排练，小范围的演出，卖票的一点可怜收入，将用来购买或制作简单的道具和宣传单。我为俄罗斯人对艺术的虔诚和不懈追求而感动。

　　公司补助我的日常零用钱除了花在这些方面，再就是买书刊和报纸了。别人每次回国带回的都是进口香水香烟貂皮大衣宝石钻戒宠物，我带回的则是沉甸甸的书籍。

　　在这期间，尽管工作忙碌，我还是没放弃自己写作的爱好。日记、诗歌写满了几个本子。而翻译俄罗斯诗歌的想法，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俄罗斯朋友，她就是杨娜·涅维洛娃。她突出的魅力所在就是长相西方，而性格却很东方，端庄、大方、温柔、勤快。鄂木斯克综合大学计算机程序专业毕业后，她又考入高尔基国立师范大学学习中文。起初，我们想找一个当地的翻译配合我的工作，经人介绍，便认识了她。从认识以后，我们便成为了好朋友。她给我解释俄语中的疑难，我给她纠正汉语中的差错。当我两次因工作劳累住院治疗时，她都带了自己亲手做的点心和饨鸡去看望我。

　　杨娜的妈妈是犹太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她集中父母的优点于一身。当我提到自己喜欢诗歌时，她便立刻为我背诵出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句。说实话，我为她着了迷，我想讨好她，便用俄语为她写了两首情诗。其实，我对俄语诗歌的韵律一窍不通，写完后美滋滋地念给她听，她问：这是白诗吗？我回答：不知道。我说，这是一首情诗。她大笑。她这一笑，让我开始关注俄罗斯诗歌，体会俄语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着手翻译。那段时间我都是在做准备工作。我大量阅读俄罗斯诗歌，凭自己的直觉感受诗歌。谁也没有教过我怎么写诗，怎么译诗，我只是凭自己对文学的热情，一点点接近诗歌的。我要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寻找到中俄诗歌交汇的切入点。

　　1996年，我在一家书店中偶然购得了一本《1990年俄罗斯最佳诗歌选》，一时如获至宝。我从中选定了奥列格·楚赫诺的作品，理由有二：一是他的生活经历坎坷，尽管写作多年，却没有出版过一本诗集，甚至在俄罗斯文学界还不太为人所知；另外，就是他诗歌语言的明朗跳跃激情充沛让我陶醉，于是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他的作品中。我没有想到将来它们会发表。

　　胆子大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对翻译的认识，当初还只是停留在严复的“信达雅”上，但具体怎么“信达雅”，我也不甚了了。我如今也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翻译理论，否则我会吓得立刻打消翻译诗歌的念头。

　　无知者无畏，王朔说的吧，应用在我翻译诗歌上恰如其分。

　　从此，越译胆子越大，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我选定了曼德尔施塔姆。我坦白交待，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黄金、白银时代，并不知他是那么一个诗坛大腕，不知道他在国内已经被翻译家们翻炒得大红大紫。在俄罗斯的那几年我对国内文学界的了解也出现空档。回来后，我补了好长时间才算补上一些。

　　又说远了。再回到曼德尔施塔姆。当时，我也是偶然从书店看到他的诗集的。我翻阅一下，顿时爱不释手，当即买下。我还以为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准备回去后好好地译介一下。我想尽可能多地搜集他的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可我跑遍了大小书店只淘到了他的三本书：一本诗选，一本诗文选集，一本《词与文化》。

　　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我是从俄罗斯回来后才开始翻译的。

　　按当时流行时髦的话说，由于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当然也避免不了一些人为因素，1997年，我们公司退出了鄂木斯克，退出了俄罗斯市场。回到国内，我依然是两手空空，除了那几年的经历和一堆俄文书报，我仍然是一无所有，真的，处了四年的女友忍耐不了漫长的等待，也早已弃我而去。

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当灰暗的时期。

　　国内公司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我也厌倦了异国他乡的漂泊，我想安定下来，读读书，写写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在石家庄市近郊的一个名叫东岗头的小村租了间16平方大小的房子，在那里开始了我的阅读写作翻译生活。

我忘不了，在七月的酷暑中，我闷在罐头盒一样的屋子里，拉紧窗帘，脱尽衣衫，汗水淋漓地用了十几天，译出了自己喜欢的曼德尔施塔姆的二十多首诗。是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精美，令我废寝忘食，激情勃发。译完后，我几乎虚脱。这些最初的译作得到了《诗神》杂志郁葱先生的赏识，刊发在了1999年的杂志上。

