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夏鼐的“拖延症”，像极了写论文的你_风闻

撰文 | 曹丹

还记得出没于朋友圈的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截图吗？其实除了季羡林，清华园里不少大师都曾写过日记，其中就包括和季羡林同届毕业的夏鼐。季羡林日记从1932年8月22日开始记录，夏鼐的日记则早在1931年1月1日就开始书写。

不同于季羡林在日记里的“花式吐槽”，夏鼐的日记更像一本全面的生活备忘录。翻阅夏鼐的日记，随处可见随意的日常记录，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小事，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和想记的事，都会写进日记里。

夏鼐在1932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学的四年生活最堪留为纪念；将来如有所成就，这四年是前途的基础，假使将来是一败涂地，这四年的记录也可留作伤心的回忆录，知道自己曾经用过如何的努力，而终归失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窥探到一点他写日记的目的：一来是方便自己查阅总结，二来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逗自己一乐。

01

读书成痴：天地万物唯爱书

1930年，21岁的青年夏鼐立下雄心壮志要“每日读书百页”，此后他就一直坚持努力，在不知不觉将这个目标中践行了一生。

据不完全统计，自夏鼐开始写完整日记的1931年开始，除去不可抗力的六年，他每年看书达80余本，起码看了50年，一生最少看了4000余本书，这意味着他至少每五天就要看掉一本书。

夏鼐大学时期就很爱看书，除了自身感兴趣的原因，当然也是为了学业方面的进益。在漫长的大学生活中，他觉得除了阅读以外的大部分事情都太无聊了。

逛街很无聊：

下午偕同乡4人，本想骑驴赴大钟寺看热闹，但雇驴不成功，只好到燕京及海甸街绕一圈走回来。这样便消磨了一个下午，自思真有点无聊。（1932年2月6日）

开班会很无聊：

晚间赴1934年社会学系班会，又是那一套讲笑话，游戏，吃茶点，真是无聊。（1931年1月18日）

上课很无聊：

我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2小时的经济学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书所得的多。……我更惋惜自己的错过，空废了许多有用的辰光去听无聊教员的无聊教讲。（1931年1月14日）

连考试也很无聊：

星期三要考经济学了，课外书只好暂停阅读，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当代社会学学说》这本书正读得起劲，硬生生地被打断掉兴趣。（1931年4月20日）

在准备考试与课外阅读无法很好地平衡时，他又会反思自己：

星期四的三种考试一样没有预备，真有点着慌，下一次绝不可再像这次一样的迟延才好，课外书还是少看点，多预备功课才是。（1931年1月20日）

比起这些“无聊”的事情，看书真的太有意思了。于是，在看书方面已经小有心得的夏鼐不再满足于如此没有技术含量地看看就算了，他决心要锻炼自己的阅读速度。

首先是中文书，他觉得自己每天竟然只能看75页，实在是太慢了，要“训练速览的能力才好”，小说的阅读训练颇有成效，但历史著作边看边做札记，实在是慢得令人发指，因此他总结道：“当改换方法，以求阅读速率之增加”。

其次是英文书：

“近来看英文书平均的速率大概是每天100页左右，一点钟常只能看10页余。这速率还是太低，可是一时不能骤然提高，只好一步一步耐着心向前走去，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1931年1月5日）

还有法文书。法文是夏鼐进大学才开始学习的新语言，他第一次看法文课外书时，“满页都是生字，一小时只能读二三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努力，他“靠着英译本之助，居然在一天中读了22页”，夏鼐对这个“新纪录”表示非常开心。

对书的热爱和对阅读速度的训练，让夏鼐的中英文阅读速度慢慢达到巅峰，并且保持了一生。他中文书籍最快一日可阅读600余页，英文书籍最快一日可阅读500余页。一天看完《红岩》，两天重温半部《红楼梦》加其他书籍之类的，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书看得久了，他本人也变得像本书，淡定包容，智慧渊博，同时又纯粹简单，真挚有趣，堪称达到了书人合一、人书难分的境界。

02

“惧怕”论文：古今通病“拖延症”

一般来说，世界上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你想做的和你不想做的。对夏鼐来说，遇到有用的且是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可以化身为爆发型选手，在较短时间内高效地做完一件事情。但遇到那种耗时比较长的事情，夏鼐就会拖着，把时间线拉得非常长。

夏鼐上大学时曾给导师、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著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写了一篇精彩书评，他先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搜集资料，然后用一个下午就写成了洋洋洒洒六七千字的书评。这篇书评得到了蒋廷黻的认可，之后发表在《图书评论》上，初收稿费的夏鼐体验到了做文章的“妙处”，在之后的时间化身“书评小能手”。

