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改名风波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国家形象博弈｜热点_风闻

编者按：据今日印度、印度《经济时报》等多家印媒报道，莫迪政府可能会在定于2023年9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一项把印度（India）国名更改为“巴拉特”（Bharat）的决议。连日来，关于印度要改名的猜测不断发酵，在国内外掀起热议。据印度媒体介绍，“巴拉特（Bharat）”是梵语词汇，字面意思是“承载/携带”，实际意为“寻找光明/知识的人”。而印度曾在历史上被称为“巴拉特”，“印度”这一名称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确立的，它是“奴隶制的象征”。

据悉，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政府近年来试图消除殖民主义痕迹的进程愈演愈烈，比如将建于英国殖民时期、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议会大厦改建为博物馆等。那么印度为何要改名，背后又有何深意，引发了广泛讨论。国名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象征和标志，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独特性和历史性,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和民族特色的体现。印度改名的背后，实际指向了国家的形象的自塑问题。对此，本文指出，国家形象的塑造分为自塑和他塑两种，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互动、竞争与博弈一直存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权力、文化与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及其鸿沟的生成，极为容易受到因民族国家历史伤痕所带来的集体情结的影响。只有从战略高度加强国家形象设计、管理、沟通与修复，保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主体反思意识，才能建立稳固而富有弹性的国家主体形象。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权力·文化·心理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生成动力

叶淑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一个“政治全是形象，同时所有形象也都是政治的年代”，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目标而建构与投射国家形象，加强对形象客体的说服，但是，客体却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该国形象进行“他塑”，使之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主体所期待的形象。**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之间存在深刻的形象鸿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权力、文化与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这使得建立在形象沟通、竞争与管理基础上的形象政治尤为重要。**当前学界虽然偶见对国家形象主体间性的研究，但仍缺乏对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生成的分析，只有深入探索形象鸿沟生成背后的权力、文化与心理动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国家形象沟通，加强国家形象管理，理解与超越因形象鸿沟所带来的对立与冲突。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生成

形象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形状或形体，在主观层面表现为镜像。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镜像，它既是一种意象（image），也是一种主观的知觉（perception）。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英文image作为“形象”之意最早出现在13世纪，是指人的肖像与画像。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把形象定义为人们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印象、观念与信念。总体上，形象是在主客体互动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具有主体间性特征。

**国家形象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国家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因素。**国家形象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对国家“声誉”与“威望”的追求。管文虎把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综合体，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它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存在媒介形象说、评价说、实力说、身份或认同说等不同视角。国家形象常常被视为一种具有“认知性”的（cognitive）、 “情感性”的（affective），并且对行为体具有一定“评价性”（evaluative）的建构。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在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本国与他国（或者国内与国际）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主客体对该国的认知、评价与情感的总和。

国家形象有自塑形象（也称为自我形象或内形象）与他塑形象（他者形象或外形象）之间的区别。在A、B国作为形象主客体时，A国的自塑形象是指A国“通过自己的行为主动塑造的自己的形象”，他塑形象则是B国（他国）根据其利益、文化、价值观对A国形象的塑造或对A国自塑形象的一种再造。在自塑形象生成过程中，国家通常把理想形象投射到自己身上，并希望以此影响他者。他塑形象则是他国（B国）对本国（A国）形象的再造，是他者（B国）自身形象的一种折射，不单单在表述对方（A国），更是在表述自己（B国）。

**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鸿沟背后不仅有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等物质层面的因素，而且有认知鸿沟、评价鸿沟与情感鸿沟等主观层面的因素。**形象鸿沟并非总是建立在直接经验基础上，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客体双方共有观念的匮乏、跨文化差异与冲突、集体潜意识与认知心理误区等因素所导致。因为沟通的不足所导致的知识匮乏，他者更多受到新闻流动中的形象以及屏幕中刻板印象的影响，往往容易造成认知鸿沟。评价的鸿沟通常受到他者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跨文化差异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系统性与稳定性，相对于知识鸿沟而言更难以改变。公众的认知与评价都受到情感驱动，国民情感鸿沟的存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情感培育则存在“易破难建”的特征，这需要深入探索国民情感的内在驱动力以及集体潜意识的影响机制。