我的诗歌处女作是首发于《诗神》的，而我的翻译处女作也竟是发表在这本杂志上。这之后才有了发表在《译林》《读者》《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上的译作。

　　后来，生活的残酷现实摆在面前，我发现仅靠写作译诗是无以维持我的生活。幸亏那时结识了小芹，也就是实习班的那名女生，她当时也已大学毕业，分配在石家庄市一家工厂上班。她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我不敢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她，她不知道我正在坐吃山空，她也不知道我已拖了人家两个月的房租。

　　细心的她还是觉察到了。她委婉地劝说我去人市，去找个班上。她注意收集报纸上与我的趣味相投的招聘信息。为了生计，我停下手头的翻译，开始为柴米油盐奔忙，为结婚生子购房奔忙。于是，这才有了我后来就职的河北当代文学院、有了到俄罗斯远东重操翻译旧业，有了如今坐在河北作协三楼大众阅读报社的编辑部敲打下以上这些文字。

　　而2001年接触网络后，为我的翻译插上了翅膀（多么恶俗的比喻！），仿佛一下就由拿三八大盖的土八路，一跃而成为手握AK－47突击步枪的特种兵。我有了广阔的阅读空间，有了无限的选择余地，有了与俄罗斯诗人直接伊妹儿往来的便利，有了即时了解俄罗斯文学界的契机。

　　于是，便有了2003年各种文学诗歌杂志上我翻译作品的出现。

另外，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受《诗歌月刊》编辑曹五木先生所逼迫，我选译了一系列俄罗斯六七十年代年轻诗人的作品。我感谢他黄世仁追债似的的索稿，否则依我懒散的性格，是不会在一年时间中译出那么多的作品的，他也逼迫我登陆俄罗斯众多文学网站，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当代诗歌，结识了不少俄罗斯年轻的诗人。至今，我已译介了俄罗斯近30位诗人的作品，其中60年代以后出生的就有20多位。

记得一位俄语老师这样说过，学俄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的。这话真实地概括了学俄语入门容易，但要想掌握得水乳交融如鱼得水是异乎艰难的。语言也是随时间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吸收融合淘汰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国际互联网的推波助澜，遥远的异国一分一秒的变化，会被鼠标瞬间拉到眼前。俄罗斯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中尽管也趋于口语化、日常化，不再讲求押韵，表面看是通俗易懂了，可他们也吸收了大量泊来的词汇，还溶入了一些网络语言、地区方言、黑话，这在翻译上造成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与友人谈到翻译时，把译介作品比作按照原作重新雕刻一件作品。我的翻译程序是先熟读原作，直到烂熟于胸后，再雕刻出大概，使其初具原作的形态，然后便是于细节处的雕琢，尽力使每一个词都能传达出原作的本意，并力求把原作的灵魂思想也移植入这个新的载体。如果能做到形神兼备者，才可称得上翻译大家，如果可以达到神似，也堪令人敬佩。而徒有形似者，读来如嚼蜡，不知所云，是必为劣品无疑的。我要努力保持诗人原作的原味儿，令其个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不致使人读后，分不清这是阿赫玛托娃，还是茨维塔耶娃，不致使千人一面，不致使每个诗人的译作都打上“晴朗李寒制造”的烙印。

　　真所谓：书山有路，译海无涯。翻译中的甘苦是别人所难以体味出的。但我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那就是：为快乐而翻译！我选择翻译的对象是不以他们所谓的名气为标准的，我往往避开那些被翻炒过多过烂的诗人，去选择那些与自己同龄人的作品，由于时代与全球国际化，相信他们的作品我更容易把握，译介过来也更易于国内诗友接受。我只选择打动了我的作品，那些读来充满活力的作品，让我读来快乐的作品。另外重要的一条是，假如诗人本身有着强烈人格魅力，而暂且不为众人所知，即使相距时代较远，我也会去翻译。我能体会到如考古发掘者的快乐。我要把他们介绍给我国内的诗歌朋友，让他们体会到我的快乐，如果再能对他们的生活写作有所裨益，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不在凭职称说话的单位，我没有任何组织，我没有上级下发的指定任务，我可以自由自在，想译谁就译谁（惟一不可随便的是：不能想怎么译就怎么译）。但我还是喜欢这宽松的空间。我不靠翻译的这些作品评职称、长工资，没人逼迫我。我没有压力，没有奢求。当我自己哪天厌倦了，我哪天就会自动停止翻译。

　　我翻译，因为我快乐！

或者说，我快乐，因为我翻译。

注   本文作者为河间籍翻译家，中国作家 协会成员李树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