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决策考论_风闻
西方朔-09-19 04:40
★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简介
戴茂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摘要
近年来，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决策，成为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史实出发，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领导人调整的重大决策，并非个人运作，而是在东北战略方针转换的大背景下，针对东北战事的特殊时期和特定条件，从特定领导体制造成的东北局和军队指挥机关难以合在一处的情势出发，所进行的果断决策，使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有了团结统一的领导集体。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胜东北的特殊时期采取的这个非同寻常的重大举措，对解放战争时期能够在东北取得辉煌的胜利至关重要。
关键词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根据地
近年来，为什么林彪取代彭真任东北局书记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学界有关研究在论述“东北局主要领导重新分工”时，着重分析东北局领导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似有把党中央的决策简单归结为个人运作之倾向。本文立足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形势，在党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转换的大背景下，考察东北局领导人的调整，认为党中央决定的东北局书记调整的重大事件，是针对东北战事的特殊时期和特定条件，从特定领导体制造成的东北局和军队指挥机关难以合在一处的情势出发，所进行的果断决策，而将其简单地论述为某个人的个人运作并不符合史实。
一、解放战争初期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是“控制”东北，但如何“控制”则几经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共争夺、美苏角力，东北局势复杂多变，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也不断转换。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战胜利后时局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三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不过，虽然解放战争初期形势复杂让人有些“手忙脚乱”，但变中自有不变，当时党在东北不变的方针，就是要“控制”东北。至于如何“控制”，则根据时局的变化经历了先“抢占”，然后由“独占”到“分散”再到“独占”的转变。
01
“控制”东北的第一步是“抢占”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主要是向南发展，力图通过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抗日大反攻前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通过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南下各部在江南、东南、华南开辟了新的抗战根据地，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当时的东北地区(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通辽市和呼伦贝尔市)总面积130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万。东北不仅战略地位重要，工业基础雄厚，而且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一直与日本侵略者战斗，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之隔海相望，也为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则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短时期内难以进到东北。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控制了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摆脱长期以来被四面包围的局面，建立起巩固的战略基地。反之，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开始逐步转变为“向北发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才几次讲到控制东北的重要，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共产党要控制东北，国民党同样也要控制东北。谁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关键在于如何迅速行动。因此，“抢占”，就成了控制东北的关键。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迫使日伪军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布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要求：“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中国共产党抢占东北的先遣队，是与东北相连的晋察冀边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冀热辽军区立即成立了以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调集2500多名地方干部和占全区部队三分之二的13000余名八路军将士，分西、中、东三路，北出长城口，向东北挺进。
然而，时局变化太快，派部队去东北也遇到了一些外交上的麻烦。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附件。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诺：“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国民党政府由此获得了管理东北的“合法”身份。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奉行了放弃东北的政策，致使其在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既无反攻东北的战略谋划又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虽然身份“合法”却鞭长莫及。因此，为了争取时间，国民党只好释出缓兵之计，由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1945年8月14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虽然开始了由“向南发展”到“向北发展”的战略转变，但鉴于形势的新变化，也只好重新调整方针，决定“向北发展”的首要步骤是“派干部去东北”。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指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
不过，虽然毛泽东在8月26日时说“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两天之后的28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代行主席之职的刘少奇就在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干部送行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伪）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刘少奇的这番话是中共中央“抢占”东北方针的最直白表述，那种对“机不可失”的判断和“赶快去抢”的渴望跃然纸上。29日，刘少奇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中命令：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
中央指示发出后，冀鲁一个团和山东万毅支队4000余人随即向东北挺进。胶东区党委也派出吕其恩、邹大鹏率领的山东胶东蓬莱独立营600余人渡海到达了大连庄河地区，并占领了庄河县城。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支奇兵——穿着苏军服装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从9月5日到13日，分批由苏联乘机返回到东北的12个中心城市，抢占了57个战略要地，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02