印度总统向各国领导人发出的晚宴邀请函中，穆尔穆的称呼是“婆罗多（Bharat）总统”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互动、竞争与博弈一直存在。国家对于他塑形象只能破而不能立，因此国家通常更多聚焦于自塑形象的建构。**但是，在国际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自塑形象，而是他塑形象，因为自塑形象要转化为他塑形象才能影响他国对本国的外交决策。正如肯尼斯·博尔丁所指出，“各国的政策和行动不是对局势的‘客观’事实作出反应，而是对他们对局势的‘形象’作出反应”，“直接决定行为的是形象而不是事实”。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等人认为，“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会影响外交决策的过程”，外交政策选择由感觉到的相对能力、感知到的威胁或机会以及感知到的文化所影响。因此，形象塑造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使得形象政治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

**国家自塑形象通常体现为一种夸大的、美化的或理想化的形象，而他塑形象则容易成为一种受损的形象，当然也可能呈现理想化形象，这取决于形象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利益与文化关系。**因本文讨论的重点为形象鸿沟，所以主要关注他塑形象中受损形象的部分。对理想形象的投射是国家追逐权力、维护利益以及获得国家自尊的集体潜意识需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行为体通过信号（signals）和标志（indices）向他国投射“预想的形象”（desired image），而欺骗则是形象建构的惯用手段。但是，在两国竞争或冲突的语境下，形象的他者置身于自身的权力、利益、文化立场上，形成该国受损的他塑形象。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通常存在两套话语以及“两相背离”的矛盾，形象的构建不仅内外有别，而且外外有别，有时不得不面临来自外部的扭曲、污名化、妖魔化等问题。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普遍存在的差异、落差与反差，使得自塑与他塑之间的形象鸿沟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以形象的沟通、冲突与斗争为特征的形象政治因此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是国家主客体之间对话与镜映挫败的反映。**在国际冲突的背景下，形象鸿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对立超越了互补与融合，以及自塑形象等于好形象与他塑形象等于坏形象的分裂状态。要探究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鸿沟的生成动力，需要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秦亚青把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权力、制度与文化三大视角，这对于本文的分析具有相当大的启发。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看，良好国家形象来自国家是否遵守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相关制度、规则与规范，而这些制度、规则与规范仍然是建立在既得利益国的权力基础上的，仍可以从权力视角进行审视。国家形象鸿沟的生成涉及认知、评价与情感等心理层面的内容，无疑需要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加以深入研究，而这又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中较为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下文将从权力、文化与心理三大视角出发，分析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生成的动力（详见图1）。

权力层面的动力

在国家形象概念的理解中，一直存在“国家实力说”的视角。因此，对于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生成需要置于权力维度进行解读。尼采提出“权力意志”的概念，认为人有着与生俱来追求权力的欲望。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把权力定义为“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为的控制”。新自由主义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建立在价值观、外交政策与文化吸引力基础上的软权力的概念，以区别于建立在强迫与交易基础上的硬权力。国家形象具有内在的权力属性，是一种建立在硬权力基础上的软权力。

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实现国家权力，同时良好形象的维护又有赖于国家是否能够在权力斗争与博弈中取胜。摩根索提出争夺权力的威望政策，他指出，“只有通过自己的好名声，他才能得到自己认为应得的那份安全、财富及权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与我们的真实状态同样重要”。国家形象不可避免地深陷于各种权力关系中，成为国际关系中权力斗争的手段与工具。“形象似乎天生蕴含着看与被看、引诱与被引诱的权力关系”，“形象因主体的建构而被赋权，亦因主体反抗而使得这种赋权被负面化，消解某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围绕着形象的权力斗争涉及国家的合法性、正义性，形象政治有助于实现国家权力，同时又需要国家权力的保驾护航。

**国家形象的自塑首先有赖于国家自身权力的运用。**国家需要投射一种理想的、受欢迎的形象，对内凝聚国民，对外吸引外资。国家通过控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把关人”角色，建构大众头脑中的一种“拟态环境”与“形象图景”，从而制造与再造现实。国家基于权力与利益基础上形成自我形象框架，通过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形成“滤镜”效应，对国内外受众产生议题设置力，并施加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影响力，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志。

如果说国家自塑形象首先有赖于国家自身权力运用的话，那么，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鸿沟则深受形象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总体上，理解国家形象鸿沟背后的权力动力有两大维度：一为权力的关系性质，是合作性还是冲突性的权力关系；二为主客体之间的权力大小，是对称性还是非对称性关系（详见图2）。