他先是一鼓作气用五个上午写了一万三千余字的《评武堉干<鸦片战争史>》，又用六个半天写了两万余字的《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再用四个半天写了七八千字的《评<中日外交史>》，三篇文章全部刊登在《图书评论》。

就这样，一个大学本科在读学生，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了四篇学术性文章，此后，他的学术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

然而，做事高效、写文章极快的夏鼐在遇到自己没有兴致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时，拖延的劲头也超乎常人。首先，就是他的毕业论文。

如上所述，夏鼐写完两万字的文章只需要花费六个半天，但他写完四万字的毕业论文却花了几个月。这几个月中他真正花来写论文的时间只有二十天，那么剩下的日子，夏鼐在干什么呢？

1934年3月22日

今天本想开始写论文，后来在图书馆书库中忽然想搜集关于北京猿人的资料，竟耗废去一天的工夫。

1934年3月25日

今日开始写作毕业论文了。将已制定好的大纲，加以修正，写了1000余字又搁下，预备明天续写。对于这毕业论文，也许是因为太官样文章罢！总懒得动笔，一天延搁一天，到今日才下决心开始。假使可能的话，还预备在春假以前写好，至少要在春假以前写好两万字，不知能达到目的否！

1934年4月24日

续写毕业论文1000 余字。糟糕极了,旅行回来已一星期余，对于毕业论文却全然不肯动笔续写。这是强压的动作,因之心中总觉得有点不服气，想把他延宕下去。同时又因这是毕业论文，不得不郑重其事，有时更假装慎重，不能轻易动笔。别的事情搁下不做。弄得半年以来,一事无成！真的可叹复可笑！

1934年5月27日

今天写完毕业论文，放下笔来，嘘了一口气。这半年来被这件事情累死了，时常不肯提笔写这论文，又以不能做旁的事情空耗费了许多时间。全篇共4万余字，是有生以来所写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了,但是不满意处仍很多，文笔又是拙劣，真叫人丧气。下学期假使找到适当的职业，还是多读书少写作为佳。

用现在的话来说，在没写论文的日子里，夏鼐除了真的有事，就是在“焦虑”，“焦虑”到引起了身体不适，身心交瘁之下自然无法动笔。这样相似的拖延经历还体现在他写论文的时候。

首先，他不会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写论文，而是写半天，再干半天的闲事，闲事干着干着就把正事忘了。

1942年9月7日

今日又开始整理《古代埃及的串珠》。又读世界书局出版之《日语一月通》(第1日至第9日)。

随后，夏鼐便干了三天杂事，《日语一月通》看到了第30日，论文却一点没写。

接着读《尚书今古文注疏》，论文进展却十分缓慢。

1942年10月12日

开始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阅《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吕刑》一篇。

此外，生病的时候、周末和节日均自动放假不写论文。一放假就又给自己好几天的时间干闲事，嘴上说着进度太慢，手上却一点也快不起来。

（1942年10月10日）

今日为双十节……自己因为足疾未痊，不能出门，但是也休假一天，放下串珠的工作不做。上午阅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下午阅《尚书今古文注疏》中《顾命》一篇。

夏鼐写作这部论文断断续续花费了约5年的时间（1938-1943），期间经历了故乡沦陷之事，他与家人奔波辗转，避战度日，无瑕写作。直到1942年9月日军从故乡撤退，夏鼐终于可以安心写作了。凭着“孜孜不倦”的精神，虽然拖延良久，但他最终在1943年夏天完成了这篇论著。

03

往来鸿儒：人情练达即文章

谈到夏鼐就读于清华期间的朋友，不可不提吴晗。夏鼐和吴晗在清华同系但不同级。

进入清华前，吴晗已写成《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等有分量的作品，在学界初露头角。并且吴晗性格热情、组织能力很强，他不仅积极参与校内活动，在社会上也广泛交游。

进入清华后，吴晗与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金岳霖、冯友兰等名教授都有交往；他还时常到胡适家里做客，结识了一些在北大执教的学者。因此，吴晗很早就在北平学术圈有了一席之地，受到名流学者的赏识。

夏鼐聪敏、刻苦，学业上不逊于吴晗，但在性格上，却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沉默内敛、不善交际，平日里埋头读书，用学习填满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但他内心依然是渴望积极的社交生活的。

