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从3000亿巅峰到濒临破产，只因为公司跟错了老板_风闻

两本传记，一部纪录片，一部电视剧。

         

还在世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当中，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

亚当·诺依曼就是其中一个。

只不过这些对他和他缔造的WeWork来说，不是享受，而是耻辱。

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商业故事。

顶峰时期，作为共享办公空间领域的龙头老大，WeWork的估值达到了47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规模。

而现在，这家公司很有可能即将退市，市值为1.82亿美元，也就是13~14亿人民币，缩水超过99.6%。

8月份，WeWork警告称其对于是否能继续经营“存在重大疑虑”，表示可能申请破产保护。

遥想当年，WeWork的投资人、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说，亚当是“地球上下一个伟大的科技公司CEO”。

他说上一个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人，是马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投资大亨眼中的商业奇才，把这家全球最大的共享办公企业、曾经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公司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一次演讲中，孙正义对满场的投资人说：

“对不起，我们创造了一个怪物。”

01

私欲

亚当出生在以色列，7岁时父母离异，跟着母亲生活，而母亲花钱大手大脚，导致家里经常缺钱。

他身高1米96，有阅读障碍，写东西错字连篇，后来几乎一直不用电脑，需要别人代他处理邮件。

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做的是一款婴儿服，特色是加了一层护膝，但实际上婴儿在爬行期内不需要这个东西。

后来他又做了一款能够折叠成平跟的高跟鞋，但是第一次拿到样品时，可折叠装置突然启动，差点把员工的手指割下来。

不难想见，这两次他都失败了。

他并不真心热爱他做出来的东西，他只是想通过创业致富。

所以他没完没了地跟身边各种人求教：什么行业才是能搞到钱的好行业？

结果他注意到有个朋友经营一家叫“阳光套房”的小公司，开设办公空间，小企业可以拎包入驻。

于是他如法炮制，找到纽约一个工业老建筑的房东古特曼，提出要把一个破旧的咖啡工厂改造成联合办公空间，因为当地布鲁克林区有很多小公司创业者。

这就是WeWork的前身“绿色办公桌”（GreenDesk）。

他们从宜家买来几块桌板，然后用玻璃隔断来分割空间。

第一批租客来参观的时候，他们只能看到地面上的胶带标记和草图，凭空想象他们的办公室，但真的有人当场签约了。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可是来这里办公的人却是络绎不绝，亚当想把生意做到其他城市，但古特曼小富即安，没有兴趣。

于是他买下了亚当的份额自己经营。亚当只用了一年半，就套现了50万美元。

但是再次创业时，很多房东并不相信亚当，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一租就能租出去5年吗？

几经碰壁之后，他遇到了一个人傻钱多的投资人，名叫施莱伯，见面当天就提出要投资他。当时公司没有任何付费用户，亚当就说公司估值4500万美元，施莱伯没有讨价还价，一口气给了1500万美元，占股1/3。

在WeWork第一个办公空间装修的同时，他们去附近的星巴克里招揽租客。

“你好啊，经常来吗？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办公室，每个月只要650美元。”

这些混迹各种咖啡馆的设计师、制片人、律师，现在找到了一个值得付费办公的稳定场所。很多2~4人的办公室一经推出就被预订一空。于是亚当又租下了古特曼同一栋楼里的其他楼层。

随着头几处WeWork空间的成功，他们开启了快速扩张模式。

2010年，WeWork收入150万美元。

2011年，WeWork收入740万美元，仅亏损了5万美元。

在拿到新一轮1500万美元融资，公司估值达到1亿美元以后，他开始把每个员工叫到办公室里画大饼，拿出一张小纸片，告诉他们，当WeWork价值5亿、10亿、50亿美元的时候，你手里的股票期权会从1万美元，变成10万、50万美元。

从很早开始，WeWork就是靠同业较低的薪酬和所谓诱人的期权奖励来吸引员工入职的。

不过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员工还要当好“演员”。

每当有重要人物来参观的时候，大家都要负责表演好“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人热烈讨论，有人把酒言欢，有人玩游戏机，有人吃吃喝喝。

当投资人穿过喧嚣的人群，亚当就会随口说一句：“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后来孙正义来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亚当特意要求公关团队，不要找房地产媒体，而是多找科技记者来报到。