**合作性权力关系能够带来更为自信的自塑形象，有助于形象主客体双方产生一种共同利益与合作性认同，获得盟友或伙伴的彼此身份定位与认知，甚至获得一种“我们”的集体认同，**尤其是在面临第三方威胁或挑战的时候。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使得他们能够正向看待对方。对于主要是合作性权力关系的两个国家而言，例如美国及其欧洲、东亚的盟友们，虽然文化与认知层面造成的形象鸿沟确实难以避免，但至少可以避免来自客体恶意的形象抹黑，而这对于冲突性权力关系的国家而言，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冲突性权力关系本身容易使得国家在自塑形象中存在一定的防御，从而展现更为理想化的自塑形象。**在冲突性权力关系中，或者存在政权的对抗，或者存在地缘政治等国家利益的冲突，彼此容易产生一种“敌人”或“竞争对手”的身份镜像，进而转化为彼此的负性认知。在这种冲突性权力关系中，形象鸿沟经常来自形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对抗性与排他性的权力博弈以及由此带来的敌意与攻击，例如美国对古巴贴上了“集权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标签。据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对14个发达经济体民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82% 的共和党人和70%的民主党人倾向于对伊朗持负面看法。冲突性权力关系中的形象鸿沟还突出体现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以及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尤其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崛起国触动既有国际权力结构，容易被视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变现状国”，不得不面临守成国对其污名化、妖魔化的形象投射，陷入一种“崛起国形象困境”之中。历史上，英国、苏联、美国等国家崛起都曾引起他国的抵制与反抗，“几乎所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伴随着挨骂的经历”。根据笔者长期对来华留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因两国之间特定的权力关系性质，国别因素是影响在华外国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的最为显著变量。与中国具有较强地缘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如日本或美欧国家的中国形象认识较为负面，而与中国具有较强合作性关系的国家，如非洲、中亚等国家具有较好的对华形象认知。在国家权力消长的过程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受到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当前“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等民族主义思潮的回流上，一国对本国形象存在一种理想化的自恋性解读，而对他国的形象容易出现矮化、污名化、妖魔化解读，这无疑拉大了形象鸿沟的距离，造成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僵化、区隔化以及封闭性特征。

除了上述形象主客体间的权力关系性质维度外，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家权力大小维度的影响，即主客体间是对称还是非对称权力关系的影响。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国家权力大小的考量也必须注意到软硬权力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国家形象也通常被认为是“国家软、硬两种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巧实力’战略实施的结果”。国家形象的好坏并不必然与该国的硬权力大小成正比，硬权力的提升如果没有相应软权力的匹配，在现实主义“国强必霸”的思维中，反而更容易引发所谓的“大国威胁论”“大国原罪论”的负面形象。在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中，伴随两国冲突性的上升以及权力大小的日益接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经济实力为特征的中国“硬”形象的认知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但是对于以感受评价为代表的中国“软”形象的认知则出现波动下滑。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英国对中国持欢迎态度的占比从2002年的65%下降到2020年的22%，美国从2002年的43%下降到2020年的22%，法国则从2002年的58%下降到2020年的26%。

在合作性权力关系中，无论软硬权力是否对称，例如软硬权力相对对称的德法以及软硬权力相对不对称的美韩，都会较少存在污名化，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也较小。但是在冲突性权力关系当中，例如软硬权力相对对称的美苏以及软硬权力相对不对称的美朝，国家之间往往容易存在单向或双向的污名化与妖魔化，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较大（参见表1）。无论从软权力还是硬权力角度看，在一个相对对称的冲突性权力关系中，国家形象主客体之间虽然可能存在斗争，进而面临形象被污名化与妖魔化等问题，导致彼此糟糕的互塑形象，但力量上相对势均力敌使得形象政治的斗争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均衡，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在一个非对称的冲突性权力关系中，无论从硬权力还是软权力角度看，强国都往往对弱国掌握着资源控制权、关系主导权与形象话语权，这尤其体现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例如在当前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中， 呈现出一种基于二元对立结构之上的霸权与反霸权、支配与反支配的关系。西方国家，尤其是霸权国，掌握着更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更多的国际话语平台，更为丰富的国际媒体资源。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无论在物质还是形象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都存在“中心”向“边缘”流动的特点，长期处于信息“逆差”的国家必然在形象自塑上处于劣势，而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形象的他塑。