“抢占”后的发展方针首先经历了****由“独占东北”到“分散发展”的转变
虽然抗战胜利后控制东北是党在东北工作的总方针，但如何控制，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历了“控制热、察及冀东，阻止蒋军进入满洲”的“独占东北”阶段、“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开展持久斗争”的“分散发展”阶段、重新确立“独占东北”方针阶段的演变。
中央初期的独占东北战略，是以“控制热、察两省，不让蒋军进入东北”为前提的。这在刘少奇9月18日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和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中有清晰的表述。当时中央的一系列兵力部署和干部调配，也都是围绕这一方针进行的。
但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要控制东北，国民党也要控制东北。虽然日本刚投降时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远在抗战后方导致远水解不了近渴、有心无力，而共产党的军队则取得了独占东北的先机，不仅抗联部队随同苏军占领了一批城市，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也已进入东北，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有美军的强力支持，具有强大的海空优势，“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并非易事。
而且，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当时控制着东北大城市的苏联红军将在12月2日前从东北撤退完毕，美军的军舰已在渤海游弋，准备运送国民党军队登陆。局势的发展正在证明共产党在苏军撤退后“独占”东北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因此，9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东北武装应因地制宜，分为两种：一种是散在各地的地方自卫武装，准备在将来不利时可成为武工队；另一种是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存多量武器，尤其是重武器。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财，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更是明确提出了东北我军部署的重心是“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距实现程度还远，在执行中还可能发生许多障碍。”“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中央9月24日和28日电，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独占”东北的方针。而且，客观上，美国海军陆战队18000余人已于9月30日从塘沽登陆，随后又有一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这两部分美军登陆后相继进驻天津、北平、唐山、开平、静海等地，为国民党进攻东北做准备，我军要想独占东北更加艰难。所以，10月2日，刘少奇就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连续起草两封致东北局电，明确此时东北军事部署：“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在复杂情况和任务中，你们不可疏忽任何一个方面。南满是重要的，北满决不可忽视；武装资财是主要的，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望你们派人到北满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适当地区，召集适当的会议，建立你们对他们的领导关系。”
应该说，关于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中央的这两封电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按照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也于10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我们除将主力布置于南部，并请中央以林彪所部控制的山海关一带以外，仍按照中央的电示，在满洲之东、西、北三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靠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
但是，10月3日晚上，彭真应邀到苏军驻沈阳司令部会见一名苏军高官，该高官听到彭真说中共当前的军事部署是要将主力分散出去时，说“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概念”，并表示要大力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因此，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于10月4日再次向中央提出了“用尽一切办法控制东北”的意见：“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个月内替我保存。总观全局，我们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之化为游击区，即使暂时丧失都值得。”
《彭真主持东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东北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李运昌、叶季壮、唐凯、朱其文，以及刚到东北的肖华、林浩、胡锡奎、高鹏、段苏权、刘志成等。彭真在发言时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满洲，力争控制满洲，建设新满洲。进则控制整个满洲，退亦在满洲保持政治、军事的优势。要有根据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控制全满洲的条件是存在的，但亦有困难。”
针对东北局再次强调集中部署、力主“控制全满洲”的意见，10月9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中提出了批评意见：“山东部队已大批运入东北，望即成立东满指挥机关，负责迅速开辟东满工作。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所有到达东北的干部，应迅速有计划的分散到全东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绝不要迟缓。”
至此，虽然东北局仍然主张要“控制全东北”,但党中央的“分散发展”方针已经明确。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战略方针再次发生改变，重新回到了“独占东北”的方针。
03
重庆谈判后重新确立**“独占东北”的方针**
中共中央改变“分散发展”，重新确立“独占东北”的方针，是与重庆谈判的结果和重庆谈判后党中央确立的“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总方针紧密相连的。
重庆谈判虽然历经波折，但终究搞出了个《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不过，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极端重要的解放区问题并未在这次谈判中得到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竟然“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么破裂”。因此，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能出现和平建国的局面。
《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0日）
另外，东北问题并未在重庆谈判中提出，“力争控制东北”仍是毛泽东心中的重要选项。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提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10月13日，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10月1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从秦皇岛登陆，并加紧从空中、海上运送四个军占领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还对营口、锦州进行了试探性登陆。
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中央做出了坚决阻止其登陆的决定。10月16日，毛泽东在致彭真电中提出：“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电中也提出：“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的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肖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稿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至此，“分散发展”的方针从提出到终止，还不到20天。