但是不管你把一个办公空间打造得多么舒适温馨、小资情调、丰富多彩，都改变不了WeWork的本质——一个二房东。

租下一层，改造装修，然后转租给别人。

说老实话，这不是什么骗人的勾当，是一门正经生意，也能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企业对办公场地的需求。

但如果对投资人强调它的本质，就会显得“不够性感”。

换句话说，好好经营，收益稳健，吃喝不愁。

但亚当要的不是这些，他要做风云人物，还得是科技首富。

他就要让WeWork原地起飞，让单车变火箭。

因为只有这样，WeWork才能成为亚当个人的ATM。

在B轮融资中，WeWork筹集到4000万美元，但这些钱当中有900万美元借给了一家叫做“We控股”的公司，这是亚当创建的实体，用来持有WeWork的股份，或者说是亚当的提款机。

一般创业公司在上市或被收购之前，创始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亚当已经等不及了。

不光是变现，他还参与购买了WeWork一些办公大楼的股权。

这就意味着，他成为了WeWork的房东：如果抬高WeWork的租金成本，他就能从中获益。而支付租金的费用，来自WeWork的各轮融资，也就是投资人的钱。

他第一次做这笔房产投资只花了100万美元，而1年后大楼出售，他就收获了300多万美元，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但只要公司估值一路看涨，没有人会在意。

02

异变

2014年，WeWork融资1.5亿美元，估值达到15亿美元，成立仅四年，跻身独角兽。

亚当不断地告诉投资人，WeWork是当时正火的共享经济的一种，就像优步需要汽车，爱彼迎需要公寓一样。这些公司承诺的共同点就是：只要收入不断增长，利润也会随之而来。

在那个为创业而疯狂的年代里，不知道怎么算的，在投资人的预测中，WeWork到2018年的利润有望超过10亿美元。

就在短短16个月之后，这家公司的业务轨迹没有什么变化，估值就膨胀到了50亿，随后是100亿美元。

亚当的纸面财富达到了30亿美元，而他从这一轮融资中又变现了1.2亿美元。

利用这些中饱私囊的钱，他在美国各地大肆购买私人房产。

一般来说，如果创始人过早售出股份，那么今后他对公司的控制权就会削弱。

但是亚当设计了一种股权结构，他1股会按10股算，这样即便他只剩5%的股份，仍然能控制整个公司。

很多主流的科技媒体都成了WeWork估值泡沫的助推者，比如《福布斯》杂志为了彰显WeWork是一家科技公司，强调用“热成像技术”能帮助WeWork充分利用“每一毫米”。而《快公司》杂志将WeWork评委2015年最具创新力的50家公司之一。在亚当的PPT里，WeWork的“每一层级都由技术驱动”，但他甚至依然不会用电脑。

那些年，做素食肉的Beyond Meat说自己是个“平台”，做奶酪的 The Melt说在线订购系统是高科技，做剃须刀的Harry’s把重复买刀片称作“订阅”模式。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风险投资趋之若鹜。

就像小黄车和摩拜也声称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一样。

我从家到地铁站，一辆小破车骑个5分钟，你怎么就改变世界了？

一个乔装打扮的二房东，怎么就“提升世界的意识”（亚当原话）了？

与这些夸大其词形成鲜明对比的老套桥段是，亚当把WeWork办成了一个任人唯亲的家族企业——

他的妹夫负责健身部门，他在海军的朋友负责财务，财务方面的继任者是他老婆表亲的发小，他老婆的表弟经营地产，老婆的侄子是高管，老婆本人负责品牌营销……其他高管也把裙带关系带进了公司。

WeWork始终控制不好成本，与这样的管理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本采购团队为了控制成本，一口气从中国订购了很多统一制式的沙发，已经运到了新泽西的仓库里。

但是WeWork的首席创意官，也是亚当的朋友基美尔不喜欢这种流水线家具，也能为颜色不对，要求新开业的办公空间要用不同特色的家具，结果团队不得不以零售价在美国市场购买，一件沙发大几千美元；如果沙发到货赶不上新店开业，甚至还得空运，一批货运费就要多花几千美元。

而几百件价廉物美的中国品牌沙发就被随意丢在仓库里，清理库房的时候，员工甚至可以用不到100美元就能买回家。

这样的随意超支、浪费在WeWork当中随处可见。

公司每年召开两次大型出游活动，其中一次叫“全球峰会”，另一次叫“夏令营”，WeWork在全球的大部分员工都会来参加，公司会包车、包机票、包酒店，甚至会包下一整个环球影城，还会请各种知名歌手、乐队轮番登台。