文化层面的动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源泉，它为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价值规范与行为模式。文化几乎影响到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全过程，包括意图形成、编码系统、媒体传播、解码规则以及意图再形成。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其编码者（主体）与解码者（客体）处于不同的文化单元，更容易受到跨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影响，这无疑扩大了自塑与他塑形象之间的鸿沟。

文化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均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解读。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从人类学角度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客观和主观的元素，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被一个群体内化、共享、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心理程序以及行为模式，是一种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也是一套符号系统。从文化概念的定义上看，文化是一个群体层面的内容，不同的群体面对同样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建构出不同的文化应对模式。民族国家文化则是群体文化的延伸与扩大。当然，群体中的特殊个体由于个性、经历与环境的差异，会呈现不同的文化特质。例如，总体上美国是一个偏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偏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这主要是从整体平均值的角度来界定的，并不排除美国也会有某些偏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而中国也同样有一些偏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因此，本文讨论的焦点是群体文化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民族国家文化与国际社会共有文化，这是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产生的动因的重要变量，而个体层面的不同的文化特质只是一个偶然性的解释变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提出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国际社会共有知识的角度来阐述文化，认为“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文化是“集体”再现与“集体”知识。他指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存在霍布斯文化（互相视为敌人）、洛克文化（相互视为对手）与康德文化（互相视为朋友）三种文化逻辑。国际社会的文化结构通过影响国家身份，进而影响国家利益与国家行为。

基于上述概念的分析，理解国家形象鸿沟生成的文化动力同样也存在国际社会共有文化与民族国家跨文化两大视角（详见图3）。

**国际社会的共有文化为国家主客体间形象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可能，不论是何种民族国家文化，其最深层的发展动力都在于满足国家安全感与被尊重的需求，这使得形象的对话与沟通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塑造国家主客体间形象互动的方式，并影响其走向。温特提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逻辑，在一个国家间相互视为朋友并具有互助精神的康德文化状态中（欧盟国家部分具有康德文化特征），主客体间的形象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协调与造就一对更好的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但是，在当前洛克文化状态下（例如美苏争霸与中美权力转移），国家间相互视为竞争对手，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建构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竞争文化，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质疑、批评与污名化。在国家相互为敌的霍布斯文化状态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双方），国家则经常面临着他者形象的妖魔化。与康德文化状态有助于推动国家主客体间的形象沟通所不同，洛克文化与霍布斯文化状态则毫无疑问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形象鸿沟。

**国家形象鸿沟的生成需要置于民族国家跨文化角度下考察。**如学者周宁所说，“世界的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建构的跨文化流动的形象网络”。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主体间性，是一场自我与他者间的文化对话，国家通过异质文化的镜鉴，从而实现自我形象的再造。民族国家间的跨文化问题按照程度层次的不同分别表现为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以及文化霸权，这些跨文化问题的存在极为容易导致主客体在国家形象建构中产生曲解与误读。

