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塞尔维亚传来噩耗，我在南联盟当记者时的老房东娜达走了，享年92岁_风闻

老胡很难过。昨晚从塞尔维亚那边传来噩耗，我在南联盟当记者时的老房东娜达北京时间头一天早上走了，享年92岁。消息是她的儿子传给我的朋友金晓蕾女士的，金晓蕾女士正在中国厦门出差，她说要回到塞尔维亚之后，才能了解详情。她说，娜达的儿子让转告我，她母亲走得非常安详，已经下葬。

我1993年前往贝尔格莱德做人民日报常驻记者，那年秋天搬到娜达的家中。那是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我租了地上两层，娜达和他的丈夫萨沙住半地下的那一层，我付的月租金是600美元。那里既是我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的记者站。

在接下来的近三年里，这位塞尔维亚房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母亲般的关怀，特别是在我独自一人驻站，备感孤寂的那段时光里，她主动为我洗衣服、打扫房间，经常给我做一些吃的。她有钥匙，随时可以上楼来。每次我去战场采访，她半夜也要起来送我，在我胸前画十字。所有我的中国朋友都羡慕我遇到了这么好的房东。

驻站期间，我的母亲因脑血栓瘫倒在床上，我难过极了，动了终止任期回国的念头。娜达反复劝我不要冲动，说如果她是我的母亲，决不会接受我回国陪伴她，而会要求我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工作，因为孩子好是母亲最大的愿望。

娜达有过两次婚姻，她年轻时是南斯拉夫政治报的打字员，第一任丈夫是该报记者，她和他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第二任丈夫就是我认识的萨沙，他个子不高，瘦瘦的，与娜达没有生育。娜达说，他与萨沙恋爱了十几年，一直在考验他对自己儿子的态度。萨沙的父亲是旧南斯拉夫的一位副部长，所以在贝尔格莱德著名的德丁尼耶区留下了那所房子，房子的对面就是我在时南斯拉夫总统的官邸。有开发商想买他们的那所房子，因为那是一块绝对的宝地，但是娜达坚决拒绝，她说这个祖传的房子决不能卖。

娜达年轻时相当漂亮，我客厅房间的玻璃板下压了几张他们家人旧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娜达自己年轻时照的。当时二战结束没几年，18岁的她穿着一件背带短裙，站在湖边，一脸青春的萌动和对未来的期盼。中国朋友来记者站时看到那张照片都很欣赏，不敢相信照片里的姑娘就是我的老房东，感慨岁月无情。

1996年夏天，我结束记者任期离开贝尔格莱德。刚回国那两年，我和娜达通过电话，但我的塞尔维亚语退化太快，记得最后一次通电话时，我除了问候“你好”，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2011年，我在阔别15年后，首次回到塞尔维亚，最急切的事情就是去看老房东娜达。当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娜达抱住我“呜呜”哭了起来，而且她这一哭，把我搞得也泪流不止。

我进了当年的记者站，发现客厅与我走的时候完完全全一样，还是那套餐桌餐椅，还是那套沙发，墙上还是当年挂的那幅画，甚至连餐桌上的桌布也是当年的那块编织品。地毯同样没有换，只是更旧了，而且地板塌陷了。我问娜达为什么不修一修地板，她说这些年她穷了，没有钱修房子，所以她的房子也无法再租给外国人，收高一些的租金，只能几个房间分租给在贝尔格莱德上学的外地学生。那一年萨沙已经不在了，娜达独自生活，她当时的退休金只有200多欧元。有两个学生租户，各有100欧元房租，她和儿子各分一半。

我没想到娜达的生活比我在时差了不少。之前我在这里常驻时，都是娜达关心我，那天我第一次给娜达留了一些钱。回国以后，我开始通过使馆的朋友隔段时间给娜达带一些美元，后来使馆的好朋友都回国了，我就开始通过金晓蕾女士跟娜达和她的儿子联系。金晓蕾女士是嫁到塞尔维亚的中国女子，现在是塞尔维亚国务活动首席中文翻译，她的丈夫普希奇先生是塞尔维亚著名汉学家，孔子学院院长，他们一家都是我的朋友。7月份金晓蕾女士回国看望父母，我们见面时，她还向我讲了娜达一家的近况，一切都好好的。

娜达是外国人，但特殊时期的那段经历使她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她总对代我去看望她的中国朋友说：胡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几年前去了一次塞尔维亚，也去看了娜达。我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动员老太太来一次中国，我每次劝她来，让她带着孙子一起来，她都说：我老了，动不了了。

娜达的一生过得很普通。她少年时经历了二战，晚年又经历了南斯拉夫解体以及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震荡，中间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是东欧最富有的国家，1993年我去南斯拉夫驻站时，虽然它正在经历严酷的国际制裁，但在当时我的眼里贝尔格莱德好漂亮、好富裕，路灯比北京的亮很多，商店、餐馆的装饰也比国内高一个等级，但是南斯拉夫解体导致的一系列战争摧毁了塞尔维亚。

2011年我看到的贝尔格莱德已经被周边东欧国家远远甩在后头，整个塞尔维亚的GDP还不及中国南方有些发达的地级市，即使人均GDP也比中国低了很多。塞尔维亚最近这些年经济又好起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很大动力。国家千万不能陷入战乱，娜达和她国家的命运在这样告诉我。

娜达走好，希望我们来世还有机会相见，希望我们彼此能够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