一场活动的花费就是1000万美元。

亚当出门，经常是一个车队随行，让一辆轿车跟在他的迈巴赫后面，这样他可以在车里跟人开会、面试，等会议结束，让对方下车，让后面的空车司机把对方拉回办公室。

他还动用公司的6300万美元买下了一架私人飞机，他的理由是他个子高，坐商业航班很不舒服，前一年公司刚刚亏损近9亿美元。

一个销售人员说，他们在芝加哥一家寿司店公款吃喝2200美元，但在公司完全查不到任何记录。

有些地方为新租户减免几个月的租金，于是有人就薅羊毛，到期了换个地方，还能再享受一次减免，WeWork内部没有任何记录追踪。

2014年，WeWork收入7400万美元，亏损8800万美元。

2015年，他们没有实现预测中的4900万美元盈利，反而亏损2.27亿美元。

在估值达到100亿美元之后，亚当很快就要以150~200亿美元估值进行下一轮融资。

于是他飞到了中国，成功引起了一家资本的注意——弘毅投资，董事长是赵令欢。

这些你可能并不熟，但你熟悉弘毅背后的那家企业——联想。

所有机构听到150亿以上的估值都退却了，只有赵令欢感兴趣注资，帮助WeWork在亚洲大规模扩张。

6亿美元，这是弘毅截止当时的最大一笔投资。

融资完成后，亚当邀请赵令欢来到华尔街一座高楼的楼顶上，大家把酒言欢，亚当拿出一个灭火器，朝众人喷洒泡沫，赵令欢被喷得满身都是。

“我们要拿下世界！拿下全世界！”

03

孽缘

亚当很快就得到了进军印度的机会，面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但在印度碰到的另一个人可比莫迪重要多了。

他参加了一场名为“创业印度”的演讲活动，一个日本商人坐在台下，一边听一边跟着点头。

没错，他就是时年58岁的孙正义，日本最著名的投资大亨，西方人称其为“Masa”（是“正义”Masayoshi的缩写）。

当晚，他登上了同一个舞台，宣布这是一个“大爆炸的开始”。

他的成名之战是在2000年给刚起步的阿里巴巴投资2000万美元。

截至2016年当时，这些股份价值已经达到400亿美元。而孙正义也已成为福布斯日本首富。

孙正义说：“我俩是同一种动物，都有那么点疯狂。”

但这不足以让他同贝佐斯、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人相提并论。

在他的设想中，他要打造一个规模空前的基金池，投入那些前景光明的科技赛道，实现爆炸式的增长。

截止当时，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只筹到了30亿美元。

要找到巨量的钱，光靠私人机构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到极其富裕的国家主权基金。

比如沙特阿拉伯。

在飞往中东之前，他给这支愿景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划定了一个规模——300亿美元。

但是乘坐私人飞机的途中，他一页页翻看着PPT，动手划掉了这个“3”，改成了一个“1”，后面又加了一个“0”。

1000亿美元。

他对助理说：“人生苦短，要敢想得大。”

在沙特，他见到了王储穆罕穆德·本·萨勒曼，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

通过将沙特阿美进行上市，萨勒曼预计能筹集到10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主权财富基金。

而孙正义告诉他，他可以给王储和他的王国一份1万亿美元的礼物，让沙特成为科技革命的中心。

而要完成这一史诗般的壮举，王储只要给他1000亿美元。

最终，王储同意交给他450亿美元，虽然打了个对折，但这是有史以来对所有风投基金最大的注资。

随后他又从阿布扎比基金和软银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凑足了1000亿美元。

后来他吹嘘到：“我在45分钟内收到了450亿——1分钟10个亿。”

事后证明，如果没有发生在中东的这一切，WeWork或许不会走向今天的覆灭，它可能还活着，作为一家规模更小的公司，可能中途换了一个老板，实现自负盈亏。

但是1000亿和孙正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家企业的轨迹。

当他们找到那个疯狂的亚当，曾经勉力支撑的伊甸园，一步步堕入了深渊。

为了接待孙正义，亚当使出了全部的招数，一张空桌子都不能有，背景音乐也要精心挑选，还要安排一个员工在厨房做华夫饼，这样烹饪面包的香甜气息就会弥漫在整个空间中。

结果孙正义姗姗来迟，“真不好意思，我只有12分钟。”