**首先，国家形象建构的主客体通常处于不同的文化单元，面临着跨文化差异的影响。**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获得安全感与赢得尊重等核心问题，应对这些核心问题的价值观念与解决途径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提出六大价值取向理论，荷兰学者霍夫斯塔德（Hofstede）提出民族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以及荷兰学者强皮纳斯（Trompenaars）提出的文化构架理论，都表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跨文化差异问题。这些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设想”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集体无意识性，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设定文化边界与规则，但也同时形成了自塑与他塑形象的跨文化障碍与困难。例如中国的家国文化、面子文化、关系文化，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存在跨文化理解的差异，在美国文化中，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绝不甘居第二”“注定要领导世界”，他们认为崛起的中国势必会谋求霸权地位，无法理解中国“韬光养晦”“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和文化。中国文化重视提出和平发展、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宏大蓝图与伟大愿景，但美国文化则注重具体的操作路线图以及每一项具体事务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和平发展只是一个“口号”或“权宜之计”。葛小伟和彭凯平的研究认为，对于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国和美国决策者的关注焦点和认知存在文化差异，美国人更看重细节和过程，而中国人更偏向于宏观的事件性质判定以及关系判定。跨文化差异使得他者形象充满了异国想象，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形象镜像。跨文化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如霍夫斯塔德所说的“文化不是带来协同，而是引起冲突的来源，文化差异不仅会引起麻烦，甚至可能导致灾难”。处于跨文化差异中的形象主客体如果都习惯于启动自身文化系统进行价值与行动判断，而非使用换位思考与第三方视角，就会使得主客体之间的形象鸿沟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文明冲突扩大了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鸿沟。**文化差异如果不能为形象主客体所理解与接纳，存在一方要改变另一方的企图时，文化差异就将进一步升级，上升为文化冲突或文明的冲突。文明与文化紧密相连又有所区别，“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中，只有积极的、进步的成分才可以称得上是文明”，因此“文明从属于文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各国围绕着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如果形象主客体正好处于“文明冲突”中，国家的他塑形象势必面临来自他者的负面化、污名化与妖魔化的解读。形象鸿沟突出体现在基督教文明国家与伊斯兰文明国家的冲突之上。文明的冲突除了宗教文化层面的冲突外，还体现在西方国家与部分非西方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价值观的冲突上（例如美国与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的冲突），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神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冲突上（例如美苏、美朝、美中之间的冲突）。美国对华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于中华文明以及中国意识形态的抵制。在当今西方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思维支配下，这样的形象鸿沟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最后，文化霸权容易造成弱势文化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尤其体现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前者对后者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让全世界接受西方的‘普遍’模式”。西方文化霸权还体现在英语语言的霸权上，这加速了弱势语言边缘化的趋势。文化霸权容易使得弱势文化国家的自塑形象淹没在强大的他塑形象中，出现严重的形象“逆差”，甚至使自塑形象处于一种失声、失语状态。这也是当前中国形象处于“国际传播中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境况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霸权支配下，有的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同化，面对强势文化相伴而来的文化傲慢与偏见，弱势文化很容易产生文化自卑心理，进而怀疑自身文化主体性价值，甚至出现国家形象的自我矮化，这在近代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中表现尤为突出。形象主客体之间存在的文化霸权、文化傲慢以及文化自卑，成为自塑与他塑形象之间的形象鸿沟生成的重要动因。

西方人从自身主体性的角度来建构他者形象，产生一种体现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话语体系。虽然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积极的反抗，但是也存在一些东方国家出现“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的倾向。文化对形象鸿沟生成的影响以一种社会潜意识的方式出现，只有在主体反思与省察的条件下，才能为社会意识所捕捉，并可能在意识的层面加以调整，从而改变文化互动的“舞步”。要恢复东方国家形象背后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意识，需要在借鉴西方文化基础上，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的优缺点，并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扬长避短。

心理层面的动力

国家形象反映国家的整体精神面貌，不但涉及国家的实力名声，还关乎国家的价值吸引力。国家被视为一个“道德－精神的有机体，并具有道德和法律人格”，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把国家描述为“个性之物”，“国家具有的精神实质是人类精神”。国家形象本身具有认知性、评价性与情感性特征，其自塑与他塑形象的建构与集体潜意识、认知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心理学引入到现代政治学分析中，他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法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认知心理学也被大量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中。精神分析法与认知心理学被应用于研究政治领袖的个体心理与决策心理。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集体潜意识为分析群体的集体心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公众情绪的分析层次则直接体现为群体层次”。张三南从人性心理路径探索民族主义实质，提出“心理情感方面是界定民族含义的基本路径”，民族的建构离不开心理层面的建构，并指出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面临着一个层次分析的转移问题，即从个体层次向群体层次、国家层次、国家间层次转移的过程。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经常被 “人格化”或“拟人化”。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建构主义的“社会人”，都从不同角度把国家“人格化”了。亚历山大·温特明确提出“国家也是人”的命题，认为国家具有施动性，赋予国家意愿、身份、认同等个人所具有的特征。心理分析主要从个体层面展开，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还原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批评。但是个体心理可以通过领导人或权力精英心理以及具有集体共性的集体潜意识两条路径影响国家心理。美国学者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情绪是群体认同的核心，可以将情绪从个体提升至群体层次，来解释群体间关系，而国际规范可以建立在情绪基础上，因此情绪也可以应用于国际层次的分析。尹继武在研究国家间联盟时，将联盟关系类比为群际关系，包括群体间与群体内关系，并把心理学应用在联盟信任形成的过程中。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生成，不但涉及决策者与公众认知心理误区等因素，还涉及集体自尊、集体自恋、集体情结等问题（详见图4）。