二、当“独占东北”不可能时应当如何发展，党中央和东北局以及东北局内部确有不同意见
虽然重庆谈判后党中央改变了“分散发展”方针再次力图“掌握全东北”，但山海关失守后“拒蒋军于东北大门之外”已不可能，此时东北根据地应该如何发展，党中央和东北局以及东北局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01
山海关失守后**“拒蒋军于东北大门之外”已不可能**
中共中央确定“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之后，东北局开始全力备战，力争拒蒋军于东北大门之外。
10月26日，东北局在沈阳召开干部会议，再次确定“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
10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提出：“准备开东北的蒋军现尚在越南、广州两地，闻将先开上海。如安东、营口、锦州三处我们能集中有力部队，构筑阵地，坚决拒止登陆，友军方面又能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不许蒋军接防，则可能迫使蒋军不得不全部在大沽、秦皇岛登陆，本年无入东北之望。”
然而，中央和东北局此时对局势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因为苏军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改变。10月29日，彭真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并罗荣桓、黎玉：“红军今日拟允许美蒋在营口、葫芦岛登陆，下月二十日进沈阳。我正设法交涉。我调的主力必须迅速赶到，否则，抵抗殊无把握。”
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真：“各电均悉，一切如所拟办理，加速进行；营口、葫芦岛、安东布置重兵，坚决抵抗，可能迫使蒋军在大沽登陆，便有时间布置一切。”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对山海关的进攻。此时共产党的各路大军仍在路途之中，守卫山海关的是刚刚经过长途行军没有做任何的休整便投入战斗的部队，再加上东北已是初冬季节，寒风瑟瑟，战士身着单衣，有的还打着赤脚，很多人生病。因此，尽管守关部队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
国民党军队于11月16日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就沿北宁路做“平压式”推进，连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美蒋又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起外交攻势，迫使苏军遵守承诺，不能公开支持中共军队，使共产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拒蒋军于东北大门之外”已不可能。
02
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开始转变“力争大城市”的方针
山海关失守后，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致东北局电中，还提出：“你们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但在同一天接到东北局电报后，中央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因为东北局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告知：苏军要求“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我军与蒋军作战，要我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接东北局电后，中共中央于11月20日复电东北局：“彼方即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刘少奇起草的致东北局电，要求东北局在大城市退出后，“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
11月22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中通报了东北局11月19日来电的内容，说：“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很显然，刘少奇在这里所讲的给东北局的电报，就是20日电，所说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就是“大城市让给蒋军，力求控制次要城市”。
当然，此时党中央还只是开始转变“力争大城市”的方针，而且这一转变与苏军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还不能说此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力争大城市”的方针，因为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的同一天中央还发出了一封致东北局的电报，提出：“即使苏军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
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党中央在东北的战略方针进一步转变。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明确提出：“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电报标志着党中央开始改变“拒蒋军于东北大门之外”，确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这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逐渐证明“独占”东北是不可能的，立足于大城市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真正地控制东北。但是，要使大家都能从主观上真正认识到这种客观必然性，还需要一个转变和深化的过程。
03
陈、高、洛率先主张****放弃大城市建立“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就东北局内部而言，较早提出放弃占领大城市而主张建立“广大的巩固根据地”的，是陈云和刚到东北不久的高岗、张闻天。他们在联名发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电报中还强调：
我们认为，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苏军对我们的援助即为有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们要到达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不到两千字的电报是分两次发给东北局转中共中央的。11月29日发出前三部分，着重阐述当前的局势和在满洲工作的方针，署名“高、陈”；11月30日发出后四部分，着重阐述建立北满根据地的问题，署名“陈、高、洛”。
东北局于12月8日向中共中央转发11月29日电文。12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看到这份电报后，刘少奇于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明确表态说：“高陈艳日未完电的估计和意见，我们完全同意。”
在12月12日收到东北局转来的11月30日电文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再次表示同意电文中的意见。
04
东北局书记彭真等仍主张**“力争我在东北之优势”**
不过，东北局内部当时对于转变东北战略方针的认识仍不一致。“陈、高、洛电”发出后，12月5日，彭真、罗荣桓在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仍提出：“根据塔斯社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话判断：沈阳以南我可继续放手；蒋军接受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又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
接到彭真、罗荣桓的电报后，高岗和陈云当日就复电彭真，指出：“来电所称在歼灭及阻断北宁路之敌同时，以三万兵力攻沈，一万威胁长春。如此分兵，能否全胜。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变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指示（指11月28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再分别请示中央。”
12月6日，陈云、高岗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关于改变独占东北为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及东北的实际情况，立即作全满部署，争取时间配备骨干部队到各战略地区，并派遣五个老的主力团到北满；如果不派或迟派主力团到北满，则北满根据地的创造会推迟。”