亚当快速带他走了一圈，让他看到了电动升降桌、无钥匙进门系统、一个显示全球WeWork项目的大屏幕，一些在真实办公环境中没什么用处的花拳绣腿。

孙正义看完，马上就要去特朗普大厦了。

但他意犹未尽，于是叫亚当一起上车。

亚当还想给他讲解PPT，但孙正义摆摆手，他已经作出决定。

在曼哈顿拥挤的街道上，他告诉亚当，他要交给WeWork的金额是——

44亿美元。

截止当时，经过多轮融资，WeWork总共募资也只有17亿美元。

而现在，这个第一次来到WeWork、第二次见到亚当的日本男人，给了他44亿美元。

对于孙正义来说，手握1000亿美元，如果只是投到一大堆麻雀般大小的初创公司是说不过去的。

WeWork所在的商业地产商业，本身就是重资产行业，需要昂贵的租赁支出，也有着庞大的潜在市场，而WeWork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实体社交网络社区”，所以又跟科技投资沾了边，自然成了他青睐的赛道。

软银的团队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并报告给孙正义，但孙一意孤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而亚当控制的We控股实体在这笔交易中又套现了3.61亿美元。

孙正义不知道，或者说不在意这些。他只想让WeWork变得更激进，在他看来，WeWork所在的行业就是一个“抢地盘的游戏”，如果WeWork规模能扩大50倍，那么公司估值就会显得很便宜。

在东京，为了让亚当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请亚当吃了一顿饭，还带来了一位亚当的“前辈”导师——

滴滴出行的CEO程维。

当时滴滴同优步在中国本土的血腥战争已经结束，滴滴获胜。

程维是孙正义投资的最大受益人之一。

孙正义告诉亚当，程维能在中国击败优步，不是因为他比优步的CEO卡兰尼克聪明，而是因为他足够疯狂。

孙正义问：“在一场战斗中谁会赢？是聪明人还是疯子？”

亚当说是疯子。

孙正义直视他：“你还不够疯狂。”

这句话成了一句谶语，它是激励（毁灭）亚当的最后一根稻草。

04

爆裂

回到美国以后，亚当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撒币。

Conductor、Naked Hub、MissionU、Designation、Teem……这些全都是WeWork出资收购的企业，领域五花八门，比如活动策划网站、编程课程机构，另外他的妻子还创办了一所小学。

如果这些与主业无关的收购案只算是“作妖”的序曲，那么更致命的就是WeWork肆无忌惮地大举租赁各种办公空间。

传统的仓库式空间已经搜刮殆尽，他们只能进军传统的办公大楼，而这意味着租金要比早年间翻了一番。

但WeWork每月收取的会员费却不变。

为了打压其他竞争对手，他们甚至动不动就给租户免上数月，甚至长达两年的租金。

公司的规划毫无章法，原本当年的目标是新签22.5万张办公桌，亚当喝了一顿酒，目标就变成27.5万张。

而为了找到租户来填满这么多桌子，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房产经纪人，按租赁价值的20%给他们提供高额提成，比竞争对手高了一倍。

凡此种种汇集起来，2017年WeWork的支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8亿美元，而收入却只有8.66亿美元。

窟窿越来越大？没有人在意。

因为只要收入越大，估值就越高，所有人的纸面财富就越高，反对亚当的声音就会小到听不见。

在WeWork内部，员工称之为“BASS法则”——“因为亚当这么说”（Because Adam Said So），你照着做就是了。

2018年，亚当与星巴克前CEO霍华德·舒尔茨见了个面。

老成的舒尔茨对亚当说，他希望星巴克花6个月停止增长，这样就能解决星巴克多年来的各种积弊和痼疾。

很多WeWork高管也都建议亚当这样做：聚焦主业，重视降本增效，业务流程需要系统化梳理，等等。

在二人会面结束后，他登上私人飞机，与几名员工讲述了舒尔茨的建议。

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感想：“去他妈的。”

他可以无视前辈和下属的建议，但一家公司这么多问题，怎么对外人交代呢？尤其是需要做出报表的时候。

会计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

传统财务指标中有一项叫EBITDA，是“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的利润”，也就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如果按这个来，WeWork铁定是亏损的。

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经社区调整后的EBITDA”。

用这个，他们抹掉了一大堆的费用，比如行政、设计、技术部门的成本，这样他们就“盈利”了。

当年如果没调整，亏损9.33亿；调整以后，盈利2.33亿。

而孙正义甚至对亚当说：你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软银的资金。

你只管营收增长，不必担心利润。

但这样一来，亚当就锁死在了孙正义身上，一旦他跌倒，失去了孙的信任，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投资人可以纵容他如此放肆。