根据笔者于2002—2006年对1532名在华外国留学生的调查来看，受微妙的心理变化的影响，有中国血缘和与中国具有较为亲近地缘关系的国家的留学生有意区隔与中国的距离，并不比其他背景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印象更好。伴随时间的推移，在华留学生会经历心理否定期与心理适应期的变化，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呈现出U型（先下降再上升）或斜N型（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上下波动分布特征。王珏、汪伟民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形象的建立是认知者通过对某国（认知对象）在已知场合中的行为作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分析和归纳, 得出一些相对稳定的印象”，“首因效应、好恶效应、光环效应是影响美国对华认知结果的主要心理因素”。国家形象鸿沟确实容易受到首因效应（第一印象效应）、刻板印象（定型化效应、定型作用）、晕轮效应（光环效应）以及投射效应等心理认知误区的影响。第一印象产生“先入为主”的作用，刻板印象带有僵化性特征，晕轮效应存在非逻辑性推论，都会带来形象认知的误区。对于中国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在西方对华形象认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投射效应是人倾向于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投射于他人身上，认为别人也具有与自己相同的特征，从而产生对他者的误解，例如美国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新殖民主义论”都深刻反映美国对华的一种心理投射。这些心理效应的存在影响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国家主体对客体往往存在某种特定的固有内在模式，例如“救世主”或“受害者”模式等。在国家形象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种诱导他者以自我认定的某种特定方式来作出反应的投射性认同现象，从而完成一种“自我预言的实现”。

容易对国家形象鸿沟产生影响的认知心理误区还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杰维斯所讨论的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的问题，他提出了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式及历史包袱等错误知觉产生机制。杰维斯还指出国家决策者容易把对方行为判定为有计划的预谋，过高估计自身影响力以及作为目标的重要性，并出现一厢情愿的认知陷阱。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布什总统的错误知觉密切相关。勒博（Richard Ned Lebow）关于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马岛之战起源的研究表明，战争起源于双方不断升级的错误判断，双方都错误地估计对方的意图，认知与动机的偏见共同发挥了作用。在认知心理误区中，国家容易陷入一种夸大的自恋以及“被害妄想”中，成为一道横亘于主客体之间的鸿沟。

集体潜意识作为一种非理性状态支配着民族国家的集体心理。**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于国家所产生的一种集体意象，反映形象主客体的深层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最早为荣格所提出，他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精神积淀物，是先天遗传而被意识遗忘的部分，“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基本由原型构成”，而“原型是以意象的形式出现的”。弗洛姆（Erich Fromm）在荣格集体潜意识概念基础上，提出社会潜意识的概念，他使用社会过滤器（群体共同拥有的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的比喻来说明社会潜意识的产生。恐惧被认为是波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摩根索强调，个人不断增强的不安全感是现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根源。国家追求良好的声誉所引起的自尊感，并且避免不良声誉所激发的羞耻感。国家在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后，必然会追求集体自尊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建立在良好集体自尊基础上的国家形象是国家人格面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功能稳定的重要手段。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等人引入群体心智的概念，把受群体无意识因素支配而消失个性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该群体具有焦躁、变幻无常、冲动、容易被暗示、单纯与夸大群体感情、保守、专制和野蛮等特征。“内群体”与“外群体”的集体潜意识产生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强调内外群体的差别有助于加强内群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但也容易产生群体间偏见、刻板印象与歧视。与内群体紧密相连的是一种族群中心主义，“容易将自己的群体看作是美好和优越的”，“而外群体则不足挂齿”。“群体内的相似性很容易导致内群体偏好”，“而对外群体而言则会出现‘外群体同质效应’”。“群体思维鼓励关于对手的刻板印象”，“对手可能被认为太过于邪恶而无法进行谈判”。内群体在面对他塑形象被外群体贬损的时候，容易形成观点极化与观点撕裂。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则提出,长期接触、合作性活动以及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偏见。