1931年1月19日

我真痛恨自己年来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习惯竟铸成那样落落寡合的状态，在同学交际会的时候，时觉局促不安。看见他人那样的高兴，非常羡慕。……使我相形之下，更觉得自己的孤零，更加痛苦，所以有时不得已忍着心不去列席，省得一切烦恼。这种畸形的生活，自然是不应该的，可是自己已习惯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1932年4月3日

我现在的心情受两种势力的冲突，一方面深感觉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结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宝惜自己的光阴，以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总与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谓“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强求。

1933年1月23日

我时常自己思索，觉得自己似乎太与社会相隔离，与交际场所无接触，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来敷衍别人，便觉得是莫大的苦痛。

1933年4月4日

我是喜欢孤独的人，是喜欢热闹中的孤独，若像今日这种野庙孤僧的生活，独自在游廊上踽踽独行，与尘世相隔绝，那是连我也觉得太孤寂也。所谓“交游之乐”便是慰藉这种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夏鼐时常感到“孤寂”“朋友太少”，也察觉出了与人交往的必要，而吴晗就是他在清华期间结交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吴晗入学时曾用“辰伯”的笔名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因此入学第二年他就被该刊聘为文史栏编辑主任。他看重夏鼐有做学问的潜力，拉他进入史学社团，又常常找夏鼐约稿。

起初夏鼐有些不自信：“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但是架不住吴晗的鼓励和苦劝，夏鼐后来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甚至受邀接手了《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

夏吴二人作为清华园里的史学“双子星”，难免会被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但由于性格原因，吴晗无疑会更加耀眼一些。夏鼐曾在日记中记录过一次学期大考后二人的成绩对比：

1933年9月11日

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吴晗原名）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中国上古史是S+，中国社会史是N，法文是S-，党义S+，体育S+。

当时清华大学的成绩评定分为“超（E）”、“上(S)”、“中（N）”、“下（I）”、“劣（F）”五级。上面这段日记说明，夏鼐除了中国社会史得的是“中”之外，其他都是“上”以上，外交史和史学方法两门课还得了“超”，而吴晗的外交史才得了“上”。

从这篇日记来看，夏鼐的成绩很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曾在他的“晋南北朝隋史”考卷上写下大段评语，最后称赞他：“所论甚是，足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陈寅恪的考题一向以“怪”和“难”著称，给分更是毫不客气，但夏鼐的考卷却得到了他的夸赞，甚至连用了两个“敬佩”，足以看出夏鼐治学的认真、严谨和机敏。

夏鼐“晋南北朝隋史”的课程试卷，上有陈寅恪的亲笔评语

但性格内敛，只顾埋头苦读的夏鼐很快就迎来了好友的“当头棒喝”。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好友对他的评价和劝告：

1934年2月20日：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鼐！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

此处的“小张”即张宗燧（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15岁就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学清华大学物理系，23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张宗燧和夏鼐是浙江同乡，二人在校时往来甚多。友人的说教让夏鼐陷入了反思，但经过了严格的自我批判之后，夏鼐还是接受“性格决定命运”的现实，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也感受到了改正的必要性，“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啼笑皆非。”

1934年6月，临近毕业之期，是继续研究还是马上就业，成为摆在夏鼐面前的头等大事。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对未来有着清晰美好的规划，夏鼐顿生渺茫之感。此时已经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的吴晗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4年7月29日：

吴晗君来，谓广西桂林专修师范欲聘一文史指导，月薪160元，欲邀余去。余欲继续求学，乃婉却之，然吴君盛意殊可感也。

每月160元的薪资在当时已是不低，但夏鼐拒绝了这份工作，选择继续求学。他先是报考本系研究生被录取，之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第二届留英公费生，前途顿生一片光明。

夏鼐的“公费留学生证书”（第544号）

但这次高中也伴随着一个意外，夏鼐原本预备研究中国近代史，这次却突然考上了考古学。

1934年10月2日

今天留英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下午去找吴晗君谈谈，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

因为转变太大，夏鼐特意咨询了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意见，最后，孔繁霱[yù]教授向他推荐了傅斯年。

10月30日，吴晗陪同夏鼐进城拜访傅斯年，询问国内考古学的研究计划。之后夏鼐又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河南安阳参与殷墟发掘，凭借极高的领悟能力，夏鼐很快进入了角色。虽然期间也曾起过改行的念头，但改换专业的想法最终还是失败了，事已至此，再无别的选择，夏鼐只得“咬牙硬干”。

因为这次阴差阳错的录取结果，夏鼐最终进入了考古学领域，并最终奠定了他的学术道路，他后来在考古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被尊为中国“埃及学”之父。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30年9月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

他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清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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