为了满足他自己和孙正义的胃口，亚当推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把他自己买楼租给自己的生意搬到台面上，包揽大型房东、房地产经纪和租户一条龙，打造一个万亿美元帝国。

孙正义听了非常满意，将这一行动起名为“坚韧计划”，考虑要给WeWork输血多少钱。

亚当说，他需要700亿——美元。

这样预计到2023年，WeWork的营收就能达到3580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公司2022年营收的90%。

孙正义没有被吓倒，而是跟亚当一起，越讨论越激动。

截至2018年，美国全部股票的市值是30万亿美元。但根据孙正义潦草的计算，WeWork到2028年的价值将达到10万亿美元。他们将一起建立起一个吞噬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庞然大物。

一般公司的创始人做白日梦，这个不难理解。

令人费解的是用真金白银投钱的人，也做白日梦。

孙正义和亚当或许真的以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他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就是软银的大后方，是他的提款机。

在完成与软银的投资协议之后，WeWork又得到了10亿美元，估值冲上了470亿美元。

亚当在欢呼的人群中高喊：“我们成为了地球上估值第二高的私营公司。”

其“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国福特汽车、联邦快递等几十家财富500强企业。

亚当说：到明年，公司估值将达到1000亿美元。

“你知道我们要用这些钱做什么吗？提升世界的意识！”

但事实上，此时他们只是得到了10亿美元而已，而为了填上他们的窟窿，还需要很多个10亿美元。

这一次，他们的美梦终于破灭了。

因为软银愿景基金的出资方，也就是沙特王室方面，对WeWork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状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拒绝进一步出资。

孙正义也是头铁，他决定动用软银自己的钱来完成这笔交易。

当时软银正在日本完成电信业务的IPO，孙正义计划把IPO以后出售股份的200多亿美元投到WeWork当中。

但是上市后没几天，这家电信公司股票一开盘就暴跌15%，软银自己的股票也出现大幅下跌。几家金融机构开始对孙正义个人持股追缴保证金，他的手脚被束缚住了。

面对极大的内外部压力，孙正义拨通了亚当的电话，而此时亚当正在夏威夷岛上跟家人冲浪。

他告诉亚当，交易告吹了，没钱给WeWork了。

山穷水尽的亚当只剩下一个选择——公开上市。

否则WeWork这辆战车很快就会熄火。

05

丑角

华尔街的各路诸侯一时蜂拥而上，都想拿下WeWork的主承销商资格，因为他们从IPO当中赚取的佣金可能接近1亿美元。

为了“迎合”亚当的阅读障碍，高盛甚至不做文书，而是做了一本图集给他看。他们的PPT上还把WeWork同谷歌、亚马逊等公司类比，说：“你们的扩张速度更快。”

摩根大通给出的WeWork估值范围高达960亿美元，而优步上市时的估值也只有700亿美元。最终他们拔得头筹。

但是没过多久，其他一些已经上市的独角兽，比如优步、Lyft股价就开始暴跌。比起他们快速增长的规模，投资者开始担心他们的盈利能力。

摩根大通开始给亚当打预防针，暗示WeWork上市的估值会出现显著下降。

更糟糕的是，WeWork的招股书就是一块四面漏风的遮羞布。

公关主管列出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清单，上面是所有媒体可能发现的高风险内容：

比如2018年公司亏损近20亿美元，比如亚当为了自己股票变现时少缴税，重组了公司架构，比如公司租赁了亚当的房产，比如他1股能抵20股的投票权，比如他的老婆可以决定他的继任者是谁，比如他只是把“We”的商标卖给公司，公司就给了他590万美元……

在招股书公布之后，WeWork遭到了全市场的冷嘲热讽。

一个推特用户说：“这家公司甚至连装都不装一下，摆明了就是一个投资人把钱送到亚当口袋的输送管道。”

公关团队发现，招股书得到的反馈是100%的负面评价。

WeWork的员工也傻了眼，他们不明白老板平时吹嘘的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为什么得不到外界的认可，或者他们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孙正义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当时他正在为第二支108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筹款，他不希望WeWork招股书的爆炸性负面影响到他的事业。