陈云、高岗等人的意见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12月7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中明确指出：“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的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碍工作，丧失时机。”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相应调整了兵力，对创建根据地工作进行了部署。但是，此时东北局在转变东北战略方针问题上仍有些犹豫，还是主张兵力部署的重心应该放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继续强调要“力争我在东北之优势”。
12月15日，彭真为东北局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提出：“当前任务仍是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力争我在东北之优势，并准备明春的大规模作战。”“目前我们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广大地区。”
针对东北局12月15日的部署，刘少奇于12月24日给彭真发了一封长电，明确表示“不放心”：
(一)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修养中。(二)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三)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指梁兴初、罗华生)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
12月28日，刘少奇又致电彭真、林彪，并转高岗、陈云、李富春，说：“毛主席在看了最近一个多月东北与延安往来电报之后，从休养所中写来一个关于东北工作指示即发你们，望注意收听。其中心是进行切实的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05
毛泽东一锤定音：到“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建立根据地
在休养所养病的毛泽东确实在关注并思考着党在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在详细分析了一个多月来东北与延安往来电报并经过深入的思考，毛泽东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电，明确提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是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建立这样的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毛泽东还指出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的指示电及时确定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正确战略方针，从而统一了东北局领导层的认识，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三、特殊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的领导体制使东北局和军队指挥机关难以合在一处
我们不否认人是可能有私心的，但我们也不能用今天某些人的心理来揣测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那一代革命者的革命信念。解放战争爆发后，为了全力争夺大东北，不同根据地、不同建制的十几万将士在党中央的安排下进入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四分之一来到东北，13位政治局委员来了4位，他们到东北后的工作并非按照官阶、地位来安排的，与彭真同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是东北局下属的北满分局书记，来东北之前任西北局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高岗是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来东北后被任命为北满分局下属的合江省委书记，他们都是在党中央任命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后主动要求来东北的。
史实完全可以证明，并非“林彪不愿与彭真合在一起”，更不是因为他“不服气彭真的领导”，林彪与彭真"合在一起”还是“不合在一起”，都是党中央的决定；林彪提议高岗接任罗荣桓的职务也并非“为自己要当东北局书记”，而是当时战事发展所急需。
01
东北局成立时东北人民军队的****指挥机关尚未建立
东北局从酝酿成立到正式组建时间很短，只有几天。东北局之所以匆忙组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军代表和曾克林一行的突然到来。
1945年9月1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中，还只是征求派谁去东北负责，说：“现急需派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来延飞机已飞张家口，可能作为交通工具，康生、高岗均愿去东北工作，你们意见如何？”9月13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报中已决定：“我们拟候飞机回延安后，即载彭真、康生前去东北，并拟定程子华亦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的工作。”
两天前商谈的“东北最高负责人”中还没有彭真，两天后就拟定“彭真、康生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一天后正式成立的东北局中又没有了康生，可见东北局的成立和组成人员的选定还是比较匆忙的。当然，东北局匆忙组建是有客观原因的，这一方面是形势发展太快急需组建东北局，另一方面是东北局组成人员要搭乘苏军来延安的飞机去沈阳。
9月13日，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飞机从沈阳出发。途经多伦休息一夜，于14日上午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对于苏军代表和曾克林一行的到来高度重视，当天，即向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做了汇报：“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这份电报中没有说明朱德向贝鲁罗索夫提出中方意见后苏方的态度，这是因为贝鲁罗索夫在向朱德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时已有这样的内容：“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曾克林到延安后向中央汇报的具体情况，他自己有如下回忆：
飞机在东关机场着陆后，汽车把我送到王家坪。匆匆吃过午饭，我便赶去向中央首长汇报。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陈云、彭真、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这时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说我们来的正好。中央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让我随便谈谈，越详细越好。
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即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如下通报：
我冀东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奉命率一千五百人于日寇投降后向东北前进，曾配合红军打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市。8月12日（应为9月5日）进入沈阳城，并被红军委为沈阳卫戍司令。昨随红军代表飞抵延安。据曾报称东北情况如下：
1.曾克林部队已发展到2万余人，全为新式武器，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改编保安队万余人。
2.原在东北做苦功我八路军之俘虏的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3.国民党从监狱释放甚多，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4.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支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在民间者甚多。
5.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
6.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中小城市及城乡无人管理，秩序混乱，伪组织等待交待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
