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连：日本侵略南海罪行深重_风闻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刘永连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日本商人为追逐暴利，派遣水性好的工人潜水作业，将海人草连根拔起，使其无法再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多年盗采鸟粪磷肥，基本挖空东沙、西沙群岛累积了一米多厚的优质鸟粪，每年运到日本的磷肥以万吨计，导致此后中国几乎无可开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是侵略中国最甚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日本不仅侵略中国陆地疆域，也把中国的海疆纳入其侵略范围，对中国南海海疆的侵略活动尤甚。

侵扰最甚

日本侵占我国南海诸岛始于20世纪初。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就提出“大陆政策”和“南洋政策”，“南洋政策”即向南扩张，目的是侵占太平洋岛屿、东南亚乃至大洋洲和南亚地区，而占据南中国海正是其南进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日本占领台湾后，以其为桥头堡向南渗透，将侵略魔爪伸进我国南海海疆。1901年，日商西泽吉次侵入东沙群岛，据其所著《东沙岛经营情形》叙述，他带领公司船只自琉球群岛南进，遭遇台风，误打误撞闯入东沙群岛海域，发现东沙群岛主岛资源极其丰富。于是，1907年西泽吉次偷偷占据东沙岛。西泽吉次公司不仅在岛上建造基础设施，还驱赶、迫害岛上的中国渔民，拆毁其房屋、粮仓、庙宇，铲平132座坟墓，并擅自将该岛改名为“西泽岛”。西泽吉次的活动得到日本政府支持。日占“台湾总督府”派遣官员登岛，对西泽的非法开发活动进行监督、指导和奖励。西泽公司不断扩大盗采规模和范围，将海洋资源满船载往日本。同年，清政府发觉西泽吉次的非法活动，遂发起对日交涉，至1909年才最终索回东沙群岛主权。当时英法等列强尚处于偷偷测量海道、绘制地图的阶段，但日本已明火执仗地在南海诸岛殖民扩张，有目的、有计划地侵占中国领土和海洋资源。

1917年，日商又卷土重来。日商石丸庄之助时常带人到东沙群岛一带盗采海产，后来干脆偷住岛上。1924年，中国通过外交渠道驱逐了该股势力。但1925—1928年，日商石丸庄之助与松下嘉一郎等收买海军东沙台台长（1925—1927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委任许庆文为台长，该人为石丸收买；1927年8月，南京政府海军部又委任黄琇为台长，该人为松下收买），仍旧盘踞东沙海面盗采海产。

自1928年起，广东地方政府收回东沙群岛开发权，开始重视海疆开发事业，大力招商承办东沙群岛等地资源开发。日商转而与中国不法商人勾结，从中国承办商手中抢夺海洋资源。许多日商动辄带领数十人，使用机动船只，成群结队，不断盗采东沙海产。广东地方政府管理不力，使得盗采活动难以禁止。

西沙群岛比东沙群岛岛礁更多，资源更加丰富。继侵入东沙群岛以后，日本又迅速向西沙群岛“拓殖”。据广东地方史料记载，1909年，广东水师在巡视中就发现日本人潜入西沙群岛勘探矿产。1917年起，日本商人开始分批次到西沙进行所谓“考察”、“探险”等。1921年，日商平田末治买通广东政界要人，勾结中国商人何瑞年，由何氏出面承办西沙群岛磷矿开发，而实际由平田操纵开采、运输和销售，以此独占矿权。此后，其他日商竞相效仿。这种冒名盗采行为被海南地方发现，崖县政府予以揭发，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愤怒声讨，在全国引发舆论高潮，广东地方政府经过斗争取消了何瑞年的承办权。然而，日本盗采势力如同苍蝇一般挥之不去，依旧反复盗掠西沙资源。

在南沙群岛海域，日本的侵略活动更加广泛。1921—1929年，太平岛、南二子岛、南威岛、九小岛中的南一岛等都遭到日本人盗掠。20世纪30年代，奈罗岛、黄山马岛等岛上的中国渔民遭到成群而来的日本人侵扰和迫害。

1938年，日本政府对南海诸岛实施了武装占领，直至1947年南海诸岛被国民政府收复，日本直接侵占中国南海海疆近10年。

用尽手段

近代日本在侵扰我国南海海疆的过程中手段频出。其一，设立“奖励基金”，扶植商人、渔民“拓殖”。日本早就觊觎中国华南和南海诸岛，原本企图直接武装侵占。如1900年，日本趁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派军舰入侵厦门，制造“厦门事件”，企图占领该地。但因这一行动影响到欧美列强利益，在他国干预下被迫中止。于是，日本改变策略，大力鼓吹“水产南进”，动员商人、渔民等入侵中国南海海疆。明治政府曾颁行《远洋渔业奖励法》，为渔船配备发动机和冷藏设备，大大提高渔船的远洋捕鱼能力，鼓励渔民、商人积极向外渗透扩张。北起白令海峡，南到南中国海，日本人到处盗采别国海洋资源。同时，日本政府大力宣传“南洋富源”，称南洋有数不清的自然资源和宝藏，煽动平民开展“探险”活动，怂恿其借口“无人荒岛”攫取他国主权。