集体自尊是集体自恋心理的一种体现。国家作为形象主体时，其自塑形象在自恋心理的驱动下很容易被理想化而产生夸大的自我形象，但他塑形象也极为容易被同样自恋的形象客体所贬低而形成受损的他者形象。完整的国家形象必然是好坏兼有、优缺点并存，但在主客体形象互动过程中容易生成一种分裂的形象，国家自塑形象经常会被理想化，以一种“天使”“母亲”“英雄”“自信”“重生”“力量”等原型的形式出现，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大多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母亲”，而他塑形象却容易被形象客体的阴影所投射，更为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被赋予“魔鬼”“死神”的原型，例如美国就把伊朗、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夸大的自塑形象与受损的他塑形象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扩大了本已存在的形象鸿沟。我者越强调好形象，他者就越强调坏形象，而这又加强了我者对好形象的坚持，从而导致这种好－坏二元对立的分裂的自塑与他塑形象在无意识层面不断循环放大。在脆弱的集体自尊的驱动下，国家容易产生集体自大心理或自卑心理，形成一个“易碎”的内外分裂的不稳固国家形象。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及其鸿沟的生成，也极为容易受到因民族国家历史伤痕所带来的集体情结的影响。**国家形象主客体之间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侵略、征服与抗争、解放深深影响两国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强国出现的傲慢、鄙视以及弱国未经充分表达的愤怒、悲情，都会成为一种难解的集体情结，一旦碰到类似的情绪按钮，由情结引发的情绪就奔涌而出。受历史情结的影响，国家出现自我中心主义、施恩者、拯救者或受害者等心态，使得两国在形象互动过程中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非理性情绪的纠缠之中。

结语：对形象鸿沟的理解与超越

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它难以完全弥合，需要以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心态接纳它的存在，发挥它增进主客体深度理解以及推动深层次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通过换位思考和第三方视角避免造成形象冲突升级等负面影响。**国家主客体只有在理解与接纳的基础上，才能超越形象鸿沟。**从权力、文化与心理的层面探究形象鸿沟的生成动力，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并走出形象鸿沟的困惑。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从战略高度加强国家形象设计、管理、沟通与修复，在形象博弈中取得主动权。**形象建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形象的投射与传播受权力政治的驱动，其主要目标是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这使得从战略高度建立国家形象塑造的协调机制成为一种必要，全面加强国家形象设计、管理、沟通与修复也尤为重要。形象政治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媒体的发达程度，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品牌，加强媒体议题设置能力与新闻框架的建构能力，是各国提升国家形象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面对建立在西方霸权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争取形象沟通的平等地位以及民主对话协商的权利，是非西方国家争取形象塑造主动权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议题。

**第二，保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反思性的文化主体意识。**理解形象鸿沟背后的潜意识，需要培育敏锐的文化察觉与深刻的文化反思能力，推动潜意识文化意识化、隐性文化显性化。面对文化冲突，从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角度，保持一种文化中立，对不同的文化持有审慎的不评判态度，在多元文化意识指引下，化冲突为沟通、理解与融合。对于跨文化差异，也并不刻意强调维持差异，“而是强调利用文化间的孔隙（porosity）来促进跨文化对话和传播”。秉持“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多元结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对立结构，推动一个基于理解与对话基础上的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国家形象建构。

**第三，摆脱“脆弱的集体自尊”，建立稳固而富有弹性的主体形象。**在主客体互动的进程中，国家形象具有一定的“易碎性”，这主要体现在主体对客体评价的过度敏感上，尤其体现在对于外界批评的不耐受性上。国家形象需要摆脱“脆弱的集体自尊”，根据国家利益目标建立一个理想化与现实感相互平衡的自我形象，整合国家人格的“本我”与“超我”部分，建立稳固而富有弹性的主体形象。国家形象主体需要客观看待内外形象的鸿沟，识别来自客体的形象投射，不陷入投射性认同的集体无意识中。对于形象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首因效应、刻板印象、晕轮效应、投射效应以及认知相符、诱发定式现象等错误知觉，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省察与反思意识，走出形象互动中的潜意识误区。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驱动下，国家形象以一种简单的好与不好、成功与失败的二元对立的数字指数评估的形式出现，实在难以描述当前国家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面性。在一个权力转移与国家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形象的竞争与博弈在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技术手段的推动下变得更为激烈，但是，对形象鸿沟的理解与超越，甚至是弥合，并非是科技驱动所能达成的。**要拨开形象鸿沟的迷雾，关键在于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洞察与反思，在于走出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偏狭”，在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获得价值的超越与升华。**这使得形象鸿沟的突破恐怕还需要回到“道”的层面上来，基于对人类情感与心灵的深度省察，真实地面对人性固有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