《毛泽东与海军将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从中央的这份通报中可以看出，听了曾克林的汇报后中央还是很乐观的，既然曾克林1500人的部队可以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而且“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所以，中共中央在9月15日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通报中央成立东北局的决定时就这样提出：“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由此可见，东北局是在中央判断我军已经占领了“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而且“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的前提下成立的，因此党中央在这份决定中虽然授权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但由于东北人民军队的指挥机关在东北局成立时尚未建立，东北局与军队指挥机关的关系在这个决定中并未提及。
02
虽然中央曾明确临时组建的东北军区受东北局指挥，但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时中央的决定中并未提及二者的关系
中共中央在9月15日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通报中央成立东北局的同时，发出刘少奇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电：“中央决定程子华到东北工作，为东北中央局委员。望接电后立即起身到山海关乘火车到奉天找卫戍司令曾克林接头，找彭真、陈云等。带必要的参谋、电台人员，以建立东北人民军队的指挥机关。”
程子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接中央令后立即启程，并于9月21日抵达沈阳，随后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建军事指挥机关。
10月4日，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建立临时性质的军事指挥机关。”9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组织东北临时军事指挥机关东北军区司令部，暂以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委，伍修权为参谋长。东北军区受东北局指挥。”
中央在调程子华来东北时就决定他“为东北中央局委员”，任务就是“建立东北人民军队的指挥机关”，因此，作为“东北临时军事指挥机关”的东北军区受东北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中央的电报中对此也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局势瞬息万变，东北军区成立后的第二天，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东北问题并未在重庆谈判中提出，国共两党都要用武力争夺东北，大战一触即发。在此关键时刻，10月11日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于16日致电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中的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从此电中不难看出，中央急调林彪来东北，是已经判断出在东北要打大仗、恶仗了，这与一个月前东北局成立时认为我军已经占领了“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的形势分析大不相同，与10月9日批复东北局组织东北临时军事指挥机关时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此时正在由冀鲁豫前往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因为9月17日中央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时，战略设想是“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刘少奇在9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
林彪与萧劲光于8月24日从延安乘飞机到太行区八路军总部，准备到山东根据地。9月19日，中共中央电令林彪、萧劲光到冀热辽地区的玉田组织冀东决战。9月23日，二人由濮阳北上冀东。但由于东北情况紧急，中共中央又决定林彪、萧劲光及调冀东的部队立即转道奔赴东北。10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林彪、萧劲光、聂荣臻、萧克电：“由于东北情况紧急，林彪及到冀东的部队决定速开东北。”10月上旬，林彪、萧劲光赶到山海关，改乘火车赶赴沈阳。10月29日，林彪、萧劲光一行到达沈阳。
10月31日，也就是林彪到达沈阳两天后，中共中央就致电东北局：“决定我党部队及东北抗联部队正式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
中央这个决定中有三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第一，东北人民自治军是“正式”组成，作为“东北临时军事指挥机关”的“东北军区”自然也就随之撤销了；第二，中央没有如同组织东北临时军事指挥机关那样明确“东北军区受东北局指挥”，对东北局与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关系并未提及；第三，林彪与彭真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中是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的关系。
03
**彭真曾向中央提出****林彪“以回东北局主持全局为宜”,**但中央明确表态“暂时以不提为宜”
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后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和以林彪为首的总司令部都在沈阳，但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后，林彪于19日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赶往锦州前线指挥作战，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分开，林彪和彭真客观上已经无法合在一处了。
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党中央认识到“企图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根据地建设上。对于中央方针的转变，林彪是同意的。12月5日，林彪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提出应“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12月7日，中央致电东北局并林彪，认为“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12月20日，中央做出加强西满工作的决定：“加强西满分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以黄克诚为副书兼副政委，以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身兼西满军区司令，林彪更是无法回到沈阳与彭真合在一处了。
东北局与自治军司令部不在一处，二者又没有明确的领导关系，所以，当时东北局与自治军司令部的电报往来多数是“东北局致电中央并林彪”、“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实际上成了东北局、自治军司令部各自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东北局与自治军司令部的联络反倒不通畅。罗荣桓代表东北局1945年12月13日发给林彪等的电报就这样写道：“林并李吕（指林彪、李富春、吕正操）：你二日电（指1945年12月2日林彪致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电）今天才见到。东北局三日与九日发出之电你是否看到望告。”
《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林彪给东北局的电报东北局十多天后才见到，东北局给林彪的电报十天了还不知是否看到，这样一种局面如何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因此，此时彭真确实希望林彪回东北局。12月23日，彭真致电中央：“西满有大战时，林彪须亲去指挥，否则以回东北局主持全局为宜（因罗荣桓身体很不好），必要时暂可兼西满司令员。如顽敌大举进攻热河，而聂荣臻又不能东顾时，提议由林统一西满与热河前线指挥，请中央考虑。”
不过，彭真的提议中央并未采纳。25日，中央复电彭真：“西满很多老部队，必须林彪才能统率起来，待各部队编制部署完毕并立稳脚跟后，再调林回东北局工作，暂时以不提为宜。林彪在西满百端待理，对于热河恐也照顾不来。”
由此可见，虽然彭真在中央任命林彪兼任西满军区司令后曾向中央提出林彪回东北局，但并非“中共中央支持彭真的意见”，而是中央并未同意他的意见，原因是“林彪在西满百端待理”。这也证明，并非林彪本人“不愿与彭真合在一起”。至于后来中央要求“彭真、林彪速回合一处”，已经是第二年4月的事情了，那时的情况与此时彭真的提议，并无任何联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