其二，日本官方积极运作，为其商人在南海的经济活动架桥铺路。南海诸岛主权明确，日本在早期不敢明目张胆攘夺侵占，于是采取较为隐秘的手段，由政府及官员在幕后积极活动，打通官方环节，支持商人向南海地区渗透。最典型者如平田染指西沙群岛一事，先后有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通商局局长、东洋课课长、驻广东总领事、“台湾总督府”总务长、专卖局事务长等官员从中运作，拉拢中国奸商梁国之、何瑞年，同时打通南方军政府高层，让平田末治等在西沙群岛疯狂盗采鸟粪磷矿多年。另外，针对海南岛，日本也曾通过官方运作炮制“中日合作开发海岛模式”，企图开展殖民经营。

其三，贿赂中国商人或基层官员，冒用中国商人名义承办，或在中国基层官员私许下盗采资源。如石丸庄之助等人，就是靠买通中国海军东沙台台长许庆文等，以缴纳特许费的方式给其好处，借助“军事管制”由头获取垄断开发东沙群岛海产权利。自清末倡导海产开发起，中国政府明确规定不许外商承办或外资加入，因此，日本商人多采取收买中国商人的手段。石丸等就曾买通福建商人周骏烈，名义上由周承办，但周及其员工从未到过东沙群岛，实际上全由石丸带领日本人开采海产，货物也全部运到日本经销获利。

其四，政府派遣官员指导、监督商人活动，施加国家意志。每当日本商人、渔民在某个海岛站稳脚跟时，日本政府就派遣官员前去监督开发活动，将其纳入官方管理，这在西泽、平田等盗采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如1908年5月，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登上东沙群岛，“派化学家十三人，到岛查验，佥谓所产磷质，洵为上品，复特立章程，奖励商业，出示劝令农户专购该岛鸟粪为肥料”。1922年3月，“台湾总督府”派遣矿务课、农务课技师等到西沙群岛，调查平田经营情况，并编成《西沙群岛磷矿调查报告》公开出版，将“平田模式”列为样本宣传推广。

其五，武装拓殖公司，派遣军舰为商人掠夺撑腰。为加强侵扰力量，日本政府为盗采商人、渔民配备足够武装，日本盗采势力在海上有恃无恐。后来广东地方政府也向本国商人发放枪械，武力维权，但日本政府直接派军舰介入，为盗采、明抢海产资源和强占海岛充当后盾，直接以武力恫吓中国民众。

为害最深

日本的侵略给我国南海海疆带来了深重灾难，危害极大。在掠夺资源方面，从网捕各种鱼类，到盗采鸟粪、海人草，再到开挖各种矿产等，无不网罗。参与盗采南海海产的日本商人资本雄厚，并组成资本集团协同合作，号称“组合会社”。这些资本集团与日本官方勾结，因此有恃无恐，甚为猖獗。1935年1月18日，主持东沙海产招商开发的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冯锐报告：“附近日人益加放纵，采草则连根抽拔，捕鱼则用炮轰击，以致该岛所产之海人草及鱼类、贝类等，数量日减，若再任其荒废，不特每年坐失一宗海产之权利，抑恐海产丰富之区将变为荒芜之地矣。”

长期在东沙海面活动的“台湾海人草采取组合”（或称“高雄市海人草组合”），1935年5月派遣大型渔船8艘、工人300余名前往东沙，后又组织大船16艘、工人700余名前往。他们声称已由日本驻广州领事代其与广东省政府建设厅东沙办事处交涉妥当，其阵势和后盾远超中国的承办商人。海人草所制药品市场需求旺盛，日本商人为追逐暴利，派遣水性好的工人潜水作业，将海人草连根拔起，使其无法再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人合法承办，结果竟无草可采，血本无归。“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多年盗采鸟粪磷肥，基本挖空东沙、西沙群岛累积了一米多厚的优质鸟粪，每年运到日本的磷肥以万吨计，导致此后中国几乎无可开发。

最重要的是，日本是在扩张侵略的国家意志和极具针对性的国家政策主导下，对我国南海海疆展开侵扰，其危害绝不限于染指经济资源和攫取个别岛屿，而是有明显的全面侵夺和长期占有南海诸岛主权意图。

为配合“南洋政策”，日本政府扩充海军，同时组织资本集团加强经济渗透。20世纪初，日本对我国南海海疆的企图逐步暴露，从假意“测量海岛”、“调查资源”到实施盗采、驱赶迫害中国渔民，再到树碑立石、擅改地名表示占领，无不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干涉和侵犯，其用心极其险恶。以西沙群岛为例。1918年，日本商人小松重利、池田金造先后两次“探查”西沙群岛，在“测量”永兴岛时，他们将刻有“日本帝国占领”字样的数十条花岗岩石埋入地下，显然不是一般商人的“经商”行为。1918—1921年，日本拉萨岛磷矿株式会社也先后两次侵入西沙，将其中8座岛礁列入开发计划，并在西月岛上非法竖立写有“占有本岛，大日本帝国帆船报效丸乘员一同”字样的木桩。1920年，平田末治向日本农商务省报备，擅自将西沙群岛改称“平田群岛”。此后，1924年日本政友会代议士（众议院议员）齐藤藤四郎，1927年大阪市瑞宝洋行主高岛秀次、上海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书记长安原美佐雄、太平矿业会社小畑政一等，1928年日本东大洋行主东则正、珍珠制造贸易商大西宇兵卫等日本商人及其公司蝇集西沙海域。他们不但多次“勘探”西沙群岛海洋资源，还包藏侵占西沙主权祸心。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渗透和武力威胁，使日本帝国主义在1938年迅速侵占了中国整个南海海疆。

历史上，日本侵占我国南海海疆持续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手段之多样、为害之深重前所未有，这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边疆史上黑暗耻辱的一页，它时刻警醒我们：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