他把亚当叫到了东京，告诉他，招股书这样的反馈，上市没有好结果，所以必须推迟。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还给亚当推荐了以为银行家，说此人可以给WeWork提供贷款。

亚当不信任此人，坚持要IPO。孙正义也寸步不让，因为WeWork一旦上市失败，就会摧毁第二支愿景基金。

这个平日里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日本商人此时被彻底激怒。

他提高嗓门威胁亚当：如果你敢强推IPO，我会动用一切手段来进行阻止。

多么荒诞的一幕：一个撒币最多的投资人，正在阻止一家3000亿估值的企业上市。

二人现场对峙未果。回到美国后，亚当面对的局面已是四面楚歌：银行家担心公司的估值一降再降，员工们担心公司能否上市兑现期权承诺，已有的投资人不愿意流血强推IPO，路演希望吸引的投资人不认可WeWork的高估值，甚至拒绝认购。

头一回，亚当担心的不再是估值问题，而是如何继续推进IPO。

摩根大通财富管理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埃尔多斯向亚当提出了一个想法，这是很多参与IPO的高管共同的想法：

“也许你不做CEO对WeWork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许多潜在投资者认为你不应该担任这个角色。”

因为WeWork几乎所有的负面缠身，都因他而起。

摩根大通的高管戴蒙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

二人相识多年，戴蒙给亚当开了数亿的个人贷款授信额度。他劝亚当体面地离开。

可以想见，对于这样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来说，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时是什么反应。

经过了一番博弈，WeWork做出决定：推迟IPO计划。

如果亚当依然拒绝离职，那么WeWork的下一步可能就是破产，同时他几个亿的个人贷款会遭到催债，他可能会失去一切。

最终，亚当出局了，他交出了超级投票权和实控人的位子。

但这并不是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

它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恶心。

因为手持30%股份的亚当要从WeWork投资人的手里榨取最后一笔钱。

他出手了价值9.7亿的股票，免除了175万美元没报销的私人费用，收取了公司1.85亿美元的咨询费，还让软银给他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来偿还他的信用额度。

最终，他带走了超过11亿美元的现金和5亿美元的新贷款。所有员工和整个市场都为之震惊。（后来孙正义反悔，二人因此对簿公堂。）

就像当年轻易放弃婴儿护膝和折叠高跟鞋一样，他放弃WeWork时同样举重若轻。

只要看不到/看得到套现的机会，放弃公司又算得了什么？

亚当卸任CEO六周以后，孙正义在东京的演讲中提到：

“我做的投资判断很糟糕，我很后悔。”

前前后后，他给WeWork的钱超过100亿美元，而他总共只在WeWork待过一次，12分钟。

如果不是撒币给WeWork，他原本可以用这些钱买下好几座帝国大厦。

在他当时的PPT上，软银将WeWork的估值降到了29亿美元，是一年前的6%，不过是WeWork现如今市值的——16倍。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孙正义都成了硅谷的笑柄。

他要做的第二支愿景基金也被迫搁浅。

在亚当离开之后，WeWork的故事是乏味的，并且没有起色。

无论换了几任掌舵者，怎样削减开支、降本增效，都无济于事。

2021年，美国股市一片火热，很多创业公司通过一种特殊的上市途径——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让创业公司与一家除了现金没有其他资产的“壳”公司合并，用一种比IPO更宽松的上市程序完成上市。从疫情冲击中稍稍缓过来一些的WeWork也不例外。

但一家本就经营不善的公司，不可能通过上市解决所有问题。

2023年4月，纽交所对WeWork发出退市警告，股价已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

无论接下来WeWork还能抛出什么新动作，都只是在退市、破产、清算的边缘垂死挣扎。

平心而论，WeWork所做的是一门正经生意，它满足了真实世界对办公场所灵活、舒适、社区化的需求。

但这也只是一门平平淡淡的商业地产生意，这个赛道不可能在实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实现高水平的盈利，更与互联网、科技沾不上半毛钱关系。

在热钱涌动的时候，强行扭曲一个行业的本质，就要在资本清醒的时候，为镜花水月、海市蜃楼的坍塌付出代价。

在这个故事里——

一个有钱没处花的王室，

一个投钱不眨眼的教父，

一个花钱如流水的教主，

共同缔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资本丑闻之一。

掏钱的人不明就里，投钱的人孤注一掷，花钱的人狼心狗肺。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企业家，请记住——当你不需要为你花的每一分钱负责的时候，拥有再多的钱，都只是一个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